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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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那时的尴尬和狼狈，我感到有些可笑。何必呢，大丈夫能挺得起，也能放得下。只要坚信未来，一切都能过去。现在，我则不然了。我神态自若地坐在那里。我想用欣赏的目光看看他们到底怎么表演。我感到，我确乎成熟了。
指导员很显然失去了自信力，因为批判会由营教导员主持。营教导员倒并不声色俱厉，他开宗明义地宣布今天开会的目的。由于我拒绝参加拉练并其他问题，已在连队产生了极为不好的影响，所以请大家一起来帮助我提高认识。
多少年后，每当回忆起这一场景时，我都觉得它是我一生中最得意、最辉煌的一笔，有时还成为我向大学生们炫耀的材料。真的，我那时没有一点被帮助者的低气。我既没拿笔去认真记录每一人的批评，也没佯装虔诚的样子去倾听他们的训诲。我始终扬着脸，面含微笑地瞅着每一个发言的人。喜悦常常滋润我的心头。因为每一遇到我带着微笑的盯视，发言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埋下头、压低了声音。从他们神态的变化中我触摸到一个真理，不管你的对手是怎样的庞然大物，只要你昂然挺立，他就会矮你三分，乃至退避三舍。我真的不是夸张，干部中只有一个木讷口吃的山东人、二排长李春像跳瘙弹腿似地崩了几句，还不痛不痒。我知道其他干部对“山东帮”十分反感，平日里与我很友好，他们不愿给指导员抬轿子。可是指导员竟没发言，连长、于参谋也没发言。我猜想，他们多半是怕我反唇相讥，让自己丢人吧。
一种时代病总要在讨论会、批判会上痉挛，就是那些被组织起来的人们一定要担当起发言的重任。批判我的主力同样落到了那些班长和战士党员的身上。可是语言的贫困使他们的批判没有一点力度，连受批判的我都觉着没劲，替他们着急。只有王喜林的批判挑起了大家的兴趣，绷紧了我的神经：
“我们排长思想不健康。他有时偷唱一些色情歌曲、背颂一些色情诗歌。”
“什么歌曲，什么诗歌？”教导员忙问。
“我记不住，可问问排长。”
炮弹不轻。这次回来，我从家里带来两个本子，一个本子上抄满了我喜欢的中国古典诗词和外国诗歌。一个本子上抄满了外国民歌二百首。我估计将要走过一个较长时期的苦闷、孤独、寂寞之旅。我想用它们作伴，支持我很容易就断裂的生命。我知道这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所有我抄录的东西在文革中统统被打成了封、资、修黑货。如果让人听到我的吟咏，它们就给我打开了走向地狱之门。但我无法排遣我的痛苦，常常在无人的时候，细声细气地吟诵它们。没想到，还是叫王喜林发现了。
“老施，你说说，你念了些什么、唱了些什么？”教导员严肃地问。
高度的敏感提示我迅速去选了那些能引起军旅生活共鸣的、风险较小的篇章：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什么意思？”
“说的是诗人在外边做事，很想念妻子。他想像妻子也很想他。他特别向往有一天回去，和妻子一起点上蜡烛，跟妻子诉说远在外地时想念她的情景。”
“啊，还有呢？”
“也说吗？”
“说。”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什么意思？”
“说的也是想念妻子。既表现对妻子忠贞不渝，又担心她身体不好，幻想能有个红雁传书就好了。”
“你没娶媳妇也想啊？”哄堂大笑，他也笑。
“想啊！”更是大笑，只有指导员想笑笑不起来，不笑还跟着抿嘴。
“教导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还出在这儿啊，原来光说，不知道。”张锁啧啧叹息。
指导员瞪了他一眼，张锁没看见。指导员以为张锁在为我说话。其实张锁并无用心，他只是有啥倒啥。不过这种实在人不分场合的说话还真有点给我救驾的作用：
“恩，看这两句诗吗，没什么大问题。施大学还有点学问。不过你别老想媳妇啊。”教导员笑着指点。
“能不想吗？老也见不着。”又是一阵捧腹大笑。
“没出息，没出息。你再说。”教导员边笑边让我继续。
“我经常哼哼的歌子叫《一条小路》。是苏联大诗人伊萨柯夫斯基作的。写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年轻姑娘想她的情人，想要跟他一起到前线去打仗、保卫国家。”
“你唱一遍我们听听。”
“好吗？”
“不是让你表演，我们想看看黄不黄。”
我唱了一遍。没人吱声。教导员寻思寻思说：
“有点味儿。还不黄。但你唱苏联歌曲干什么？”
“文革前在国内一直很流行。”
“现在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就不能唱了。不过我发现你念的唱的都跟女人有关。”
“是。女人招人爱。”教导员首先大笑，全场笑的东倒西歪。
“那有没有下流事、下流语言？”他边笑边问。
“没有，教导员，绝对没有。那些诗、词全是用干净美丽的语言赞美妻子和情人的。没有用肮脏的语言骂她们让自己当王八的。”全场笑的几乎都趴下了。只有王喜林满脸通红地在那儿假笑。
