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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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这个安排一定是你作的了？”
“什么安排？”
“装什么糊涂？干部的位置啊！”
“支部集体决定的。我当然同意！”
“我想问你，你到底要干什么？”
“工作，革命！你说能干什么？”他边说边阴阴地笑着。
“什么工作！？你是打着工作的牌子搞阴谋诡计，打击报复！”
“你要干什么？”他厉声问。
“你是白痴啊？你不懂啊？你要是白痴我就告诉你：我要平等的权力！”
“你要什么权力？谁给你的权力？”他的脸一会青，一会白。
“你说谁给的？人民给的！国家给的！部队下令给的！”
“哪里的人民？”
“你说哪里的人民？你想反对人民啊？！你就是人民哪？你以为你当上指导员，你就是天上老大，地上老二了，你就可以代表人民了？！”
“你吓唬谁呀？！”
“我吓唬你什么了？我问你，我是不是国家认可的干部？我是不是三连一排的排长？你要说不是，我明天就去团里要档案。你给我说清了！”
“谁说你不是干部了？但你是代理排长？”
“代理怎么了？代理有没有指挥的权力？”
“谁说没有了？”
“没说，没说你为什么宁可让驾驶楼空着不安排我的位置？”
“这重要吗？”
“不重要你为什么不下地走？”
“你别不自量！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有什么不自量？你以为你现在是个指导员，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就你这没水平的熊样儿，到地方有没有人要你还是个问题呢！给我提鞋都不要！”
“你想打架呀？”他的脸色铁青。嘴唇发抖。我想我的脸色同样不好看。
“这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以为你在全连面前让我丢脸，愉快啊？我就让你难受！”
“我愉快什么了？”
“你愉快呀！你是想告诉全连，我就是个大头兵。你可以随便摆布我，让全连谁也瞧不起我。这多能满足你小人的阴暗心理呀！怎么能说不愉快呢？可是我告诉你，你太卑鄙，手段太低劣！你以为我会接受吗？打错了算盘！”
“你给我出去！”
“上哪去？这是人民的军队，不是你隋彪的。我今天不但不走，还要跟你干到底！我看你还有多大本事整我。你掂量掂量自己有多沉？就你这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回你的山东老家让你当不当干部还是个问题。我再是代理排长，回去依然是干部。你一个丢一分钱都要大哭的东西信不信？”
“你诬蔑人！我今天就要治治你的骄横劲儿。”
“谁骄横？你个土暴子开花，得了点权力不知怎么用，就随便整人，是你骄横还是我骄横？！”
“我今天就不信你老虎屁股摸不得！”
“摸我，看你长没长那手？老连长在时你想压制老连长。新连长来了，你老乡的面子都不给，处处想说了算。你今天摸我试试，砍断你的爪子！”
“你来砍，大家别拉着，让他砍。”
想来这个决定是他一个人拍板作出的。因为它明显地不合理，所以连那个新连长都不愿承担责任，一直没有插话。他站在指导员的旁边，叼着烟嘴，像绅士那般悠闲地抽着恒大烟。也可能是想借我的嘴发泄对指导员专权的不满，所以他虽然劝我回去，但并不认真，还走到我身边小声告诉我，到时坐到驾驶楼里就得了。那个于参谋可能是有了挨骂的教训，怕再度引火烧身，也不多说什么，只是挡在我们中间，让双方少说一点。正是看出了这种形势，我无所顾忌地痛斥他、揭露他。最后我觉着出够了气，在连长和副指导员的劝解下、推拥下，离开了连部。
吵架后的心情难以平静。不管当时我怎样占了上风，可是过后仍觉憋闷，因为我不可能洗去指导员在每个战士心中造成的影响。而且还有丝丝缕缕的自谴不时地爬上我的心头。这一夜，我翻过来掉过去，简直无法睡着。
我用第三只眼反躬自问：是否有失身份，落入到了颟顸者的水平？我好像觉得我有些粗，性情过于急躁。从小到大我一直为我的脾气犯难。其实我并非暴躁之人，对于好斗者的侵犯，我还颇能忍耐。小学时由于淘气，老师掐半拉眼珠都看不上我。他甚至当着我父亲的面损我：“谁儿子能念大书，你儿子都念不了。”我尽管恨他恨得牙根直，但从来没有冒犯过他。初、高中时代和大学时代，班级小干部、老师乃至系党总支书记因为我不合潮流，不点名地批评过我无数次，每一次都让我长时期抬不起头来。可是除非不得已，我很少当场对峙。不过，也应当承认，我一旦发起火来，往往都失去控制，变成一场灾难性的爆炸。中学时代，我在体育课堂上煽了团支书两个嘴巴，脆亮的响声和他的哭声让一阵惊雷滚过操场的上空。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留校察看。大学时代，班长、支书、组织委员一男两女的三角恋爱被爆光。我在一次会上义愤填膺地批判学生中的政治伪君子——爬虫现象，结果我的意见不但没被接纳，反而被内定成“具有反动倾向”的学生。虽然我并不感谢文革，但它确实让我躲过了一劫。此后我想成熟点，想修炼一下自己，可是原始的、本能的冲动终于还是在我走上社会的途中给我惹下了一连串的大祸。
