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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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永嘉最后情况的细节，大部分是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罗杰·加赛德综合各方消息告诉我的。我说不准朱永嘉随后的命运如何，很可能仍在北京狱中。
这个妄图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篡夺权力的大胆妄为集团的野心就此破灭。中国政治的复杂高深莫测，我的观察力只能到此为止。但我早已看出朱永嘉一伙是狂妄之徒。我幸而言中。
不过，我心中设想的情况一件也未出现，他们的设想也没有兑现。真正出现的乃是一出中国式的歌剧《埃伊达》。谁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不是上海的那群野心家，不是想当中国的新女皇的江青，也不是那个行动迟缓、缺乏魅力的华国锋，听说毛泽东去世前不久（其时实已颠三倒四）
，曾莫名其妙地指定华为接班人（给他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几个字）。
当时一跃而登最高位的不是别人，而是邓小平，即１９７２年时众人绝口不提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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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１９７２年我的人物相册上没有邓小平这一页我无须感到歉疚，因为有好几年（自邓小平１９６６年蒙受侮辱离开北京以来）
，中国的报纸上就没有提过他一个字。邓消失了，如同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除了中南海官府禁苑之外，谁也不知这两人的消息，他们从地球上灰飞烟灭了。刘少奇死了，但人间尚不知道；邓小平还活着，人间亦不知。
当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我可说无知到了家，甚至连问题也提不出来。
只是在１９８４年我沿着长征路迹采访时，见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的许多故人，才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其离奇变幻，即使通查中国的古籍也找不出第二件。
１９７２年暮春我刚到北京时（以下是邓小平的女儿——小名毛毛１９８５年向我透露的）
，邓的精神开始振奋。回忆他１９６６年以在囚忍辱之身，和妻子卓琳在北京，日夜受到严讯，备受折磨，接着便不容分说将邓夫妇连同邓的衰年继母塞进一架飞机，武装押送到江西省会南昌，到后，经省长一番训话，随后被送到附近的新建县一所“文革”以来被废弃了的步兵学校旧址。
邓小平一家被关进一栋砖房，这里原是步校校长的住宅，在这穷乡僻壤，他们不准同卫兵以外的人说话，和上级也不通气，几乎不名一文，唯有挺着活下去。邓在附近一家拖拉机厂担任技术工作，这是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到的手艺；妻子干普通工人的工作，清洗电线。他们在屋旁开了一场菜地，养鸡、卖蛋，计划攒点钱把孩子们接到身边。
为给锅炉添煤，邓小平动辄要砸碎１０公斤左右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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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块。
邓小平的５个孩子这时分散在四面八方。长子邓朴方聪颖过人，原在北京大学学物理，４年级时，在“文革”中被红卫兵从四楼推下致伤，腰以下全瘫，当时不给治疗，关在北京北郊一个破招待所里。
他每日仰面躺着，用细铁丝编篮子，以此卖钱度日。
１９７１年朴方奉准来到父母身边，但仍不给医疗的方便，于是邓小平便自己动手给儿子洗澡，按摩腿背。这年，小女儿毛毛也来同住了。
邓家永远不会忘记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５日。
这一天，卫兵把邓夫妇带去出席一次党员会。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说不定又是一次批斗会。
孩子们等得心焦如焚。
中午，父母回来了，一言不发，表情严肃。毛毛看到妈妈递了个眼色，就跟着走进厨房，虽有卫兵们守在屋子里，妈妈还是抓住毛毛的手，在手心里写了４个字：“林彪已死”。接着，她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嘴唇上。
卫兵走后，邓小平极为兴奋，说：“林彪不死是无天理，老天也容不得他。”
局面开始松动了。看守邓家的林彪一帮的官员们被换走了。
新来的人来访时彬彬有礼，对过去官方的粗暴表示歉意。
他们撤走武装警卫。
１９７２年４月，朴方被获准去北京治疗，毛毛同行。
邓小平一家人就这样生活在这所红砖房子里：自己种园子，邓每晚读一点允许他带来的书，有时是马克思主义的书，有时不是；他从收音机里听晚间新闻，留心时事，十分细心。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他们有一段假期——到新建县西南２００里的井冈山去参观旅行，那是朱德和毛泽东开始聚集衣衫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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褛的队伍的地方，后来形成了第一支共产主义红军部队。邓小平参加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最终打败蒋介石的战斗，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他和毛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
参观井冈山之后，邓小平和家人又回到新建县旧营房里，重度安静的生活，黄昏时分，落日在院子里照出长长的人影，毛毛从窗户里看到父亲又出来散步了，他绕着院子来回走，每次４０圈，他微微低头，背着双手，走在已为他的足迹踩平了的红土小径上，日复一日，不断地沉思。
毛毛回忆说：“看那种又快又踏实、急速的步子，我心里想，他的信念、想法和决心也许变得更明确、更坚定了，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
