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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王羲之评传-第7章

小说: 王羲之评传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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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回到官府问手下的官员,本地一年之中用于酿酒的米、麦、高粱等粮食要多少斤?大家面面相觑,回答不上。过了好一会刘平才说:〃属下不知道具体数量,不过百姓都会人工酿酒,井市也有水酒出售,日子艰难大家借酒浇愁。每年酿酒所用的粮食,其数量相当可观。〃王羲之这才说明自己的意图:这些年灾荒不断,年景不好,粮食精贵,酒不饮无妨,没有粮食就会饿死。粮食从播种到收获要好几十月时间,来之不易,我们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储备起来,以作度日之须。现在下令,本郡在一年之内不得酿酒,市面上也不得出售酒类。禁酒这一举措,在此以前曹操也曾实行过,那是为在困难的条件下筹措更多军饷用于战争。而王羲之则是为了〃救民命〃,其意义是不同的。〃禁酒节粮〃实施以后,果然节约了谷物,使粮食紧张的局面得到缓解。〃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① 然而,王羲之却受到各方人士的指责非议,他曾经写信给他的好友谢安阐明下令禁酒是为节约粮食,防止百姓被饿死,除此之外别无良策。他说:〃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时既不能开仓庚赈之,因断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犹至此,使人叹息,吾复何在?〃②王羲之万分感慨,他愤怒异常地写道:〃处世不易,岂惟公道〃。③
 

二、进言改革
(一)复开漕运
① 《断酒帖》,《汉魂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
② 《断酒帖·又》,《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
③ 《方轨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
所谓漕运,旧指通过水路(间或陆路)将粮食解往京师和指定地点的运输。漕运起源很早,秦始皇将山东粮食运往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作军粮。汉桓宽《盐铁论·刺复》云:〃泾淮造渠,以通漕运〃。事实正是如此,汉代〃始引渭渠以漕山东之粟,旋濬褒斜以致汉中之谷,初不过岁运数十万石,及其盛时,岁益漕六百万石,类由河渠疏利,治之有方。魏武篡汉,偏安洛阳,然犹任邓艾,广开漕渠以达江准??〃历史进入晋代,由于战争不断,中华大地呈割据局面,漕运久停。到北伐之时一切军需只好转运供给,西输许洛,北入黄河,应征服役的民工忍受不了苦难,故〃流亡日众〃。更重要的是东土饥荒,自不暇救。
早在未有漕运的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惠王(即梁惠王)对灾荒采取〃移民就食〃的方法,即河东发生灾荒将民众移至河西,如果河西遇灾则移民于河东。有了漕运这一良法,一遇到灾年,则以粟就人,而不是以人就粟。〃移民就食〃使百姓拖儿带女离开自己的家园,对农业生产的危害来说,犹如雪上加霜。再者灾荒严重的百姓食不果腹,疾病随之而来,移民有时难以实现,将会有很多人因饥饿奔彼而丧生,这都是弊端。而漕运以粟救人,百姓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抗灾自救,以免跋涉之苦,这对保护劳动力,发展生产无疑是有利的。漕运于国于民均有大益,王羲之毅然向朝廷建言复开漕运,并提出了实施办法: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王羲之希望朝廷将复开漕运的事决定下来,并委派下臣实施,到年终以此来考核政绩,尤其是长吏如不能完成任务,政绩很差,可送至大台治罪。如果三县不实行,则郡守必须罢免,或派到环境艰苦的边疆,降职使用。
(二)惩办贪官
王羲之在视察诸具时,发现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耗〃,管理不善,如虫、鸟、鼠、至食以及发霉变质等消耗,是有一定规定的,超过了范围就是仓督监的失职行为;仓督监自己盗窃官米是执法犯法,有的数量巨大,如余姚一个具就达十万斛。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如此,属会稽管辖的其他诸县也同样如此。由于地方官贪赃枉法,致使国库空乏,这是一件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实力、危及整个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他主张对那些奸吏给予重判,〃诛翦一人〃起到〃杀一人儆百〃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其后便断〃。
(三)
改进征役 修改刑法北伐军兴,战争不断,东晋初建时,司马昱的〃宽众息役,惠益百姓〃的政策和许诺,根本兑现不了。出现了百姓流亡,户口日减,百工医寺,死亡绝没的局面。王羲之详细分析了发生这种状况的源由,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有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① 王羲之:《与尚书仆射谢安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令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重于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①〃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②人数很多,官方按常规〃补代〃,结果是〃上命所差,上道多叛〃③,负责管理的官吏索性与叛音席卷同去。至于为何吏与叛者一直叛散,因为这方面官吏也相当艰辛,他们对朝廷和当时的法律心怀不满,发生叛乱事件,叛散者的〃同伍〃,同样要受〃课捕〃,与此同时对叛者的家人也受到课捕,家人得到消息纷纷逃亡。上述的原因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④,没有人被差遣替代。王羲之提出减少判死刑的人,让他们补充兵役。判五年徒刑的〃可充杂工医寺〃,充当杂工医寺的人,他们的家要移至都邑,否则,逃亡的事将与以前一样,移其家〃可绝其亡叛〃,因为家在都邑生活比较安定,逃跑亡叛必须顾家小,再者都邑范围有限,管理比较严密,全家亡叛很不容易。更重要的是,百工⑤可以生产各种手工业产品,这些产品既可保证朝廷官府和军队的需要,也可以供应市场。医寺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对于保障百姓健康和战时医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重新建立和稳定百工医寺的队伍,事关重要,有了他们,城市就比较充实,他们不叛亡,社会也就稳定多了。部邑充实稳定是政治之本。王羲之将自己的政见概括为:〃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重罪者判以死罪。刑名虽轻但惩办实际上很重,是不合时宜的。
王羲之巨识深邃,先觉于人,很多主张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未能实施。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王逸少在东晋时,盖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其操履识见,议论闹卓,当世亦少其比。
诚然,这样的评论是符合实际的。然而一个人的功名成就,除了有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思想之外,还要有许多条件,其中机遇也是必不可少的。诸葛亮才华横溢,谋略超群,如果没有刘备〃三顾茅庐〃及群雄逐鹿的历史舞台等客观条件与机遇,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就无法施展,更谈不上有伟大的功名与光辉的业绩。
王羲之的许多政治主张均未被当权者所接受,内心是非常忧愤的,特别是伯父王导、工敦,岳父郗鉴亡故以后,他更加无能为力。王羲之的思想主张并非纸上谈兵没有价值。历史是一面镜子,他的主张对南北朝也产生过积极影响。南朝北朝对峙,特别是南朝偏安一隅与东晋相似,他的许多政治主张被当时的政治家所〃移植〃采用,都产生了积极的有益的效果,这些都斑斑可考。
① 《晋书·王羲之传》。
② 《晋书·王羲之传》。
③ 《晋书·王羲之传》。
④ 《晋书·王羲之传》。
⑤ 百工,各种手工业工人的总称。《论语·子张》:〃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例如,刘宋政权曾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赋役,减少部分杂役、谣役;宋文帝采取奖励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负担以及赈济灾民等许多措施。元嘉十二年(435 年)丹阳、淮南等地淫雨成灾,政府除诏免灾区一切租役外,还从徐、豫、会稽等地调大米万斛以赈济灾民;还规定〃凡欲附农而粮种匮乏者,并加给贷〃;在元嘉年间,对江汉漕河进行修凿,以广漕运。《南齐书·明帝纪》载建武元年(494 年)诏曰:〃细作中署、村官、车府,凡诸工可悉开番假,递令休息。〃也就是说工匠在上番服役之外,可以有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这些都说明,王羲之曾经提出的政治主张在南朝实行以后,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羲之是作为一个名垂历史的书法家,对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有如此精辟的见解,古往今来委实是不多见。
 