我怕了？当我用“大祸”来自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我的灵魂深处还有市侩的影子，我贪图世俗功名利禄的念头不净。难道还需要坐稳奴隶的平安？面对指导员的安排可以容忍吗？不。人活着要有尊严，要有骨气。当人的尊严被肆意践踏时，是为了渺小的利益苟安，还是起来抗争？指导员的安排已经把我踩到地缝里，难道在这种时候还要用文明的方式和他讲理吗？知识分子的文明，或别人加给他的身份文明，常常是一种精神枷锁。对他自己来说还是一种懦弱的托词。文明的使用在任何一种社会里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而所谓的不文明、粗野也并不都呈现着贬意，革命和造反的画卷就是由它们拉开的。真的，细心琢磨一下人和人的纠分，温和说理的方式不都是万灵药；有时反是以激烈的方式能有效地制止邪恶。该发火时不发火，该吵嚷时不吵嚷，不是患了雄性激素缺乏症，就是被阉割了生殖器。他不是男人，不是大丈夫。苟苟且且，不想丢掉点什么的人，永远做不了大事。中国人之所以奴隶多就是因为在该发火的时候不发火，该起来的时候不起来，总想以“忍”来平天下。结果权势之徒变本加厉地进行凌虐，让奴隶们活得越来越沉重。这样一想，我那第三只眼的谴责也就失去了根据。不管别人怎么看，像指导员这类权力小人就该骂。我不会因为骂他而贬值，反而能够升值，挺立起我的人格。
如果说，我真有什么值得谴责的，那不是对这个来自沂蒙山区守护时代庙门的小恶煞的詈骂，而是我的虚伪性：不是用我信奉的观念，而是用他信奉的观念击败了他。表面上看，我说“人民给的、国家给的、军队给的”并不错，我的身份还没逸出社会给与的规范之外。但是既然我心底里并不认可这样的概念，我就不该打着它们的旗号。坦率地说，当我脱口而出的时候，我曾有过别扭的感觉。即使我用此击败了他，我的心里也没升起过胜利者的自豪感。在那种时候占据我头脑的只是实用主义的目的性：堵住他的口，让他无理可辩，让他露出整人的马脚。指导员败在只凭对我的感觉做事、而并没掌握我背逆社会的事实。既然不能把我划到人民的圈外，他就得按人民圈内的语言和我说话。他的安排和这个语言逻辑的撞击必然把他推到张口结舌的境地。在那一刻，我甚至感到自己不公平，觉得他输得可怜。然而我最终还是原谅了自己。我给自己脱身的理由是堂堂正正的：他代表着邪恶，而我的要求是正义和人性的最酣畅的表达。当他所代表的邪恶力量蛮横地霸占着整个世界，我的力量不足以使我跟它正面抗衡的时候，我只能盗用它们允许的语言和逻辑来表达我反抗的意志。我想，未来的反叛者的历史不会因为我的不洁而拒绝给我签证。策略，到什么时候都允许有的吧。
……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屋里空无一人。我开始觉得惊异，待慢慢缓过神来，才想起来，他们是拉练走了。我没有丝毫的懊悔，反而感谢睡神给我创造了一个机会：更大的暴风雨要来了，而我希望它快点来，这样我好快点走。想着想着，我又昏沉沉地睡着了。
情况果真如我所预料。拉练回来的第一天万里晴空、一片平静。第二天营教导员便找上门来，告诉我要有点精神准备，今天晚上召开班长、党员以上的军人大会对我进行帮助。这次，不笑不说话的教导员连一点笑容都没给，冷冰冰地通知完，冷冰冰地转身走掉。
晚六时，连部炕上、地下坐满了人，我最后一个进去，找了个靠墙的凳子坐了下来。空气紧张得异乎寻常，没有笑声，没有交谈的声音，静得连弹烟灰的响动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三百度的电灯（不久前连队拉上了电）虽然把屋里照得通亮，可是温和的灯光并没有给人送去良善的光晕。从每个紧绷着或残白或黑紫的脸上都可以读出一种对暴风雨来临的等待神情。
我想起了六、七年前的一幅场景。那是批判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时候。同样是六点来钟，但不是冬天而是秋天。一座大厅分两层围坐在那里，全系二百多个师生几乎全部到位。灯光把屋里照得亮同白昼。紧张热烈的战斗气氛被一个权威教授的批判激发到了顶点。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出场的。但我要扮演的是一个反面的角色。因为事先班级的女支书告诉我这是一次学术讨论会，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同意见可以畅所语言。而且系里知道了我有不同观点，特意让她转告我，在大会上做重点发言。我原来期待那个权威教授和我一样说点真心话，没想到那样一个有学问的人竟然左得出奇。我有些怀疑我自己。但更重要的是我从他的身上嗅出了整个批判的反常气味儿。因为我觉得，只要有一点艺术良知，都会看出对它们的批判是一种歪曲。权威教授的艺术感觉和学术水平应该使他得出和我相同的结论。他的批判让我敏锐地感受到了一种非艺术压力的信号。特别当我刚一说出“现在人们异口同声地批判两部影片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不对的”时，我惊悸了。因为全场的呼吸几乎屏息了，所有的人都瞪着眼睛把目光集中到我的身上。我忽然感受到了阿Q临死前的恐惧。那是些多么可怕的眼睛啊！它们红红的，亮亮的，射出了猫抓麻雀的凶光、狼扑小羊的凶光。我的意志瘫塌了，这个讨论会完全可能是又一个陷井，我坚持下去将会成为一个新的猎物。于是我迅速调转方向：“这也是我开初的想法，现在我和大家一样：殊途同归。”一场哄堂大笑。
想起那时的尴尬和狼狈，我感到有些可笑。何必呢，大丈夫能挺得起，也能放得下。只要坚信未来，一切都能过去。现在，我则不然了。我神态自若地坐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