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没有女性-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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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上……寒冬腊月的天气，她身子雪白雪白的，头发也是灰白的。这姑娘才十九岁……从那以后，我们们总是留一发子弹给自己——宁可死，也不当俘虏。最可怕的是被敌人抓去，其余的一切都不可怕。
“我在战争临近结束时，都不敢给家里写信了。我想，我不能写信，万一我突然被打死，妈妈会哭死的，战争快结束了，我却在胜利前夕死掉了。谁也不谈论这种事，可是谁都在想着这一点，我们已经感到我们就要胜利了，春天已经开始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不管人们怎样盼望这个日子，在感觉上，它仍然是出人意料的。你随便去问任何一个打过仗的人：他对战争中的哪些日子记得最牢？——战争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这两天记得最清楚，细微末节全都历历在目。下面就有几个感人肺腑的细节：
“当有人跑来报告说：‘战争结束了！’我一下子浑身瘫软，坐到消毒台上。我曾和医生约定，只要—一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我们就坐到消毒台上去。我们要做些反常的事儿。搁在平时，我不许任何人走近消毒台。那天，我已经戴上了橡皮手套，戴好了面罩，穿上了消过毒的手术服，拿出了一切必需的东西：棉塞子、手术器械……可一下子我浑身瘫软了，坐到消毒台上去了……
“我们那时最渴望的是什么？第一，当然是战胜敌人，第二，是活下来。一个姑娘说：‘等战争结束，我要生下一大堆孩子！’另一个姑娘说：‘我要进大学读书。’还有一个说：‘我要打扔得特别美丽，让所有的男人都盯着我瞧。’“我们开进老家的村子，村里只竖着几根柱子，别的—无所剩。在乌克兰时，我们曾到过一个村子，那儿也是什么都不剩了，只留下一片西瓜地，人们只靠吃这点西瓜过活，别的什么都没了。我们进村时，他们把几个西瓜拿给我们，说这是他们唯一的食物。
“我回到家乡。土窖里住着妈妈、三个小孩子，还有我们家的一条小狗，正在吃煮滨藜。他们把草一样的滨藜熬熟，不仅自己吃，还给小狗吃。小狗也肯吃……战前我们家附近有好多夜莺，战后足足两年，谁也没听到它们的声音。整片土地翻了个个儿，象俗话说的，连祖坟都给掘出来了，直到第三年，夜莺才重新出现。它们先前躲到哪儿去了？无人知晓。过了三年，它们总算回到自己的故乡来了。原来，人们盖起了房屋，夜莺这才肯飞回来。”
在她们面前日子还长着呢，她们还有女性自身的苦和乐呀。可是一旦发觉有些事儿是无法遗忘的，她们可就总是在频频回首中度时光了。
“在战争中，是数着日子过，而战后则是数着年头过，心里不断想着：什么时候出嫁，什么时候生第一胎，什么时候儿子大学毕业、结婚，什么时候庆祝自己的银婚，什么时候孙子出世……这辈子眨眼就过去了。战争总共才四年，战后几乎过去了四十年，但依然使人感到：战争，是我们一半的人生。尽管它只有四年……”
她们谈论儿子姑娘、孙子孙女，谈论自己的烦心事儿，自己的疾病。从这方面看——她们是十分平常的妇女，是母亲、奶奶和外婆。可是我仍然相信，我能够在任何场合，在最拥挤的人群中，在最热闹的节日里，把她们跟所有别的妇女区别开来。
“坐在这桌旁的每个男人都受过一两次伤。他们现在还活着，也都是儿孙满堂，这一切不都是经我们的手创造出来的吗？我们被授予的是很小很小的奖章，但我们是为拯救生命而得到它们的！”——亚历山得拉·伊万诺夫娜· 扎依朵娃说完这句话，干了最后一杯。
在莫斯科的处女墓地，由民间筹资建造了一座纪念碑—一纪念卫国战争中英雄的医务人员。它应该用金子来铸造！它也确实是用金子铸造的，不过是另一种金子，最珍贵的金子，即人民的感激，人们的怀念。
第07章“那经不是我了……”
每个叙述者都有自己的遭遇。也是在那里，在六十五集团军老战士的莫斯科聚会上，我见到了奥尔佳·雅柯夫列夫娜·奥梅尔琴科。大家都穿着春天的裙服，戴着色泽鲜艳的围巾，唯独她——依旧穿着全套军装。我觉得她的神色有点与众不同，有一种无法驱除的过去岁月的痕迹，时光并没有把它磨去多少。我们在这次聚会上成了相识，后来我又专程到波洛茨克去采访了奥尔佳·雅柯夫列夫娜。
她正在生病，但还是从床上起来了。
