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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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说，邓是个好战士，懂得如何与俄国人斗。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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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这样的人才十分难得。
随着周恩来的体力逐渐衰弱，邓接管了越来越多的事务。
一些中国人对此感到担心，他们说，邓的步子迈得太快了，太缺乏耐心了，邓希望中国走上正轨。他感到时间紧迫，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中国已发生的一切。他知道谁已被害，谁受了折磨以及哪些能干的将军和政府官员仍被关在监狱里，他了解人们已付出的代价。
正像他自己家里所付出的代价一样。
他知道，抓革命不搞生产这种荒唐的做法对经济的破坏，他知道军队迷失了方向，他知道仍然潜伏在毛身边的“四人帮”正在用他们的恶毒思想来影响这位老人的意识。邓深知这一切的危害。
尽管邓小平聪明能干，但他无法拨快时钟。
由于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的去世，以及后来人们为悼念周而爆发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四人帮”再次把邓拉下马来。但时隔不久，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倒台了。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说服和激烈争论，他再次掌了权。
这就是掌握中国前途的人。他顺乎天意、人心，为履行他的职责，他不仅花了精力和发挥了独创精神，而且实践了他在新建县步兵学校院子里一晚又一晚散步时所构筑的完整思想体系。
这些思想说来也很简单。
首先，使国家重新走上轨道，把“四人帮”
及其支持者压制下去。
整顿军队，使工厂恢复生产，让年轻人正常上学，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找回来，为他们平反昭雪，让他们在社会上发挥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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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争取实现最中心的目标：到２１世纪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而中国之外的许多人，中国之内也有一些人都认识不到这项目标的艰巨。靠小窃门和“大跃进”一类的口号是不可能实现这项目标的。中国什么都需要：技术、科学、教育、消费品、食品等等。它还必须制止人口增长，才不致淹没在婴儿的人海之中。
它必须使农业增产，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对于这些任务，邓小平思想解放。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戳穿了一切蜘蛛网，使他看到了——他带上台的人也看到了——一个没有旧框框的中国真相。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但是此时他们开始公开说，共产党宣言已发表１００多年了，马克思研究的社会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而且马克思也从未研究过中国，他怎么可能对一个他所处的１９世纪无法想象的技术高超世界提供答案呢？列宁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沙皇俄国，而那与１９８５年的中国又有什么联系呢？毛泽东了解１９２７年前后的中国封建农民社会，那也过去很长时间了。
然而，现在已是１９８５年，世界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前进。
中国也必须有超音速的解决办法，中国必须寻求现实的答案。
它再也不能靠口号和空话过日子了。正如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必须随着时代发展。”
这是令人兴奋的想法。
仓促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很容易的。
老一辈的党员同志不能理解胡耀邦总书记所说的“新长征”。
随着邓小平让那些参加过长征的杰出老人退休运动的开展，军方也越来越急躁不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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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年复一年，邓小平的劲头越来越大。他在位于中国渤海海滨的北戴河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水中游了一会儿，接着对他的朋友说，他感到精神抖擞。他说：“我的任务是设法活得长一些。”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中国。
邓小平在他的新长征中有自己的秘密盟友，这就是年轻的一代，特别是像他家那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家庭中的年轻一代。中国的年轻一代与老一辈人之间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因共同的经历而变得如此密切。不仅像邓小平这样的老一代在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年轻一代引进了新思想、新见识，他们的许多新思想和新见识出乎意料地来源于美国。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在美国留学。如果现在中国的制度中大量地吸取了私人企业、利润刺激、个体化和企业家精神的话，那并不是偶然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回国后，向他们的父母亲介绍了他们对西方的亲身感受。
在进行新长征的同时，中国实行了邓小平所说的“开放政策”。政治、技术的贸易实行开放，学习外国文化和其他思想体系，学习外国技术，使中国得以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创造洋为中用的方法。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开放政策”不像中国式的政策，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传统。
事实并非如此。
在唐朝（公元６１８年～９０７年）
，当时中国的首都还在长安（今天的西安）
