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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龙与上帝-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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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源和惯性,主要在于反应环节中,由信实接受讹言的公众所产生的一种盲动力。
个人自觉地造讹传讹,可以对事局起火上浇油的作用,但并不能控制和决定全局。
    清季反洋教讹言长时间、大规模流布的事局就是如此,它是以社会上普遍存在
相信和接受讹言的人群为基础的。试想,如果人们都明知其虚,岂能不约而同地自
欺欺人?所以事局的基本条件和主要特征,正如时人所云,是“言者不知其妄,闻
者信以为真”,“言者如是,闻而传者如是,传而力争者复如是”。其时广大公众,
不仅目不识丁的“蚩蚩之民”,即使笔下龙蛇、胸中锦绣的士子学流,对讹言内容
也多是深信不疑的。
    我们不妨以天津教案的事局为例,具体地一窥其情。该案的直接起因,是由于
津人普遍相信教方迷拐幼孩、剜眼剖心,群情汹汹,聚众问罪,遭到侵略分子的野
蛮镇压。受命处理此案的曾国藩经过调查,对剜眼剖心的真实性略表怀疑,竟致朝
野哗然,认定他是为屈从洋人而故意抹煞事实。一时谤议丛积,甚至连在京城的湖
南同乡,也怒而主张开除他的湘籍。闹得曾国藩惶惶然,对事情的真伪也难以判断,
只好宁可信其有,承认他原先否认其事,是受了别人迷惑。试想,连曾国藩这样的
“上智”之辈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即使曾国藩是违心地附和舆论,那
么这种舆论的不可抗拒性,恰恰证明了相信者的众多和普遍。

                               现实的诱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对西方、对世界、对近代事物有着较多了解的知识阶层中,
这类讹言渐失去市场,他们非但不信,而且表示轻鄙,斥其愚妄。例如,张之洞在
其《劝学篇》中明确持论:“俗传教堂每有荒诞残忍之事,谓取目睛以合药物,以
造镪水,以点铅而成银,此皆讹谬相沿,决不可信。”
    他以自己亲手经办光绪十七年(1891年)宜昌教案的经验为证:开始,百口一
辞地哄传,搜获了教堂所蓄幼孩70人,都是没了眼睛的。及派人会同府县官员一同
验视,只有一人瞎了一只眼睛,眼眶内瘪,但眼珠还在,本人及其父母都承认是因
出痘所伤。这样,群疑方释。因此张之洞呼吁:“流言止于智者。荐绅先生,缝腋
儒者,皆有启导愚蒙之责,慎勿以不智为海外之人所窃笑也。”'注'
    他对反洋教讹言恨不得一下子辟而止之,禁而绝之。但此类“智者”毕竟是极
少数,尽管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辟讹止讹,也无济于事,讹言照流如故,甚至愈演愈
烈,到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时期达到高潮。
    总之,清季反洋教讹言的盛行广布,就事局的总体而言,并非作为一种自觉运
用的抗争手段,而是盲目地误生、误传、误信、误应所致。
    另外,我们不应忽略社会的现实诱因。讹言中所讲的某些事情,并非世间不可
能存在的荒唐神话,像剜眼剖心、制造淫乱即属此类。当时在中国教会侵略势力横
行霸道,确有许多残害中国人的恶举。剜眼剖心虽无例证,但污辱妇女之类的事件
确有。加之,教方场所惯于整日关门闭户,笼罩着一种隐秘而恐怖的气氛,难免使
人产生疑惧。这样,就极易诱使对教会侵略势力怀着极大仇恨和高度警惕心理。这
些受文化水平和认识能力局限的人们,或由传教士某些方面的真实恶举而类推到其
他方面;或把仅存的特例扩大认定为普遍事实,偶有风吹草动,便能绘声绘影。
    当时,传教士的活动遍及各地,普遍给一般民众造成共同的心理压力,易于激
发“从众行为”,更有利于讹言的流布。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是有点踪影而夸大其
辞的讹言,即使对纯粹荒唐虚妄之事,也往往不能理智地判断。不过,更深层的原
因,还在于因历史传统的局限所造成的文化蒙昧。
                                天外之昧
    许多反洋教讹言中,反映出信者、传者对自己生活范围以外的天地,对异族、
异域的事物,极为陌生、懵懂和疑惧。许多失真离奇之谈即由此而生。
    就拿对基督教的认知来说,自称读过“福音请书”并真对该教作有长篇专考的
魏源,在其考释中竟深信不疑地引证了这样一则事例:
         囊京师某医者,岁终贫困,思惟入天主教可救贫,而邪教又不可入,
    乃先煎泻药升许,与妻子议,言俟我归,如昏迷者,急取药灌我。于是至
    天主堂,西洋人授以丸如小酥饼,使吞之,予百余金。归至家,则手掷神
    主,口中南响,妻子急如前言灌药,良久暴下而醒。见厕中有物蠕动,洗
    而视之,则女形寸许,眉目如生,乃盖之药瓶中。黎明而教师至,手持利
    刀,索还原物。医言必告我此何物,乃以相予。教师曰:此乃天主圣母也。
    入教稍久,则手抱人心,终身向信不改教矣。'注'
    如果说,魏源当时还缺乏对基督教详明了解的条件,那么及至同治、光绪年间
这个理由当不再成立,但其时充斥于反洋教宣传品中的却仍是这样的内容:
    ——言其洗礼,是以神父和教皇之尸煎为膏脂,合以蛊蜮迷药,佐以咒符,教
父掌之。初入教者誓毕,即以水滴其头,并滴少许于白水,令饮之,名曰“清心水”。
自是腹中有一“小竖子”,依附其心,虽严刑苦劝,邪祟把持,甘死不改,名日
“菩萨心”。
    ——言其终傅(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圣事之一),是在从教者将死之时,有同教
者数人来,屏去其家之亲属,趁病人尚存气息之时,即剜其目,剖其心,然后以布
束尸。让家人殡殓。理由是人的精灵在心,而五脏之精灵在目,心目存,其人犹未
