大清风云-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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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应当永远禁止，今年圈占的土地，全部返回民间，并将古北口一带的空地拨给农民耕种。”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将奉川、锦州的荒地给百姓开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对大学士说：“田地是老百姓的恒产，已经给他们的不能再收回，大臣们如果有超出规定数量的土地，必须申报户部，有用时再拨给百姓，老百姓的土地不要轻易去动。”对于妄行圈地的人，康熙选择从重治罪。康熙的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对民生的关注，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心系天下的明君的胸怀。
康熙甚至认为即使是军国大事，都不能触犯平民百姓的土地，这种理念出现在三百年前确实让人佩服，现在的许多官僚完全不可望其项背。康熙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对于治国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执政者最重要的是让人民富足，让人民富足的办法是教会他们生财之道，让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发财致富，藏富于民是立国的根本，想起现在的与民争富让人感慨。
此外，康熙还制定了一项政策，禁止汉民投充到满人家里为奴，让百姓自力更生，发展农业。
三、鼓励军垦。在顺治年间，就有人提出了要军垦，不过当时只是提提，没法实施。康熙年间，这道政策才得到实施。最早，军垦是针对投诚兵制定出来的政策，投诚兵以前是跟清军打仗的兵，这些兵的待遇和福利都要差很多，而且他们都拖家带口，如果不实行垦荒的话，会带来很多麻烦。军垦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食问题，还为国家增加了课税。
在赋税方面，康熙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不过，在康熙初年，轻徭薄赋的政策无法实现，由于连年的战争，在初期这个政策无法实现，但是康熙却反对有官员借口国家战争，从苛捐杂税中谋取私利，勒索百姓。对此，康熙严令禁止，他提出：“让百姓休养生息是最重要的事情，执政者一定要清楚，什么是利政，什么是弊政。对国家好对百姓好的事情要做，对国家坏对百姓不利的事情不要做。”
平定三藩后，康熙就着手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地主阶级和小民一律按同等标准交税，并降低赋税。康熙五十年，在赋税方面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改革，赋税不再按照人口来收，人丁增加税不加，只按照田地的多少收税。
康熙所做的还远不止这些，他还严禁官吏扰民，禁止官吏私自征派各种赋税，一再告诫地方官：“累民之事，即使只是丝毫也不能做。”
康熙以身作则，每次外出巡行，力求避免扰民，跟他的孙子乾隆完全不一样。乾隆一出门，劳民伤财，花费甚巨，贪腐成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和孝庄太皇太后驾临五台山，在山上碰到不少百姓背着粮食米豆，康熙有些奇怪，让随从去询问。村民们都说这是为太皇太后和皇帝到来做准备。
康熙随即对阿兰泰说：“太皇太后驾临五台山，一切费用都由宫廷出资，本无丝毫取自百姓，这些粮豆究竟有何用处，应该尽快查明。”
经过询问才知道，五台县的知县担心太皇太后和皇帝来了以后，食用不够，所以从老百姓那里买了一些粮豆，并不是向百姓科派的。康熙深知地方官贪得无厌，往往借着机会搜刮小民，康熙严词说道：“知县从老百姓手中买的，未必尽信。朝廷的一切出行都由内廷解决，以后这些事情地方官不要再插手，不准再让老百姓准备什么。”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临行前，康熙召来户部、工部等官员，晓谕他们：“朕出行的一切用度从俭，大家把一切要用的物品准备好，不要让地方官从民间派取，扰害百姓。”
始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这是康熙治国的最大特点。他治国并没有什么新奇的花招，只是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真真切切地关心人民的利益，仅此而已。
重商节俭，德法兼顾
康熙跟一般封建帝王不同，他没那么仇视商业，他不仅没有看不起商业，反而认为商业自古就是一个社会不可分割的部分。
康熙曾说：“国家要和谐，必须做到四点：执政者全心执政为民，经商的人踏踏实实经商，务农的要勤勤恳恳务农，读书的要兢兢业业读书。这四种人如果能安居乐业，互不侵扰，国家就一定能强大。”
康熙对工商业不仅没有贬抑，而且给予了支持。当然，其中原因比较复杂，可能是因为清朝初年，战争很多，为了缓解巨大的开支，商人做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战争期间，商人要缴纳的关税往往是最重的。在前期，康熙仍然对商人实行重税，没办法，经常要打仗，开支太大了。
平定三藩后，康熙适时改变了做法，他认为再这样下去，会让商民陷入困境，对国家有很大危害，所以决定革除弊政。具体做法是调低税率，并且禁止关卡勒索商人，让商人能够更好地经营和贸易。
为了给商人塑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康熙公布关税征收条例，如果出现勒索者，商人可以通过控告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对于私自征收杂税的官员，康熙表示严惩不贷。
康熙很早就意识到官商勾结的祸害，官商勾结会直接导致市场垄断，导致缺少背景的小商人经营困难，最终受害的是消费者，也就是广大人民。清初，管理物价的机构是牙行，牙行后来日益变成盘剥商人的官僚机构。康熙正本清源，对牙行进行了改造，让牙行变成一个相对清廉的机构，为商人谋利，而不是祸害商民。
