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上帝-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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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雅裨理的名字，说明一些材料是由他所提供。
变革中的携手
19世纪中叶中国出现了办洋务的热潮，洋务派企图以西方科学技术来弥补他们
所认定的中国文化的主要缺陷，实施了成立官方翻译机构、创办近代企业、创行新
式教育等一系列措施。在这当中，洋务派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外国人，其中相当一
部分即传教士。
双方携手合作，颇有几分两厢情愿。例如丁韪良在同文馆、傅兰雅在江南制造
局翻译馆，就不失为典型事例。还有些很有影响力的传教士为洋务派大员们充当策
士。如李提摩太与李鸿章、左宗棠都曾有密切接触。洋务思想家中更有不少人与传
教士密切交往，舆论上，起码表面听来，亦多有相合之处，譬如李提摩太亦曾鼓吹
“中体西用”，当然其立意和实质内容不会与中国洋务人士者尽同。但无论如何，
若辈不管在实践还是舆论上，都对洋务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一定作用，则是明显的
事实。
教方与维新运动的关系，除了学会书刊的影响外，新教教士与维新派在更广泛
的范围内实行了“合作”。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公车上书”后不久，李提摩
大就到北京与康有为会晤，双方谈得非常投合，李提摩太惊叹双方竟“有那么多共
同之处”，康则明确表示“在革新中国的事业中”与对方合作。梁启超还曾充当过
李提摩太的秘书。强学会成立后，李提摩太和李佳白等人也参加进去。百日维新期
间，李提摩太又进京与康有为等人共事筹谋。政变发生后，李提摩太还在寓所召开
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参加的秘密会议，商讨如何救援光绪皇帝及其他应变事宜。康
有为等人能够出逃脱险，也直接得助于李提摩太。
当然，李提摩太辈与中国的维新人士看似“同床”，实则“异梦”，这自不待
言。即使其客观上对维新运动所起的支持、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这时，维新派人
物获取西学的管道不但大大拓展，而且更能够根据需要，从较高层次上由自己主动
地择取和利用了，远不再囿于教方传输的局限，这由严复的多种译著可以得到证明。
金秋却萧索
20世纪以后，“福音事业”在华的发展可谓金秋一度，但醒目的事实正如西方
学者也清楚地观察到的，对于中国文化和政治革新来说，“传教士的卷入和影响却
急剧减小了”，形成了与“金秋”不相称的萧索。清季的最后十余年间，以孙中山
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完全是主动地采撷西方文明，试图对中国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一大批革命思想家、活动家涌现。出国留学蔚成风气，革命书刊如雨后春笋。这时，
教方人士所传输的西学内容显得日趋保守、落后，并且他什1对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抱
着冷漠、敌视和对抗的态度。
例如李提摩太，他多次会晤孙中山劝其放弃革命而行改良。遭拒绝后他当面向
孙中山表态说：“如此看来，我们只好分道扬镰了。因为我相信对政府，只能启迪，
不能摧毁。”他甚至借圣经中“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之语，恶狠狠地诅咒革命。
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以后，一直保持基督教信仰，且自信“予之革命精神，得
力于基督徒者实多”。不惟他自己，他的同志中也还有终身为基督徒者。他们之所
以没有因宗教信仰妨害革命，关键在于能够保持纯真的宗教信仰，能够把教义和当
时为外国控制的教会区别开来。孙中山就曾十分明确地说，“教义足贵”，但“教
会在现在制度下，诚不免有麻醉青年及被帝国主义者利用之可能。”＇注＇
总的看来，在我们所谓“借助和参与”的事局中，20世纪以前。以后的情况有
很大不同。以前，不论率先开眼看世界的林、魏辈，还是其后的洋务派、维新派人
士，都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传教士的媒介，做了些有利可图的“交易”，也就是
“愿意买进传教士兜售的东西。但是他们不想接受传教士想要在交易中暗藏的条件”。
事实证明，“在接受西方知识的同时，拒绝宗教，不但是可行的，而且前者可以变
成用来反对后者的武器”。这恐怕就是有关人士对上帝方面既“冷”又“热”的奥
秘所在。至于20世纪以后，传教士被借助的价值急剧削减，正反映了中国近代化演
进过程的跃进、加速。“龙”的内因强化，这才有决定作用，外力的刺激终究只能
是辅助作用。
特别的基困
不论是教方的文化事业、文明举措，还是借助和参与的事局，都可以明显看出，
新教的活跃和风姿远远胜过了天主教。新教教士在清季已成为上帝阵线中的主角。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当新教方面隐然以咄咄逼人之势来华活动的时候，中国的
天主教徒们怀着对利玛窦时代的深深眷恋之情，曾向教廷请求派遣像利玛窦那样
“德才兼优、学问渊博”之士，认为这样才是广扬圣教的“唯一捷径”，才能带来
无限光明的前途。然而，利玛窦终未重现。清季数十年间，倒是在血与火的场景中，
更常看到天主教士们的野蛮身姿。
新教势力在同样不可避免成为殖民主义战车上一个兵种的同时，为什么又能表
现出经营世俗性“文明事业”的较高热忱？为什么能比当时来华的天主教势力显得
多一些“文明”气质？为什么能在充当西学东渐的载体方面作用远远超过天主教？
原因固然复杂，但其自身的“基因”特点尤值得注意。
西方世界历时良久的宗教改革，一个重要的趋向即“由圣入凡”。新教是宗教
改革的产儿。加之，它入华活动的19世纪，西方文化和社会在历经了几个世纪狂飙
