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风云-第1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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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斌还决定定国号和年号，准备颁布一本《时宪书》，让天下人都奉新朝为正朔。丁文斌把国号定位大明，年号用天元。
丁文斌如果只是自己想想，还不至于送命，但他居然异想天开，准备去山东把自己的书交给孔子的后代。孔子的第七十一世孙孔昭焕看到丁文斌这些书，立刻下令府里的人把他捆起来，并迅速将这事禀报乾隆。
这个案子简直不用审了，反迹昭彰，唯一要考虑的是丁文斌是精神病。审讯中，丁文斌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上帝的旨意。审讯官荒唐到什么地步，居然让他把上帝叫出来。
杨应琚负责审理此案，他经历的事情多，虽然不懂现代精神病学，但是也知道这种情况是大脑出了问题。杨应琚在审理这个案子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精神病血口喷人，乱咬一气，把朝中大官都咬进来。所以，他希望快点结案，他也知道乾隆是个非常多疑的人。如果乾隆疑虑加深，本来没什么事情，都会弄出许多事情来。
乾隆跟杨应琚的想法差不多，都主张尽快把犯人按大逆罪凌迟处死。
就这样，一个疯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凌迟处死，看客们的表情都非常麻木。只有一个人有所触动，这个人就是庄有恭。庄有恭当然不是同情丁文斌，是他自己跟着遭殃了。乾隆不久发现了丁文斌曾经给庄有恭投书。庄有恭早把这事忘在脑后了，等到想起时，拿起那本书给乾隆。乾隆发现这本书跟从丁文斌身上搜出的书完全不一样，认为庄有恭故意隐瞒。
乾隆决定罚款，你庄有恭做了多少年的官，把你的拿到的薪水乘以十，好好还吧！自己没还完，后代接着还。十四年后，庄有恭郁闷而死，死前还欠了六万多两银子。
此后，乾隆还处决了直隶的疯子刘德照等人，以及一些因为笔误而受处罚的人。
对疯子搞文字狱，而且文字狱一搞势必牵连到罪犯的家人，这种荒唐事竟然发生在号称明君的乾隆头上。后来一些大臣实在看不下去了，斗胆对乾隆说，这些疯子疯言疯语，即使要惩罚，止于他们自身就行了，没必要牵累到家人，并不是家人把他们逼疯的。
乾隆好像听进去了，也好像没听进去。
制造文字狱让乾隆很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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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藻这个人做官比较谨慎，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把柄，要通过正规途径整他没那么容易。但乾隆一点也不担心，胡中藻不是写了一本诗集，叫什么《坚磨生诗钞》吗？那好吧，就从这本诗集入手。
汉字内涵那么丰富，就不信找不到胡中藻的把柄。胡中藻，你自号坚磨生，这次我就要磨得你生不如死。乾隆把这个任务交给军机处行走蒋溥，蒋溥的任务是先搜罗“罪证”，等乾隆觉得时机合适时再出手，所以这个任务一定是保密的。如果蒋溥泄露出去，十个脑袋也保不住。
就这样，蒋溥拿着《坚磨生诗钞》苦苦研读。老实说，这个任务真不轻松。出于文人的一种虚荣，坚磨生同志写诗的时候特别喜欢用一些奇险的文字，显示自己文采非同一般。
我们不妨把蒋溥从鸡蛋里挑出的骨头罗列一下，看到这些“骨头”我们一定佩服中国人在罗织罪名上面的创造力。
你胡中藻用“坚磨生”为号，意思无非是说自己操守很坚定，到底是何居心呢？莫非是想跟我大清“坚磨”到底？想念明朝你就直说。
