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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0章

大宋遗事-第1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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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问题。可经不起古往今来的那些酸儒淆乱是非,颠倒黑白呵!要想变革成功,首先必须在这些问题上廓清是非,校正视听。否则,变革就可能被延误,阻滞;勉强进行,也会走了样子,不得善始善终。那么,这筚路蓝缕的工作,究竟该从哪儿开始呢?
  几乎没有很多考虑,安石就确定了起点:应该首先从天人关系开始,这是所有一切的根本。只有弄清了这个根本,其他问题才能一通百通,迎刃而解。
  考虑政治变革,政治理念当然是最直接的方面。但政治理念只涉及人事,它的哲学还只是社会历史哲学,它只是浮在上面的东西。人后面还有天,人只是天的一部分,所以,社会历史哲学的后面还有关于天——也就是关于自然的自然哲学。离开天,光谈人是谈不清楚的。离开自然哲学,社会历史哲学也只能一塌糊涂。这个问题不是现代人的发现,古人早已发现,且进行过无数尝试了。由于这种发现与探索的史前、或者前科学的性质,它们充满了谬误;即便有正确的东西,也往往是与谬误掺杂混淆在一起的。咱们中国虽然没有发达完整的自然哲学,但从自然去解释、附会社会人事的尝试,同样是早在远古时代就开始了。此后,更形成了董仲舒、刘向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儒学传统,成为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块赘瘤。而同时,天人相分的主张,从春秋叔兴、子产开始,到东汉王充、唐朝柳宗元等,也始终不绝如缕。
  安石所以将天人关系作为自己思考的逻辑起点,自然与思想史的这种发展不无关系。除此之外,更与现实的种种刺激息息相关。远的不说,从他记事开始,每一次灾变都要引发新一轮的政治攻讦,这种事不是见得太多了吗!要真正实现政治变革,不首先扫除这个障碍是不行的。
  谈天人关系谈得最全面、最完整的古代文献,是《尚书?洪范》篇;而后代酸儒淆乱天人关系,也主要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要拨乱反正,理清是非,当然也得从《洪范》开始。安石注意《洪范》,并非始于今日;零星的见解,早已散见于别的文章中了。但集中精力全面、完整地考虑《洪范》,无论如何,这却是第一次。先是思想、功力不够,未必能想到这上面去;到渐渐成熟,想或者能想到了,又一直在任上,没有充裕的时间。现在,两个方面条件大体都具备了,可以真正进行全面的考量了。
  《洪范》篇,传说是商朝遗老箕子写的。周武王姬发灭了殷商,将箕子带回了王城。闲暇无事,武王问起殷商何以覆灭的原因,箕子不愿回顾国破家亡的惨状,就借夏禹治国的九###理,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以供武王借鉴。洪,是大的意思;范,即是法。所谓洪范,说白了就是###。也有人另有看法,说是后人伪托的。不管实情如何,它是一篇系统综述自然社会的社会政治哲学著作,则是毫无疑问的。所谓系统综述,是指它是从统一的自然哲学的立场出发,来全面地分析、把握社会历史问题。它的这个自然哲学前提,就是五行。所谓五行,简单一点说,就是水、火、木、金、土等五种物质,及这五种物质之间的相互运动。《洪范》就是用它们,来解释自然与社会的生成和发展。用可见的物质形式,来统一地解释自然与人类社会,较之原始思维的灵幻与泛神论,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进步。但它没有摆脱直观的局限,较之更高级的抽象,仍然是幼稚拙劣的。也正是如此,它才为后来不同哲学派别的自由去取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成了不同哲学派别的一个共同出发点。
  

大宋遗事 第五十七回(2)
除了五行这个物质基础,《洪范》论述了治理社会的八大问题,它们互相联系,有自己特有的序列。总合起来,即是: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NB836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洪范》认为,只要认识、把握了五行及其相克相生这一根本,处理好了八个方面的问题,天下就可以达于极治了。
  对于经典,历来只能注释、阐发,不能另搞别的。虽然如此,好的阐释却完全可以妙笔生花,既不离经叛道,又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将阐释写成一篇独立完整的一家之言。可惜汉唐人一直浑浑噩噩,只知道肢解章句,不知道阐发先贤的微言大义。大宋朝直到庆历之前,人们依然只对章句之学感兴趣。改变风气的第一个功臣,是自己的朋友刘敞刘原父。他的《七经小传》,是第一部不汲汲于注解章句,开始关注敷经引义的著作。直到现在,自己都还记得第一次读到他的《七经小传》,是如何的新奇振奋!可原父毕竟是始作俑者,那种发微与敷衍,不过刚刚开始,还羞头纳脸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完全可以更解放一些,更大胆一些,将对于经典的阐发做成新学的一面旗帜!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对于经典的阐发也才能真正为我所用,为即将到来的变革扫清道路!