突进式的改革之后，呈现破旧有余、立新不足的“断裂”状况，欧洲民族精神上陷
入亟待解脱的空虚和焦躁之中，故宗教热情再度高涨，呈现“宗教复兴”之势，新
教尤为明显。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扩张的加强，其海外布道事业也同步发展，
旧世纪遂成为基督教扩张的所谓“伟大世纪”。
此期新教复兴和扩张事业的领导和推动者，主要是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新型知识
分子。在近代理性精神的浸润下，他们不仅对自然和人文科学的进步表现出宽容和
欢迎的气度，而且努力调和宗教与世俗文化的关系，既以宗教慰藉精神世界，又试
图汲取世俗文明来增强宗教的生机。这样，既以宗教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和文化，也
使宗教进而获得时代改造，所蕴涵的内容前所未有的丰富和新鲜，对社会生活各个
领域的参与机能也大大增强。影响所及，其海外布道也就自然带有这种特点。而比
较守旧的天主教，在这方面则逊色得多。
从19世纪来华的诸多新教教派看，绝大多数是该世纪初年宗教复兴运动的产儿，
其热衷于世俗文化事业和社会参与的素质特征非常突出。由此看来，清季来华新教
教士与天主教士在“文明”程度上的差别就不是偶然的了。
当然，即使如此，这种“文明”也终究不免是作为殖民征服的一种方式。19世
纪末年出任美国总统的麦金莱（William Mekinley）曾宣称：“传教士是文明的先
锋”！其语意的蕴涵，由他们的布道运动与海外扩张紧密结合的事局，做出了最准
确的诠释。但无论如何，是上帝使者们的世俗性“文明”活动，在当时龙的国度里
赢得了一定程度的相对和谐。其时中西双方的文化融合，即主要在这一内容层次上
实现的。
尾声
尾声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的枪声成为迎接新纪元
的爆竹响。82天之后，也就是公元1912年的元旦，这天晚间，孙中山在虎踞龙盘的
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从南到北的中
华大地上，象征共和的五色国旗取代了清王朝的黄色龙旗。
不只是清王朝的覆灭，也是延续了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宣告寿终正寝。这对龙
的国度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然而，由于军阀袁世凯、段祺瑞之流
对革命果实的窃夺，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就此完成。相
应地，龙与上帝的关系格局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不过。随着国际风云和神州风
云的急剧变幻，龙与上帝关系史的活剧也不断推出新的场面和情节。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龙方的“非基运动”和上帝方面的“本土化”运动。
非基运动不论从政治或文化方面，都比清季的反洋教运动显著地提高到了一个
新层次。它作为当时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中华民族反
侵略、争独立意识的明显强化。从文化意义上看，则是基于新文化运动的陶冶，思
想文化界乃至全民族的文化选择意识和能力明显强化，热诚地欢迎西方“德先生”
（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光临，而决不要上帝来取代他们。非基运动给外
国教会势力以空前沉重的打击。20世纪以后教方在华福音事业的“金秋季节”只是
昙花一现，随即又陷入寒冬的危困之中。
教方的本上化运动所标榜的宗旨是，使中国土地上的基督教会脱离外国修会、
差会的“抚育”，而由中国籍的神职人员主理，使其取消“洋教”的名号，挂上
“中华”的牌子，即所谓“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以洗刷西洋色彩”。
这一运动作为外国教会势力的应变措施，从其动机上说，自然是要把中国人推
到前台充当傀儡，而自己退后一步操纵控制，以求迷人眼目，缓和中国人民基于空
前觉醒而产生的仇恨和反对洋教的情绪，并且增强上帝对中国人心灵的吸引力，使
中国人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为基督所用。无疑，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这毕竟是外国教会势力危机和窘困中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被迫让步的成
分。况且，主观意图并不等于客观效果。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员担任教职，参与教会
管理，而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在其抗争之下，他们在教会中的实际地位
不断提高。中国土地上的教会完全为外国人所控制的状况不复存在了，这为基督教
在中国的正常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并建构起基本模式。
事局自然没有就此画下句号，风云仍在不断地变幻，龙与上帝双方也都不断地
进行新的应变。至此驻足回顾龙与上帝的关系史，似可写下这样的结语：
——从文化品格上看，龙与上帝是各具特质的。世界性文化交流的发展大势决
定了双方接触的必然性。但不同的“血型”又决定了其间不能完全混通、亲和，相
互斥拒是本能的。上帝要在龙的国度里安家落户，须要经过一个真正的本土化过程。
——上帝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充当世俗性文化的载体。对于龙的国度来说，这种
功用要比其宗教性的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也正是在这方面，赢得了相对和谐的一种
氛围，也显示出其较强的力量。特别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