诗中有这么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清是我大清的国号，你把浊字放在清前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胡中藻还有一句怪诗：“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认为“老佛”暗指自己，乾隆生气了，我天天上朝，你怎么说“朝门不开”呢？
《孝贤皇后之丧》中有这样的诗句：“并花已觉单无蒂。”本意是歌颂帝后恩爱深情，乾隆却偏要说这是讽刺皇后干政，乾隆反问：“我几时让皇后干预朝政？”
类似的“骨头”有很多，乾隆二十年，乾隆发动对准噶尔的战争，朝中多有不满者。乾隆突然拿出胡中藻诗歌问题，借机发难，想让朝臣们噤声。
我们可以看看乾隆这个文字狱，整人迹象太明显了，完全是欲加之罪。雍正也搞文字狱，但比乾隆的水平和境界明显高出很多。雍正曾经想整查嗣庭，说查嗣庭出的试题中有怨气，但他又表示，如果单凭这点就治罪的话，显然会给人留下搞文字狱的话柄。最后，雍正揪出了查嗣庭曾经非难和批评康熙的言论——在专制时代这可是能置人于死地的铁证，最后雍正以“孝子”的身份处死了查嗣庭。
乾隆可没这个耐心，他要借机除掉朋党，打击反对自己的势力，哪顾得上那么多。
胡中藻的案子牵连到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在鄂昌的书信中也发现了大量“罪证”，两人一同入狱。乾隆开恩，让鄂昌自尽，等于是拿他做典型，警告满洲大臣不要和汉人来往唱和，更不要结党营私，否则下场就是这样。
胡中藻被处斩，祸及族人和亲友。
果然这个案子爆发后，朝野上下无不震荡，不光鄂尔泰这边惊慌，张廷玉那边也紧张不安。
写诗是刀剑上的舞蹈
乾隆三十二年正月，正是千家万户喜庆的日子，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蔡显慌慌张张地抱着一大堆书籍跑到府衙里，对着青天大老爷哭喊，说自己书中没有半点悖逆字句，希望大老爷明鉴。
这个蔡显也算是文化人，在雍正七年中举，尽管如此，他却没能在仕途上发展。我们知道，在古代中举理论上是可以当官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首先必须要有缺，其次你还得有关系，上面有人推荐你补这个缺。
虽然考上了举人，但是没官做，难免会有一些牢骚。蔡显自号闲渔，喜欢学着魏晋名士的派头，跟文人雅士们一起饮酒赋诗，经过多年的锱铢积累，蔡显印有《闲渔闲闲录》《宵行杂识》《潭上闲渔稿》和《红蕉诗话》等书。
其中最有名的是《闲渔闲闲录》，古人说不平则鸣，没有牢骚就没法写诗。在《闲渔闲闲录》中充斥着大量的牢骚，对官府的种种行为多有讽刺。当然，这本书出来后也确实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文人为诗人的才华倾倒，嬉笑怒骂皆能看出作者文采斐然，简直就是乾隆时期的韩寒，恰好两人也都是松江的。
不过蔡显可没韩寒幸运，在乾隆眼皮底下写讽刺诗，那可是刀尖上的舞蹈，不是亡命徒，别干这号事。这不，被人告发了，蔡显慌了。他自己跑到衙门里坦白，坚信自己并无悖逆之罪，蔡显有这种自信是好的，因为发牢骚跟语言悖逆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但要看对方是什么人，因为双方对悖逆的标准明显定得不一样，在一般人看来很平常的话，到了清廷那里就变成大逆不道了。
果然，这事松江府还不敢做主，上报给两广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明德，这两人既然能在乾隆手下当大员，脾气也跟乾隆一样：无事生非，小题大做。他们认为蔡显：心怀不轨，创作逆书，毁谤朝廷，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应该按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戚家属一律连坐。