，中国号称有多达一万名外国人。这个大帝国的繁华首都里能看到各国的男女专家、艺术家、商人、学者等等。随着最后一个朝代清政府的衰败，孤立主义、闭关自守、排外主义的倾向日趋严重。中国的革命运动从来都不是内向的。它向中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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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海外——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吸取各种思想和启示。
正如历史学家李锐所指出的，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态度。毛“对西方不感兴趣”
，他的社会比较封闭，更符合前清的传统。邓则相反，他如饥似渴地渴求新思想，对中国从西方得到新东西非常感兴趣。
邓小平的三起三落
想当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邓小平”
当时并不是响当当的名字。诚然，此人我听说过，深知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目标：刘少奇主席被称为“头号走资派”
，邓小平是第二号人物，两人被指控为合谋要将中国从共产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等等。
情况就是这样。在我几十万字的访华笔记中，竟没有关于邓小平的一项，我过去从未问过一句邓小平的事。偶尔提及，也只附在刘少奇名后罢了。在我那本《去北京及以远的地方》书末的《索引》里连“邓小平”三字也没有。
回首１９５３年３月时，我怎么也料不到尼基塔·赫鲁晓夫会继承斯大林；同样，我在１９７２年５月，当然也无法预见邓小平会接毛泽东的班。
此后，每当我见猎心喜，又想要发表预言时，就提醒自己记起这个教训：高层政治绝无规范板眼可循。偶然性往往致科学的民意测验为之失灵。谁在１９７８年就能知道１９８８年谁会被选为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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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７２年的中国，没有人愿意谈论毛泽东百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而我的结论是：可能由周恩来继承，因为当时周恩来正精力旺盛，没有谁听说他已身患癌症；毛泽东当时则已步履蹒跚，形容呆滞，衣衫弛漫，只是张口对天坐在扶手椅里。我想，周恩来一定已把全国的日常工作大部分接过去了，而毛泽东不久则将撒手而去。但是，毛泽东后来竟掌权达４年之久，而周竟先于他８个月作古。
我原以为周恩来会有时间从容地收拾“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烂摊子，然后，长征一代的事和人也将随之终结。我当时认为，接班的一代势必来自有很大能量的上海领导层，因为这些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
随后，我在上海见到了一位叫朱永嘉的，更加强了我的上述看法。他长一头黑发，一身剪裁合体的毛式制服，风度翩翩，思路敏捷，谈锋犀利，我估计他年约三十二三岁。他的头衔很多，其中一个看似平常却很重要，这就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换言之，他是上海高层领导之一，地位仅次于日后被称为“四人帮”的一伙。
宋永嘉谈话时，眼睛直视着我。看得出来，他由于身居要职，所以能直言不讳，熟悉情况。我们在公园饭店（现名和平饭店）
的米黄为底、金碧为饰的餐厅里吃饭。
１９４９年前，这家饭店是上海一流的英式公寓饭店，如今虽不免有些迟暮的感觉，仍不失为四星级的标准。我们吃得很好，餐巾洁白，银器照人，侍者来去无声，一盘接一盘上菜。最精彩的要数一道素菜，上面摆着两只用冬瓜雕成的野禽，这种手艺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上海就是绝技。宴会过后，套间小坐，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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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新鲜水果、上等雪茄、白兰地酒。朱悄悄对我说：“我可以告诉你‘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上海的一些事，我一直在这里活动，没有到过别处。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从这儿开始的，这话千真万确。”
他回顾历史说，这场汹涌澎湃的革命是１８７０年巴黎公社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场革命。
朱永嘉说的是想入非非的那老一套。倘若接受他的基本前提，即刘少奇早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时期起就是“潜伏的内奸”
，那么，其他问题自然不在话下。但是，这个前提也和斯大林式幻想的前提一样离奇，可以说是同一块料子上剪下来的。朱的故事充满《奥赛罗》悲剧的味道，我在莫斯科时对这种病态性妄念已充分领教。那就是斯大林和他那伙杀人刽子手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之流拼凑出来的一幕黑暗惊险剧。而此刻朱永嘉却又一本正经地向我介绍他这个令人屏息的故事。
据我回忆，朱永嘉的谈话没有涉及邓小平，证之笔记亦然。
朱和他的上海同伙的野心终未得逞，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却与当时人不在沪的小个子邓小平有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后，谁能走赢这一局难分难解的残棋呢？结果终以上海帮和江青的就缚了事。而朱永嘉本人却是在“四人帮”覆灭一幕中演完了压轴戏才下台的。
毛泽东去世之初，局势发展奇速。谁都清楚：问鼎政权，现在正是时候。毛的遗孀江青于此觊觎日久，早已纠集力量作好准备，但是，那批老革命家，那些长征过来仍然身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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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的少数人，广大军人及一位叫华国锋的态度模棱的政治人物，也在积极准备，不敢怠慢。
北京的老革命家们借用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三国演义》里的谋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７日晚一举将江青和她的３个上海同伙逮捕归案，其行动机密，除核心老革命家外，绝无人知。此时，上海的第二梯队的头头们正严守岗位，待命行动，虽不无疑虑，却蒙在鼓里。他们随即一个个被看来可信的种种借口召到北京，随后被置于老革命的控制之下。
关于朱永嘉最后情况的细节，大部分是英国驻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