  安石既这样想,也就这样做了。他的《洪范传》,就是完全本着这种精神写成的。
  首先,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自然与人类社会——也就是所谓天与人的统一的物质基础:五行。由这一点出发,他又直截了当地指出,《洪范》所说的九大序列,不只是人为的语词序列,它的背后,是实际运行的社会历史逻辑,并且依次揭示了它们现实的内在联系。接下来,他就顺着《洪范》固有的顺序,开始逐条诠释它说到的各条法理了。正是通过这些阐述,一面新学大旗终于插进经典诠释的领地,呼啦啦迎风飘扬了。
  先看天人关系。
  水、火、木、金、土等五行,为天地所生,它们自身即蕴含着对立统一与矛盾冲突,相生相继,相克相治,由此而生化出天下万物与精神意识。人既是天地五行的产物,天与人当然是相通的。天有雨、旸(晴)、燠(热)、寒、风五样东西,人君有貌(指恭敬严肃的样子)、言、视、听、思五件事情。天与人既相通,天的这五样东西,自然可以作为人君所做的五件事情的象征或征候了。雨、旸、燠、寒、风,只有适中,才能风调雨顺,万物兴旺。有一样走向极端,或多或少,或者干脆没有,都会造成灾害。同样,人君治民所行的五件事情,有一样不适当,矫枉过正,也会产生不幸。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君子对人都能这样,见到好的就向他学习,见到不好的就引以为戒,对天当然更应该如此了。这就是说,见到自然灾变,做人君的可以由恐惧而自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应对灾变。所谓天人关系,大体也就到此为止了。超出这一点,无论向左向右,都是片面的。有两种极端,尤其需要提防。一种,是将自然灾变硬买到自己身上,认为它们全都是由自己的罪孽引发的;另外一种正好相反,完全不买老天爷的账,认为自然灾变与自己毫不相干,就是天整个儿塌下来了,他也照样我行我素。前一种人,会因为愚昧而惶惶不可终日;后一种人,又会因为顽固不化而懈怠懒惰。唯一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不蔽不葸,不固不怠,既为自然灾变而害怕,又不买罪,认为它就是自己这种或那种行为的产物,从而努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便将事情办得更好。这是一种避开虚玄的求实态度。在这种态度面前,董仲舒、刘向以来的神学——儒学传统,自然是没有什么地盘的。
  再看民本思想。
  人生五福,一是寿,二是富,三是康宁,四是好德,五是终命。人能养息性情,才能长寿;有恒定的产业,才能富有;既能养性,又有财产,再不受干扰侵害,才能康宁;做人君的保住了这三条,老百姓不愁吃穿,无忧无虑,才能好善,趋向道德;这样的人,自然能够颐养天年,至于生命的极限,然后才寿终正寝。六极正好相反,人,失去了固有的性情,没有财产,贫病交加,又因为受到君上的不断骚扰而满腹忧虑,自然只能短命而死;这样的人,或者铤而走险,或者含垢忍辱,要他们崇尚道德,身体力行,是绝对办不到的。而这一切,归根结底,同样是要治理人的君上负责的。要不是他们剥夺了老百姓的一切,老百姓又何至于落到这步田地!
  了解了这个,就不难了解八件政事的次序,为什么要食、货为先,其他为后了。食、货是养生的物质基础。没有它们,人就不能生存,更不要说其他东西了。只有老百姓安居乐业,有吃有穿,然后才能谈得上祭祀鬼神,才能谈得上内政外交、礼乐刑政等一切政治制度与教化、赏罚、邦交、战争等具体的政治行为。否则,一切都谈不上。
  这样以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与福祉,作为皇权政治的前提与基础,哪儿还有比这更崇高、更张扬的民本思想呢?
  《洪范》原是写给皇帝看的,满篇可以说都是对于皇帝的建议或要求。有了上面这样坚实的天人与民本思想为基石,安石对于所有其他方面的阐释,当然也同样会高人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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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五十七回(3)
他认为《洪范》所说的貌、言、视、听、思五事,实际上是帝王的一种修身途径,其次序也是刻意安排好的。外貌恭敬,语言温顺,才能耳目聪明,善视善听,才能通过学习而具有智慧,广置谋略,最后再经过思考而达到神明的境界。五件事中,思维是最重要的。要成功一件事情,无论开头还是结尾,都离不开思维。一旦通过思维达到神明的境界,人就可以随心所欲,无所不知了。就是不想不动,仅凭自己的直觉,也一样可以通晓一切。
  完成了这样的修为,人君才能涵养正直、刚强、柔软等三种品德,才能穷理尽性,既有原则,又通权达变。而有了这一切,人君才能真正一切都以义为旨归,行动适当,合于中庸,不偏不倚。凌弱媚强,从而导致善不长、恶不消的可怕事情,就不会再出现;所有有才能的人,也会主动为我所用,积极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了。长此以往,自然就是天下大治。
  有君道,即有臣道,两者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洪范》既谈君道,当然不能不涉及臣道。安石强调,君臣应当各安其位。执常以事君,是臣之道;执权以御臣,是君之道。就是说,一个是被领导,一个是领导,两者的关系决不允许颠倒。象征君权的,有三样东西:一是作福,二是作威,三是钟鼎玉食。作福是给人恩惠,让人享受福乐;作威是给人祸灾,以示惩罚;钟鼎玉食,是享受生活的一种规格。这三样东西都是人君独自享有的,决不允许任何人分享。身为人臣而想得到这三样东西,就是僭越,就会导致天下大乱,应该受到严惩。
  安石虽然严格君臣之分,却也为人臣的才用施为,留下了广阔的天地。人君应该充分相信臣下,让他们放手而为。就像日月行天而有四季一样,皇帝有了臣子的操劳,他就可以拱手而治,不必有任何辛苦了。虽然如此,臣子的所作所为却必须符合一个标准:听从老百姓的呼声。《尚书》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连天都不能违背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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