《闲渔闲闲录》这本书送到乾隆案桌前，乾隆毕竟也是个文化人，他翻了翻这些书，不觉得有什么大逆，只不过牢骚多了点而已，说实话，乾隆还觉得这个人确实有些才华。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乾隆根本没考虑按大逆律对待蔡显的，甚至都打算教训一顿无罪释放。然而，随着乾隆通观全书，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乾隆发现书中竟然有这样的话：“戴名世以南山集弃世，钱名世以年案得罪……”说的是康熙和雍正年间的文字狱，乾隆心想，这都什么话啊，我想饶你蔡显，你蔡显自己要找死。这条真正谋逆的“罪证”高晋和明德都没有发现，他们发现的只是一些模棱两可的诗句，比如：“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欲怒嗔”“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等等。
说实话能从这些诗句中看出大逆不道那是很需要脑细胞的，“莫教”那两句诗大概是说乾隆乾纲独断、喜怒无常，做事不依靠道德和法律，完全凭个人喜恶办事。“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更隐晦了，大概是说朝廷上上下下都从上所好，是非曲直已经完全分不清楚了。
《闲渔闲闲录》中还有《哀漳城》这首诗：“城里无烟白日荒，北军搜尽万家粮。戈船蔽海天常黑，铁骑飞沙雾转黄。一郡饥魂哭秋雨，千山战骨夜埋霜。我生不尽哀时感，衰草寒夜几断肠。”这首诗很明显是在控诉清朝入关的暴行，蔡显即使想辩解，也很难成功，就算是今天人们也能一眼看出其中的意思，别说是当时敏感的朝廷。
蔡显真是该死，碰到乾隆这么敏感的文化皇帝。《闲渔闲闲录》立即被宣布为禁书，蔡显也将进入最恐怖的审判环节。在酷刑逼供下，蔡显只好认罪，说自己是草野无知，无心写下这些东西，没想到其中有寓意，实在是罪该万死。
高晋奏请凌迟处死蔡显，乾隆施恩，判为斩立决。蔡显长子蔡必照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两个幼子和女儿发配功臣为奴。蔡显的弟子们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印书的人杖打八十。一些办事不力的官员也受到惩罚，高晋和明德本来是想邀功，结果受到乾隆的责备，说他们姑息养奸，理由是没有发现真正“大逆”的文字，反而把一些发牢骚的文字当成大逆。
蔡显虽死，从他的文字中我们确实可以能看到此人的才华，他的诗意境也不错，如果生活在一个较开明的朝代，大概也可以过上文人雅士的风流生活。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与吕留良、黄宗羲、杭世骏齐名的齐周华，这四人并称为浙江四贤。
齐周华是浙江台州天台县人，这人也是一个大儒，而且胆子非常大。
一切还得从吕留良说起，吕留良是名满天下的大儒，曾静奉他为精神导师，在雍正期间，出现了曾静逆书案。这个案子是非常滑稽的，曾静和弟子张照无罪释放，倒是死人吕留良受到株连，被开棺戮尸。这种结果用雍正自己的话说是“出奇料理”，但显然是很不公平的，所以当时就有人写诗鸣不平：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
看彻世事浑如许，头发冲冠剑欲鸣！
写诗的人就是齐周华，他还怕别人看不懂，附上注解：“曾静该杀却不杀，吕晚村无罪却坐罪。这是古今一大恨事啊！”
在齐周华看来，曾静谋逆明显，该杀；但吕留良是一个大儒兼思想家，没有犯任何罪，却受到株连。作者非常愤怒，说世道浑浊到这个地步，自己怒发冲冠，连剑都在鸣动不平。发牢骚还行，但如果愤怒到利剑都快要出鞘，这似乎是一个危险的征兆。
雍正于是开始搜捕这个大逆不道之人，齐周华居然不屑于捉迷藏，站出来光明磊落地跟雍正对峙。雍正虽然残酷，但比乾隆要好很多，他倒没有把齐周华杀掉，更没有凌迟处死，只是下令将他永远圈禁。
齐周华是个汉子，雍正未尝不在心里敬佩他，闽浙总督也对他颇为佩服，曾写诗奉劝他：“物外有人闲始见，山中可乐老方知。”希望他不要再管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