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1期-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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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写作《瞧，那个火星人》，刘继明喊我去洗头，吃晚饭，这小子和他的老乡“斗地主”赢了些钱。这种经历我也有过，一赢了钱就买酒买肉，犒劳全家，那种感觉真妙。
我们要了一盆锅仔，辣得直吐舌头，喝冰冷的啤酒和小二。主要是我喝，刘继明只抽烟，一边吃，一边叹息。此时，大堂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小姐不肯开空调，说吃了辣子就暖了。我们只好喝，像两个漂流在北京的汉子，抛弃了文学，还是让我们好好生活一把吧。
11月4日 天晴
文怀沙老人给我们介绍风骚与商品社会，我没有听得明白这两者的关系，倒是感觉到他的一颗骚动的心。这位老先生高龄九十二，精神得很，还娶了个娇妻，小他三十岁。他授给我们一句养生口诀：正、清、和。正指儒家，清指道家，和指佛家。老人家要我们一遍一遍跟着他念诵，并注意呼吸的轻重变化。学员们觉得很好玩，嘻嘻哈哈的。虽然这堂课上到最后，也没有弄清文怀沙的主旋律是什么，并且带有戏谑色彩，但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个老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呢，还有什么比活到现在更有意义呢，还有什么比继续活下去有价值呢。他是每天都要诵读几十遍“正清和”的。
下午写小说，张懿翎过来。
11月5日 天晴
整天写小说，电脑老是出现非法字符。请西扬帮忙看看，他嘱我以后务必要存盘。可能是用写字板，内存太小了吧。
傍晚石头又来了，叫一起吃晚饭，可我就是没味觉。我的感觉已经如同盐粒蜕化成文字了。荆歌喊了张梅、红柯等人。不久，张懿翎又打电话来追，便叫她一起来吃饭。饭后在宿舍里打牌到夜里一点。
张晓峰打电话来，叫我不要说她的事。她能有什么事呢，这个女博士读书越读越小心了。
11月6日 天晴
打牌太晚了，没能去听国防军事课，听说老师在班上批评了缺课、逃课现象，还撤了欧阳黔森的小组长职务。
我在写小说，一定要把它写下去，写过去，一直写到脊椎疼痛，没有了食欲。
11月7日 天晴
今天一天终于完成了《瞧，那个火星人》，有点失落，也有些把握不住，行不行已经不重要了，晚上发送给廖增湖。
收到陈晓明的邮件，对我的小长篇进行了认真的批阅，并提出中肯的意见。
上网进入北大大讲堂，看格非的文章，对《包法利夫人》的分析很精彩。读这个小说的时候，人们往往很容易忽视包法利，那个乡村医生，尤其是简单地认定他的医术平庸，人格平庸，没有情调。格非注意到，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实际上是包含于包法利的故事之中的，对于夫人的死，包法利是悲伤的，悲伤得没有任何过激的反应。包法利实在是一个看透世事的人。
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包法利夫人即使不和包法利结婚，即使和与她风流的任一个男士成双成对，她那向上的欲望仍然会令她放弃现有的，而追寻不可知的东西。
包法利夫人的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和她的结局，或者仅仅是结局的方式不同而已。
这不由得让我们又再次想起托尔斯泰的伟大作品《安娜·卡列尼娜》，在那个故事里，其实安娜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篇幅，但是通过安娜的故事却搭建了一个俄罗斯式的巴别塔，列文的故事带有自传意味，人所共知。也许最终人们，也包括我，只记住了安娜和渥伦斯基，但是没有列文的故事，没有对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浓墨重彩的描摹，显然安娜的故事会很快淹没在凄美的爱情故事之后，并很快被人们遗忘的。
张晓峰过来，取走了我的三篇小说，说要看看。
11月8日 天晴
今天，党的十六大上午九时胜利开幕，班主任先集中训话，强调要求，然后要我们回宿舍认真观看。其实他不说我们也会看，几个对政治很感兴趣的同学已经在大谈特谈谁当总书记，谁当国家主席，谁做军委主席了。
收到毛雨森的邮件两封，都是他的小说新作。毛雨森是个很有潜力的作者，只是写得太少，练得太少了。
晚上看电影《心火》，比较无聊。给毛雨森写回信，并把陈晓明对我的小说批评转发给了他。
11月9日 天晴
天气突然反常地暖和，不知是不是有暖气的缘故。
从丁丽英那里借到一本朱文的小说集子，翻看《人民需要不需要桑拿》。前几天晓明来指导的时候，我们由“下半身”的诗人扯到了李师江，都觉得李师江的作品还是有些想法的，语言也很有粗鄙的特点，可以追到王朔和朱文。但是从气韵上比起来，我还是喜欢朱文。不管李师江他们的号子多么响亮而直接，总是声嘶力竭，非常干瘪，直落得无人喝彩的境地，或者只能自己给自己挠痒痒。朱文是真正称得上新状态的小说家，他是一个从精神上、心灵上到身体上都去亲历的小说家，很容易就让人感染上他的情绪。据说他现在又热衷于拍电影了。
晚上班级在饭堂举行舞会，张晓峰打电话要我去跳舞，我当然不会跳舞了。不过我去看了一下，这丫头似乎疯了，打扮成那个样子。
