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洛克菲勒回忆录-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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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决定否决该计划时，他目瞪口呆。他们坚持让劳伦斯继续担任家族办公室的领袖，而计划的其他部分可以予以考虑。我从来没有见过内尔森如此雷霆大怒—他要求他的3个兄弟给予支持，立刻执行他的整个计划。
老实说，我倾向于让内尔森担任家族办公室的领袖，但并不赞同他所要求的绝对权威。我同时还非常同情他，因为他的感情的确受到了伤害，而且遭遇到大家的如此敌对。但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经大大伤害过我们的侄子侄女们。尽管他要求获得个人的支持，我觉得需要用一些外交手段来结束这种对抗。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扮演起调停人的角色，首先是跟内尔森协调，接着是我们的侄子侄女们。内尔森略微平静下来一些后，我便离开我的几个哥哥，走到游泳池旁边。我敦促他们不要一概否决内尔森的提议。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使得他们的立场最后有所松动，但松动的程度很小。他们继续坚持将内尔森的计划搁置起来。他们同意由他担任董事长，但不是首席执行官，而且只有在家族办公室按照更加民主的方式运作、他们的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认可时才实行。当我回到棋牌室后，我和约翰、劳伦斯劝说内尔森接受这个妥协方案。但他对家族的愤懑继续激化了几个月。
20年过去了，当我回忆起在波坎蒂克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时，我意识到家族的运转机制从那天开始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主持、倡议家族团结的内尔森—长期以来一直是家族中大家一致公认的领袖，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惨败。在不被认可后，他不得不从家族以及家族的一些主要机构中撤了出来。与此同时，而且出乎意料地，由于我在我们的侄子侄女与我们兄弟几个之间调停并帮助达成了妥协，结果我作为家族领袖的作用开始变得明显起来。
122。　波坎蒂克大决战
在我们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家族办公室问题争论不休的同时，我和我的哥哥们还面临着波坎蒂克—我们家族在韦斯特彻斯特县的地产—的艰难决定。这个问题再一次引发了约翰和内尔森之间的恶斗。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意识到，该地产不仅具有不菲的经济价值，而且还有丰富的历史和美学属性。我们开始探讨我们的各种可能—这个过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约翰和内尔森分别去世以后才算彻底解决。我们的早期考虑因为该地产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而变得更加困难。
波坎蒂克分为3个部分。首先是“基魁特”宅子以及紧邻的四周场地—我们称之为“公园”或者“历史区域”—共计大约250英亩。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和约翰、内尔森、劳伦斯平均拥有波坎蒂克的这部分地产。第二部分是“开阔区”，将近2　000英亩，由我们兄弟5人通过希尔斯地产公司拥有。还有我们各自拥有的地产：约翰的林木农场，内尔森的狩猎屋，我的哈得孙松屋，劳伦斯的5个地块，包括哈得孙河岸的石树厅。
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我们开始制定这些地产未来的分配计划，特别是开阔区的地产，但没有一个计划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因此，1972年，我们请著名的园林建筑师佐佐木秀夫处理10年来产生的值得讨论的所有担忧，并制定一个能够“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整个波坎蒂克地产的计划。
123。　内尔森的纪念碑
内尔森从来没有特别关心过“阑珊外面”我们共同拥有的地产情况。当开始计划地产的未来的时候，内尔森倾向于主要—如果不是惟一的话—考虑“基魁特”。他把这所宅子看成是家族的祖宅，是洛克菲勒王国的象征性中心。他认为关键的是自己能够作为祖父和父亲的接班人而成为“基魁特”的主人。内尔森的主人翁感极其强烈，他的客人中几乎谁也不知道他并不是“基魁特”的实际主人，而是与他的3个兄弟共同拥有。由于内尔森的敦促，它被指定为一个国家历史地标—那是1976年12月，福特总统在一次盛大的仪式上赋予的殊勋。
在这个问题上，约翰与内尔森的意见再次出现严重分歧。“基魁特”的历史保护—在他看来，那只是在创建一个“内尔森纪念碑”，却不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他主要考虑的是要确保该地产其他地方的开阔区能够最终用于公共目的。
这回，劳伦斯同意约翰的意见，但由于他对内尔森的忠诚，他很难阻止他哥哥的计划。劳伦斯最大的个人承诺是地产保持，而他反对将自己的个人经济资源用于波坎蒂克地产未来规划的其他领域。他尤其热中的想法是将开阔区建设成一个公园，成为他自己工作和父亲工作的一个遗产。我后来发现，至于“基魁特”，劳伦斯即便看到它被拆除也不会觉得遗憾。
我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努力保护开阔区，同时维护“基魁特”，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有足够的理由。
1974年，佐佐木提交的计划非常巧妙地平衡了我们几个不同的倾向性，提供了解决我们不同目的问题的框架。佐佐木告诉我们，地产的“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方法是保持波坎蒂克的“原貌”。他说，“基魁特”和公园区必须保持其历史、建筑和美学价值，而开阔区的大部分地区应当保持成“公园用途”，造福大众。计划的展示很巧妙，家族的反应非常肯定，甚至非常热烈。