毫无疑问，邓小平当时是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如何使国家拨乱反正？一旦他重上领导岗位，应该采取哪些步骤？
１９７３年４月的一天傍晚，人民大会堂里为西哈努克亲王举行宴会。宴会并无特殊之处，这样招待西哈努克是常有的事情。这一方面是给他打气，一方面也是对付越南和柬埔寨复杂的政治局面的一种策略。宴会一如往常，只是多了一位客人：邓小平。
这个小个子（邓身高约５英尺）又出来了。
没有如何解释，对以前曾宣布的他是叛徒、坏人、毒草之类的结论也没有撤销。邓只是走了进来，坐在桌边，就好像长住乡居一朝回转似的——情况正是这样，不过另有别义而已。
除去周恩来，也许再没有人对中国问题了解得比邓小平更深的了。自从他在老家碑坊村呱呱坠地以来，中国地方很少有他不曾到过的。那个村子距四川广安县郊几英里，在重庆以北６０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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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谁在宦海波涛中沉浮得如此频繁。邓小平身材不高，但１９７７年我终于见到他时，他简直如橡皮球一般充沛有劲，我想象得出他在心爱的篮球场上会是什么样子，恐怕连六七英尺的大汉也能对付。几年以后，一个俄国人告诉我邓小平和苏联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身材高瘦）在５０年代后期的一次邂逅。两人就苏联式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孰优孰劣发生了争论。苏斯洛夫是莫斯科的首席辩士，可是邓小平也很熟悉马克思。事后，赫鲁晓夫跟毛泽东说：“你们的小个子难倒了我们的大个子。”毛泽东笑了，“可别低估我们的小个子，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一举击败了蒋介石，使蒋丧师百万。”
邓当时是第二野战军的政委，刘伯承是司令员，两人合作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从而使蒋介石的失败成为定局。
轻视这位小个子是人们常犯的错误。邓的精力像永远使不完似的，他如果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空气会立即改观，如遭电击。
１９７３年我见到他时，他强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浑身震动。他跟我握手，那股劲儿，一直达到我的肩膀。
每次邓小平在政治上被击倒之后，他总是重又站起身来——此事屡见不鲜。
许多人都谈到邓小平曾三次被打倒。
１９２６年他从法国到达莫斯科（他一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是同班同学；６０年后邓追忆此事，说蒋经国“这人不错”）。回国后，他被派往靠越南边境的一个很棘手的地区。他两次卷入党内斗争，但终于无事，于是又逐步得到提升。
长征前夕，邓因受诬告被捕（其真实原因是他支持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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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但控告邓的人不敢公开攻击毛泽东）
，挨了打，受到监禁，每天只给一碗饭，一杯水。他不承认有罪（３０年后“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
，于是又打。一天，他回牢房途中偶遇一位熟悉的女共产党员，便对她说：“我快饿死了”。她买了两只鸡，煮了让卫兵送给他吃。迫害邓的那伙人剥夺了他的职务，派他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去执行任务，想借此害死他，诬告邓的主谋劝邓的妻子和邓离婚，改嫁他人。
邓小平多次被打下去，以这一次最危险。然而他还是活下来了，当时他的敌人怕他投靠蒋介石，因此又把他当作普通士兵让他归队了。长征开始时，邓和其他士兵一样，扛着背包：２０磅重的粮袋，４０磅的子弹，外加步枪，传说邓曾编入５０００人的挑夫队，负重２００磅行军，看来不准确。但无论如何，邓那一路的负担是够重的，幸好当年巴黎雷诺工厂和法国火车上司炉的劳动早已锻炼了他。毛毛所看到的父亲在兵营院子里迈着一圈又一圈轻快的步伐，正是长征锻炼的结果，那些年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１９７４年我听到有关邓小平的第一个评论是：他行动迅速。我的中国朋友对我说：“有时他的行动过快，我目前担心的正是这个，他可能会出问题的。”当时，邓小平刚刚成为周恩来的第一副手。
果然，他不肯像蜗牛那样爬行，正像他改不了他的四川辣子脾气一样。毛泽东批评说，邓是聋子，却故意坐在房里后边，为的是不听他的指示。但毛泽东也说过，邓是“绵里藏针”
，尖锐、温和兼而有之，是“少有的能干人”。邓很有主意，遇到难题他总能找到可行的办法。
他是一个好战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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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苏联的好战士。
“人才难得嘛”
，毛泽东这样说他。
邓小平的确行动迅速，这可能和他的身材有关，他认为在法国留学那几年使他生长受影响。当时他当工人，每天往往只有一杯牛奶、一个羊角酥充饥。不过，他从此爱上了羊角酥。
１９７４年他去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归途经巴黎，买了上百个羊角酥，带回国分赠周恩来和其他当时和他同在法国的同志。
我逐渐知道了更多关于邓小平的事情。他是在很不得意的时候参加长征的。不过，后来又走运了。
１９３５年，毛泽东取得领导权时，把邓从基层提拔了上来，使他重新登上个人升迁的漫长道路，１９３５年１０月，长征结束时，他已经是毛泽东所信任的年轻助手了。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他在著名的一二九师任刘伯承的政委，在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该师扩为第二野战军，准备与蒋介石作战。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宣布人民共和国成立，提名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