应该向读者交待，我敢这么放肆地谈女人和爱情，是因为我知道部队干部们的心理秘密。别看他们嘴上挂着多少豪言壮语，可是碰到一起的时候，最多的话还是关于女人的。有几次干部集中学习的时候，一闲下来，他们的中心话题就是女人。教导员带头，而且往往都是借着戏谑别人来宣泄自己心中的饥渴。在他引来的大笑里我看出了他们心中普遍有一种几近扭曲抽搐的疯狂。眼前的班长们呢，都是农村出身的战士，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早已婚娶。我想，参加会议的人即使要批判我，也会小心自己的语言吧。但我没想到，我的“爱情——女人”插曲会把他们的批判如烟如云一般地卷走。
不过，教导员毕竟是教导员，他并没忘记会议的主旨。在说完笑完，他缀上了严肃的批评：
“我说大学呀，你还是要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你身上的无政府主义很严重。即使连队安排有问题，你也不能说不参加拉练就不参加呀。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有问题过后说，可以向上级反映，但不能抗拒命令。在战争期间，这是要枪毙的呀！明白吗？连队的文化水平不高，可能说不服你。但你自己要做出深刻的检查，到时交给我。”
但他说是这样说，过了很久我没交，他也没要。我心里嘀咕，这个教导员和指导员还不完全一样吧。
二十四、 回家
在乌岭车站附近的民房里，我枕着双手躺在卷起的行李上。明亮的灯光强烈地射向每一个角落，尖锐的光线令人有一种刺痛的感觉。我轻轻地合上眼睛。
黑暗，眼前的一切都隐没在黑暗中。我愿世界永远黑暗下去，既然它已经没有光明，那还不如让鬼蜮痛痛快快地穿行。真的，我已不愿留在这个世界上，它没有我的位置，没有正派人的活路。明天清晨，实弹演习的炮声就要轰天震响，可是战前的部署会议竟然没让我参加。指导员在晚饭前的通知中特意强调是班长、还有排以上的党员干部参加会议，那就等于明确地告诉我，我明天无权指挥一排的演习。我以什么身份出现在阵地上、我需不需要出现在阵地上都成了疑问。真是欺人太甚，真是小人横行的世界！
我知道这是报复，又一轮的报复。
连队是今天下午进入阵地的。根据团指挥部的命令，四门大炮拉到了具体的位置。为了抢时间作好战前的准备，我和战士一起刨坑固定炮位。深冬的土层冻得坚硬，山地里混杂着大量的沙石，有时一镐刨下去只见一个白点。一个战士只要抡几下，手上就挤满了血泡。经过一两个小时的苦战，坑马上就要挖好了。而天色已经暗黑，只要再有十几分钟，把大炮拖进坑里，一切重要的准备工作就可以结束了。就在这时，指导员招呼全连战士回去开会。我说马上就去。但考虑开完会后再弄，十分麻烦。住地离阵地五里地，还无灯光。那时再刨再拖，要费很大周折。所以让战士快点干完。就在我没有收身、落下最后一镐的一刹那，指导员怒吼：
“你是独立王国的头子！”
“指导员，我可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你作为政工干部瞎指挥什么？出事你负责吗？”
“好，好！你们一排可以不参加！”说完扭头便走。
我坚持把炮拖进坑里，又和战士们用土埋上，夯实。回去并没耽误几分钟的动员会。可是饭后，他们一边召开不许我参加的骨干会，一边派人把大炮从坑里拉出来，把土填上，还把两个炮位依次移出了十几米远。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现在不但说不清，还得忍受他们的为所欲为。而权力还不是他们自生自长的，是时代最高统治者特殊授与的。乌呼，真是无话可说。
我躺在那里，万念俱灰。去，无异于游魂；不去，万一出事，我难辞其咎。有人把生存的熬煎比作油锅，我想，我就是躺在油锅里吧。
我一宿没睡。起床号一响，我忽然觉得事关重大，不去不行。于是急忙穿衣、洗漱。
八点，部队准时到达阵地。战士们迅速解开炮衣，打开弹箱。黑洞洞的炮口仰天而立，直指西南方向的敌军阵地——它越过前方两三千米处的山峦，隐蔽在离我军有八九公里的山谷里。
可是就在此时，营长忽然出现在我的身边，高叫：
“三连一排长！谁移动的炮位，炮身为什么还没固定！”
这是一个机会，我绝不放过。在迅速打过立正之后，我马上报告：
“报告营长，昨天我领战士已全部固定好了。但叫指导员派人给拖出移动了！”
“胡闹！！！三连连长、指导员，哪去了！？”
“到！”连长、指导员快步跑到营长面前。
“谁叫你们移动炮位的？都什么时候了，还没固定炮位？你们是干啥吃的？胡闹！！赶快回归原位，固定炮身！”
“是！”两位急忙敬礼，投入指挥。
一排有现成的坑道，迅速固定了炮位。二排因为太听话，坑道挖了一半就扔下了。多亏指挥排和司机班的一起动手，费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劲才把另两门大炮固定好。连长、指导员算是拣着，总攻时间因为师、团那里出现了错误，拖延了一个小时，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炮位刚刚固定，前方指挥部的命令就传了回来：准备开炮。不知连长没有经验，还是没从营长的训斥中醒过神来。他只是从一排走到二排，再从二排走到一排。他好像焦急地等着全连把炮弹放出去，以为只要把炮弹放完，就大功告成。我开初漫不经心地在两台大炮中间踱步。事实虽然证明我的做法是正确的，可是无论谁都没缓解跟我的关系，我仍像可有可无的幽魂被冷落在那里。只是看到战士忙上忙下，有点过意不去，我凑到大炮跟前看看标尺和分华。它们一个规定射程，一个规定高度。没有高度就没有距离，同样距离也需要相应的高度。可是当我看完两台大炮的标尺和分华时，吓得心惊肉跳。一台大炮的标尺竟然少了100，炮弹发出去正好击中师团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