三、反对愦愦之政
王羲之〃少有美誉〃,是王氏望族的的骄傲。作为三朝辅政掌有实权的伯父王导,对他有不少赞扬之词,非常器重他。王导要他到朝廷任侍中、吏部尚书一类要职,他总是推托谢绝:〃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①后来投入了王导的政敌庚亮的幕中,充当了参军。王羲之弃高官当幕僚,绝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原因的。古代文献虽然对此没有专门的记述,但我们分析这一方面的原因,从中可以了解王羲之的政治主张。在王导辅政期间,豪强横行,贪赃枉法,人民大众苦不堪言。王导对此则采取容忍宽恕的态度,有时仅惩办下级人员,以此敷衍塞责。人们对此非常愤慨。庾翼在给庾冰的信中,表示了他对王导的不满情绪。〃大较江东政,以伛儛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使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山逻作余姚半年,而为官出二千户,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而辟共驱之,不得安席。??虽皆'前宰'之昏谬,江东事去,实此之由也。〃①〃前宰〃王导的昏谬是当时朝野议论的话题,人们对王导的治国方略称之为〃愦愦之政〃。〃愦愦〃是贬意同,糊涂、昏乱的意思。也就是说王导施行的是昏乱之政。而王导本人对此却不以为然,他曾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②徐广《历纪》曰〃导阿衡三世,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也。〃果然如此,后人对他的〃愦愦之政〃大加赞赏。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历任元、明、成三帝,是权重位高的三朝元老,历史上的评价很高,《王导传》六千余字,几乎全是溢美之辞。他在建立东晋时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他〃务存大纲、不拘细目〃的执政方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晋初立,需要安定的现实要求,但此政治方略不能全盘肯定,特别是在后期有较为恶劣的后果。据《晋书·顾和传》载:〃既而导遣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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