对于向商人额外征税的行为，康熙严令禁止。康熙还统一了度量衡，方便全国各地的商人贸易。对于那些抢劫勒索商民的兵痞，康熙要求各级将领予以严厉打击。
综上所述，康熙虽然生在三百年前，但是已经意识到了商业对于社会的作用。正因为康熙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康熙中后期，全国的经济呈蒸蒸日上之势，尤其是江南，工商业最为繁荣。
当然，康熙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而不是一个资本主义领袖。他所做的一切还是从王朝的根本利益出发，商业始终不是主流。所以，在康熙晚年，出现了海禁和矿禁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王朝的稳定。当然，对商业的发展会有一定的打击。在制定这些政策时，康熙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照顾商民的利益，他并没有实行像朱元璋那样严厉的海禁，还是允许沿海渔民出海打鱼。“不能断了渔民的生路啊！”康熙这样跟大臣说。
一个封建社会的帝王，能够做到这样优秀确实已经是很难得了。
那么，康熙又是如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呢？
在这方面，康熙主要是吸收儒家思想，他认为自古成功的帝王无不是以德服人，只有上层懂礼，下层才会有仁义，良好的道德是一个社会稳定富强的基础。
为了塑造一个良好的道德社会，康熙以身作则，杜绝奢侈。康熙有一次下江南，回去的时候，江南文武百官乡绅百姓几十万人为他送行，结果康熙说道：“朕早就听说过江南富庶，来这里以后，见这里城市繁华，看上去确实很富裕。但是江南的人情却没有北方纯朴，过于奢华，过于粉饰。你们这些当官的，要廉洁奉公，爱护百姓，崇尚节俭，拒绝奢侈。只有这样，朕才能安心啊！”
可以说，康熙为了倡导节俭之风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可惜，这些风气到他孙子乾隆手中化为乌有。在为自己修造宫殿时，康熙都要求务求节俭，如果不是孝庄让人修缮康熙的寝宫，康熙根本就不会想要这么做。在修建皇后陵寝时，康熙都要求节俭。
康熙之所以这么看重节俭，在于他有一个观点：明朝就是因为奢侈亡国的。明朝亡国当然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奢侈无疑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基于这种认识，康熙对宫廷的开支作出了很大的调整，务求节俭。明代光禄寺（掌管膳食的部门）每年用的木材多达两千七百万斤，木炭达一千两百万斤，到康熙时分别减为六百多万斤和一百万斤；明代宫殿的楼亭门数多达七百八十六座，到康熙时只有其十分之一。
康熙的节俭也是他“民为贵”思想的一个体现，他经常对左右说：“国家的财政出自人民，民力有限，所以要节约爱惜。能够节约，国家就有余裕；倘若奢侈，将会劳民伤财，祸害百姓。”
当时有一个法国传教士曾经给路易十四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讲述了康熙的生活习惯，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个外国人对于清朝皇帝的看法：清朝皇帝，或者因为他拥有的无穷财富，或者因为他疆土的广阔富饶，说他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君主也许是没有人反对的。尽管这样，他真正用于自己身上的一切远远谈不上奢侈……就其个人有关的方面看，那种恬淡朴素简直是没有先例的……除了循例供奉的东西外，他毫无奢求，他满足于最普通的菜肴，从未有丝毫的过度，他的淡泊超过了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他的衣着，除了几件宫廷里极为常见的过冬黑貂、银鼠皮袄外，还有一些在中国算是最普通、最常见，只有小百姓才穿不起的丝绸服装。逢到雨天，人们有时看到他穿一件毡制外套，这在中国被视为一种粗制的衣服……总之，在他周围的一切，人们丝毫感觉不到那种其他亚洲君主处处要摆出来的穷奢极侈的排场……他不为个人浪费钱财完全是出于一种贤明的节约，以便把金钱用于帝国真正的需要。康熙深信君主的威信和伟大不是依靠外在的豪华，而更多的是在于他道德的光辉。
从康熙的治国之道，我们能感觉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康熙在治国方面也确实效仿古人，他说：“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在坚持教化和德治的同时，康熙对于法治也不疏忽，他一再强烈法律必须严肃、稳定，不要随意变更。
康熙认为，德与法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光靠德不足以治国，光靠法也不能缔造太平盛世。
正本清源——康熙的管理之术
吏治自古以来就是封建帝王最为头疼的一件事，一个朝代衰亡的前奏往往是吏治腐败，官僚欺上瞒下，百姓水深火热。皇帝纵然变成千手观音也难以处理天下杂事，所以，一个国家能不能治理好，首先得治理官吏。
贪官可以让仁政变成恶政，清官能够消解恶政的毒性，由此可见，官吏集团对于整个帝国的作用。
事实上，康熙很早就知道公务员办事效率不高的问题，在古代，这叫怠政，现在一般的说法是为政不作为。康熙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说实话，很难，但康熙还是一步步地努力，力求提高整个官僚集团的效率，树立起官僚集团的声誉。
康熙发现文武官员中有一个陋习，他们借着过节送礼行贿。康熙对此非常愤怒，并认为这是明朝陋习，大清的官员不应该这样，但是要解决这种陋习非常难。康熙曾经对直隶巡抚格尔古德说：“这些总督啊，巡抚啊，贪婪的占多数，朕心里是雪亮的。”后来，他又跟礼部尚书汤斌说：“天下有才能的官僚不少，但是操守清廉的官员却很少见。”康熙说出这番话时非常无奈，纵使康熙文韬武略，南征北战，对付敌人很厉害，但是对于自己手下的这批官僚也感觉无可奈何。
康熙十八年，京城发生地震，康熙命令文武百官上书言得失，官员们总结出了六大问题，其中就有“吏治腐败，民生艰难”，地方官为了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