荆歌喊我打牌，我答应了，后来又躲了，想必他一定很生气。和女人打牌挺没劲的，我觉得这是一种高智力的活动，要打就得打出点水平来。
这天晚上，我听着楼下的音乐，看了曼城与曼联的同城大战，3：1，看了拜仁和多特蒙德的榜首之争，2：1，看了阿森纳与纽卡斯尔大战，1：0。我喜欢看足球，是因为足球给我力量，尤其是看到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球员奔赴欧洲赛场，浴血奋战，我就会给自己鼓劲：小子，好好写吧，好好写下去吧，不要灰心，不要绝望，不管写得好不好，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心情就行了。只有在写作，你才是一个作家，如同一个球员，只有驰骋在赛场上，才会开发出你自己的领地。
11月10日 天晴
开始写作《柴米》，比较顺利，可能与选择的视角有关。在这篇作品里，我引入了叙述人“我们”，当然我也在其中，但我不是主角。因此不能单纯地把它看成一个第一人称的小说。
晚上，如约和张晓峰去肥牛火锅城吃火锅，她请客，我付账。聊得还算融洽，张晓峰很喜欢我们的这种纯粹的文学关系。
11月11日 天晴
国家行政学院胡治岩做《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讲座，课间，胡教授还发给我们两张表，一张是领导行为自我评价，一张是领导风格问卷。我没有做过领导，将来也不会做领导，但我做过几年的领导秘书，还担任过几年教育行政干部培训班的班主任，教过这方面的课程。我知道，理论上的讲解不如引入一些典型的人性化个案，领导的水平主要看领导的人格魅力，其余的都是空话、废话。
继续写小说《柴米》，这个故事主要以打牌为框架。
意外碰到《山花》副主编黄祖康，他说，已经把我的小说《幸福的求爱信》转给何锐终审。
看越南电影《忘情季节》，故事似乎有着三条线：卖手表的小男孩，卖花的姑娘，车夫与妓女。底层的闪光的珍珠，由卖花姑娘的歌曲贯穿始终，凄美动人，突现出平凡生活的苦难。第三世界的电影正形成一股潜流，抵抗着好莱坞电影的入侵，掀起新一轮的“新浪潮”，这股潜流里有越南、伊朗，还有韩国、埃及，惟独没有中国，原因何在？恐怕一味地迎合观众，而不注意去引导和培养是问题症结。其实不仅是电影，文学也正面临同样的问题。小说越来越好读，也越来越记不住，读者干脆放弃了阅读。放弃阅读形成的断裂，意味着中国人将一代一代地放弃阅读的习惯。那么多的文学杂志改弦易辙，效果如何呢，读者增加了吗。少数几个杂志的订数略有上升，恐怕也在牺牲着自己的未来。读者不仅希望看到好看的作品，而且更希望看到有意思的作品。文学杂志的味道渐趋统一，对读者越来越没有了挑战，预示着更大危机的到来。
11月12日 天晴
张晓峰又是发邮件，又是打电话，谈读我小说的感觉：太贵族化了，不食人间烟火。有点像唐代李贺。真正的诗人都是活不长的，李贺的早夭也使她为我担心，她说她不能不给我提个醒。这个小女人既像是在表扬我，又像是在诅咒我。
打了一下午的乒乓球，和艾伟，和西扬。在我面前，艾伟束手无策。刘继明打球的样子比我还难看，但他坚持着打下去，居然有时也能赢一两局。
11月13日 天晴
中国作协创研部的牛玉秋谈了中篇小说的几个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有问题也是作家们的问题。
下午鲁院还邀请了梁晓声过来作嘉宾研讨。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写了《父亲》《今夜有暴风雪》《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的梁晓声？梁晓声在台上侃侃而谈，可是台下呢，同学们跑来跑去，满不在乎。
胡平副院长要我找一个短篇给他。创研部编的年度小说精选还一直没有过我。
可巧的是今年我只发过一个短篇《隔岸观火》。我很歉意地说恐怕不合格，他说还是拿给他看看吧。
给毛雨森回信，他的小说我都分别给了有关刊物。《青年文学》的雪媛要和他联系。
晚上《十月》杂志在饭堂里请学员吃饭，顾建平没来，说是上安徽去了。但我见到了邹海岗、郑万隆等人。
和张梅、吴玄、潘灵打牌至深夜两点。
11月14日 天晴
中纪委的戴俭明同志给我们介绍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此君社科院研究生毕业，很有理论素养，赤诚之心溢于言表。
下午一点半去通县的一个度假村，作家社的张懿翎、应红，组织我们去玩，同行者还有李敬泽、贺绍俊、白描等人。玩得很开心，可惜我不会唱歌，不会跳舞，懿翎把我强拉下去，也不行。艾伟倒是个跳舞高手，听说他还做过舞蹈教练呢。我只能坐在一边打打牌。
晚八点返回，一路上欧阳黔森和张懿翎轮番起头，唱着革命歌曲，都唱疯了，仿佛我们坐的不是一辆中巴车，而是一架破牛车。这样的两个人，“文革”时期一个呀呀学语，一个风华正茂，神圣回忆留下的只能是一支支歌曲了，但是心态肯定大不一样，一个伤痛，一个甜蜜。
邵丽又自己喝上了，再去吐，所以她坐在车上，像个病人。邵丽喝酒有两个特点，一是自己搞自己，并没有人要她喝，而是她要陪人喝，二是喝了就醉，醉了就吐。我总是觉得，邵丽同学为了改变河南人的形象，所作出的牺牲是太大了。
11月27日 天晴
回了一趟家，早晨七点半到达鲁院。一进宿舍，就感到了热，脱衣服。寒冷的冬天，北京就是好。
班上走了不少人，回家和感冒一样，是会传染的。社科院哲学所的李鹏程先生讲谈当代文化生存，可以说座下稀稀落落的听众恰恰反映了文化状况。我认为当代文化的生存越来越逼仄，陷入致命的困境，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