死,对之念经,必登天堂,至于躯壳,犹如传舍(驿站所设的房舍),不足惜也。
    ——言其礼拜,是为定期的“炼丹日”。在这一天,教内的男女老幼齐集教堂,
待念经完毕之后,互相奸淫以尽欢,曰“大公”,又曰“仁会”。
    此外,还有什么该教的神父多在童时受教,割去肾子,曰“弥塞”;从其教者
与神父鸡奸不已,曰“益慧”;该教新婚之妇,必先令与所师教主宿,曰“圣榆罗
福”等各种奇说。
    岂止宗教方面,对异国的人种相貌,疆土地域,民俗国情,无不类多讹言。
                               封闭的悲剧
    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中国长期以来陷于封闭状态,昧于海外情况,
铸就了一种唯我独尊、唯我独大的社会心理,不屑于了解其他的民族和国家。
    在传统农业经济之下,国人生活天地十分狭窄。祖祖辈辈在自己固定的小天地
里劳碌的人们,在像蚕一样辛勤吐丝作茧的同时,也一层又一层越来越严密地织就
与外界天地隔绝的罗网。
    由宗法——农业社会孕育出的中国伦理型传统文化,也具有“自守性”特质。
“华夷之变”所强调的要旨,不是以华化夷,而是以华摒夷。历代帝王无意让孔老
夫子离开自己的家天下走向“天外”。那些“生番”、“夷种”们简直不配领受中
国圣人的教化。面对西方“邪教”的侵凌,皇帝们异口同声重复道:西洋有西洋之
教,中国有中国圣道,应各不相犯。
    然而,以工商为本的西方世界,在中国人不知不觉中崛起,迅速地纵横全球。
彼方的基督教文化另有一套道理:它的上帝不仅仅属于西方,而是全世界、全宇宙
唯一的真神。因此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传播福音、驱除“魔鬼”是天经地义的事。
十字架的使者更以此为责无旁贷的神圣任务,纷纷到外地、异域传扬福音。随着十
字架使者的足迹,西方商人、军人、政客也相继而至。
    中国长期实行的封闭自守之策没有锁住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手脚,反倒锁住了自
己的感官和头脑。其恶果从这样的事实即可见一斑:洋洋大观的《清朝文献通考》,
对世界五大洲之说竟嗤之以鼻,认定那不过是沿袭中国古人邹衍关于“大九洲”的
荒唐神话,“语涉诞诳”。直到清初,中国还很少有人将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
分清,而统称之为“佛朗机”。至于它在何方,清人编修的《明史》,竟堂而皇之
地写着“佛朗机近满刺加(马六甲)”,其谬岂止万里。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
病书》到魏源的《海国图志》,也都未能澄清这一并不复杂的问题。当代思想启蒙
者尚且如此,一般绅民百姓的闭塞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什么耶和华,什么耶稣基督,他们根本不想知道。他们只看惯了自家圈内黄皮
肤、黑眼睛的人,心目中“人”的形象似乎只应该如此,而且认定这群人的国度是
居于阖天下的中心,面对突然间闯来的一帮子异样面目的家伙,岂不认为是来自哪
个荒僻海角的怪物,何堪言之,何堪视之!所以,素负学名、光绪年间身膺相国的
徐桐老先生,见了洋人就以扇蔽面,甚至几谈洋务的人都拒于晤见。这类与传统生
活环境密切相关的昧外状态,不论是对于清季反洋教讹言的外观表现还是内在根源
来说,都是紧相牵连的一个重要方面。
                               蒙昧与敏感
    对于近代科学技术的茫然无知,是引起清季反洋教讹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
关于传教士残害人体五花八门的传闻中,几乎都与特别的邪法和奇异的用途有关。
                            眼睛、心肝的妙用
    例如挖取中国人的眼睛,就有多种奇用:一是可配一种妙药,用以点铅成银,
100斤铅可出银8斤,其余92斤仍可卖还原价;二是可以用以制镜,将它和草药、经
水、胎九配在一起捣成糊状,涂在玻璃上,便成了照人“眉目丝毫尽肖真”的绝好
镜子,借此可获重利;三是用于电线;四是用于照相。
    还有人的心肝,传言教士们挖了也是为应用。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
说他曾旁听一位老太太说明理由:
        他们挖了去,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去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
    所以照到埋着宝贝的地方,火头便弯下去了。他们当即掘开来,取了宝贝
    去,所以洋鬼子都这样有钱。'注'
    像这类与起码的科技常识绝缘的讹言,不也深深打着历史悲剧的烙印吗?一个
有着四大发明、古代科技曾领先世界的国度,却迟迟不能树起近代科技的界碑。明
末清初那抹色光本来就有限的淡虹,随着禁教的实施而很快泯灭殆尽。后世士流中
杨光先辈多有繁衍,而徐光启辈则愈发罕见。帝王中像康熙帝那样的爱好科学者再
无后继,像嘉庆皇帝这样鄙“奇巧”如粪土者倒颇显典型。这位皇帝曾庄严地谕称,
西方的奇巧之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应实力禁绝”,“钟表,不过为考察时
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费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
粪土矣!”'注'
    对“奇技淫巧”的轻鄙,多少年间作为一种顽强的社会心理延续,以致清季学
习和引进西方近代科技,不得不从西洋用以打开中国大门的坚船利炮开始。然而,
这样的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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