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该地产将送给哪些私人企业？采用什么渠道融资？即便我们将大部分开阔区作为公园用地捐献给某个政府机构，成本也相当可观，尤其是如果挑选的机构要求捐资维护父亲原先的马车道以及田野和森林的话。维护“基魁特”的费用开支更大；事实上，仅仅历史区域所需要的捐资金额预计就高达3　500万美元。
虽然这些钱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出售开阔区的边缘土地来筹措，但大部分捐资将不得不出自我们自己的“口袋”。内尔森提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弥补兄弟几个捐款的差额。约翰再一次坚决反对，声称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捐款本身就是“假公济私”。这一具体问题成了约翰与内尔森之间争斗的最后一个战场。
124。　不同寻常的一封信
侄子侄女们1977年6月在娱乐房的反叛事件过后不久，约翰给内尔森写了一封信，从他的56层西北角办公室亲手递交到内尔森的东北角办公室里。信中说道：“你一直都向我暗示说，你的一生要实现两件事。第一是当上美国总统，第二是成为家族的领袖，确保家族继承父亲和祖父传给我们的家族传统。显然，你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失败，而如果你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你就面临第二个目标也失败的危险。”
内尔森立刻回信，要求约翰“收回”那封信。当然，那是一封私人信件，其他人都没有见过。但内尔森却十分固执。他说，除非约翰立刻收回那封信，否则他将终止关于波坎蒂克问题的谈判，寻求在他自己那块地产上建设饭店和会议中心的计划。最后，约翰的确收回了那封信，谈判又恢复了。
我再一次发现自己处于约翰与内尔森对峙的中央。他们的观点都很占理，但他们都没有看到共同的利益。经过大量的讨价还价后，我们达成了妥协：内尔森同意将开阔区的大部分作为公园用地捐献，条件是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遗嘱里写明为历史区域捐资500万美元，且我们的2　000万美元捐资得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1　500万美元的捐献，这样波坎蒂克计划中历史维护部分的充足资金就有了保障。约翰认可这种协议，看来，永久性—并且友好地—解决问题的前景相当光明。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与内尔森争斗了多年之后，约翰认为在努力实现自己理想方面，他可以跟内尔森一样倔强、暴躁。在改变自己的遗嘱之前，约翰坚持要劳伦斯将石树厅—哈得孙河畔美丽的地产—划入公园内。虽然我们各自拥有的地产的任何部分将来如何分配问题，从来就没有纳入谈判内容，但约翰专横地认为石树厅必须包含在内，否则他就取消交易。
劳伦斯非常憎恨约翰单方面提出新条件重新开始谈判。他觉得忍无可忍，拒绝考虑该提议。约翰固执己见。但是，他越是跟劳伦斯大谈他的“责任”问题，劳伦斯越是火冒三丈。最后，约翰来找我，建议我和他一起找劳伦斯，提出我们自己买下石树厅，以便将它纳入计划修建的公园内。我满心不情愿地同意跟他一起去，但我们得到的反应正是我所担心的。劳伦斯暴跳如雷，拒绝讨论这件事，几乎是将我们推出了门。
经过这件事以后，约翰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劳伦斯不会退让。他同意修改自己的遗嘱—就像我们几个兄弟已经修改的那样，将500万美元用做“基魁特”的捐资。但是，他是个拘泥细节的人，一遍又一遍地修订遗嘱，不断提出细微的修改，提出细微的问题，让他的律师重新考虑。我们都认为，约翰的修订已经完成，波坎蒂克问题终于尘埃落地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出现了那悲伤意外的话，局面一定会是这样。
125。　约翰去世
我最后一次见到约翰，是在1978年的7月9日。他和布兰切特星期天来到哈得孙松屋，与我和佩吉一起吃午饭。我们在就餐平台上一棵大榆树的树荫下吃了一顿轻松的饭。佩吉跟约翰谈起了她对养纯种瑞士西门塔尔牛新近产生的兴趣。跟从事所有的事情一样，佩吉对农耕事宜已经变得热情满怀。午饭后，她说服约翰坐马车去看看她的一些宝贝家畜。我和布兰切特留在后面，讨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有关事情。
约翰对自己看到的东西印象很深刻。第二天下午，在整天与自己的秘书研究自己的遗嘱之后，他在前往火车站赶火车返回纽约的路上，带着她一起去看了看那些家畜。开车的是他的秘书，因为他还没有从踝骨移植手术中完全恢复过来。
他们行驶在贝德福特路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开着一辆大众汽车—他刚刚与父母吵完架气愤地离开家—从对面方向驶来。道路拐弯的时候，他失去了控制，歪歪斜斜地撞倒一棵树，迎头直接撞上了约翰的车。约翰的秘书受了重伤；她后来的康复经过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阶段。那个年轻人在事故现场当场丧命。约翰也当即身亡。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我们之间恼人的争吵，而是我们小时候他对我的种种小恩小惠—他可能已经忘记了，但那些小事对我来说却意义重大。尽管约翰比我大将近10岁，但他是我所有哥哥当中最努力照顾我的。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十分亲密，但由于在我需要的时候他给予了我温存的支持，因此我请他在我的婚礼上当我的男傧相。
跟父亲一样，约翰的一生很不容易，但他留下来的是慈善事业领域里的巨大成就，而这种成就连洛克菲勒家的人都感到自豪。约翰跟我们所有人一样，也有他自己的缺陷，但他为人正派、诚实正直、心地善良，对世界充满关爱。他憎恨不公正的行为，慷慨大度地将自己的时间、才华和资源投入到最有希望产生真正的、持久变革的事业中。他为了降低惊人的世界人口增长率而开展的无畏的运动，他对艺术的慷慨支持，以及他为了将远东各族人民和各国与美国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作出的高瞻远瞩的努力，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我非常遗憾的是，约翰的成就从来没有得到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