“什么下一次？我们这一代人正在消失……我本想把我在文尼察一个女有的地址给你，我和她曾在一起作过战。可是昨天我刚刚接到电话——她去世了。战争在折我们的寿啊！”
在与老战士的屡次交谈中，我已不止一次体验到这种隐约的责备：您来晚了！我记得，我先前写的信中有几封被退了回来，上面附言：“查无此人。”她们并不是移居另一座城市，或乔迁新的住宅（这种事也是常有的），而是永诀人世了。一个人的声音世上消失了，一个人的记忆在世上飘逝了。至于她带走了什么，已经无人知晓。
奥尔佳·雅柯夫列夫娜回忆往事时竟出人意料地镇静，几乎不动声色。—时间我都有些不知所措了。因为我已经习惯于人们的痛哭流涕。只有在对方痛哭时，我方能准确地把握住她内心的痛苦所在。而在这双神情枯涩、色泽褪尽的眸子里，痛苦似乎埋藏得很深……
奥尔佳·雅柯夫列夫娜·奥梅尔琴科（步兵连卫生指导员）说：
“我母亲想让我跟她一道撤退，她知道我会钻到前线去的，于是把我绑到一辆大车上，车上堆放着我们家的东西。可是我悄悄扯断绳子，逃走了，那绳子我至今还保留在身边。
“大家坐车的坐车，走路的走路。我去哪儿呢？在大街上我遇到了一群姑娘，其中一个人说：‘我们家离这儿不远，去找我妈妈吧。’我们是在深夜摸到她家的，轻轻敲了敲门。她妈打开门，见了我们破衣烂衫、邋遢肮脏的样子，喝了一声：‘站在门口别动！’我们只好站住。她拖过来几口大锅，把我们剥了个精光。我们最后用炉灰洗了头发，才爬到火炕上，美美地睡了一大觉。早上，这姑娘的母亲烧好了菜汤，用麸皮和马铃薯合在一起烤出了面包。在我们看来，这面包是多么可口，菜汤又是多么鲜美！
“我们就这样在她家住了四天，她母亲供我们吃喝。她给我们吃得并不多，说是你们吃多了会撑死的。第五天，她说：‘你们走吧。’我们刚要出门，女邻居来了。我们又坐到炕头上。她母亲伸出一个指头示意，要我们别作声。她甚至对邻居都不敢承认女儿回来了。她逢人就说女儿在前线。这是她的女儿，独生女儿，可她并没有舍不得自己的亲骨肉。她不能原谅女儿跑回家来的耻辱。
“这天深夜，她把我们叫起来，塞给我们几包吃的，说：‘你们走吧……’”
“那她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想要了？”
“不，她吻了女儿一下，说：‘你父亲在打仗，你也去打仗吧！’“在路上，这个姑娘告诉我，她是个护士，是从包围圈里逃出来的。
“我在各地游荡了很久，最后到了唐波夫市，被安排在医院工作。医院的生活条件挺好，我在长期挨饿后，身体一旦恢复健康，便胖了起来。年满十六岁时，上级告诉我，可以象其他护士、医生一样，给伤员献血了。于是我开始每月献一次血。我得到了为输血者的配给：一公斤糖，一公斤碎麦米，还有一公斤灌肠，让我们恢复体力。我和护理员尤拉大婶很要好。她养了七个孩子，丈夫在战争初期就牺牲了。大儿子才七岁，常常由他跑去领食品，结果把食品卡弄丢了。于是，我把我的输血配给品送给他们一家人。不久，我又每月献两次血，每次献五百西西，即半公升血。一次，医生对我说：‘让我们记下你的姓名地址，说不定你的输血对象会突然来找的。’我就留了姓名地址，装进医生的活页本。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有两个来月，有一天我值班回来，进到宿舍里刚刚躺下要睡觉，别人把我拽了起来：
“‘快起来！快起来！你哥哥来看你了。’
“‘什么哥哥？我没有哥哥呀！’
“我们宿舍在顶楼，我赶紧跑下楼梯，只见一个年轻英俊的中尉正站在门口。我问：
“谁找奥梅尔琴科？’
“他回答：
“‘是我。’说着还把一张小纸片递给我看，就是我和医生填的那张。‘是这么回事……我是你的同血兄弟。’“他给我带来了两个苹果，一包糖块。那时什么地方都买不到糖果。天哪！糖果好吃极了！我跑去向院长报告：‘我哥哥来看我了……’于是院长准了我的假。中尉对我说：‘我们到剧院看戏去吧。’我有生以来从未进过剧院，何况还是跟一个小伙子去。
“过了几天，他要走了，被派到沃龙涅什前线。他来向我告别时，我只能打开窗户向他挥手，因为这次院长没准我假——伤员太多了。
“我从未收过任何人写来的信，甚至没有这种体会：收到来信，这是什么滋味？可是突然我收到了一封盖有三角形军邮戳的信，我拆开一看，里面写道；‘您的朋友，机枪排长……英勇牺牲了。’一一就是我那位同血哥哥！他是孤儿院长大的，也许他身上能找出的唯一地址，就是我的地址。他离开我的时候，叮嘱我务必留在这个医院里，以便战后他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我。可是才过了一个月，我收到的竟是这封信，说他死了。这对我来说，真是太残酷了。我决心全力争取奔赴前线，为我的血报仇。我知道，我的血洒在战场上了……
“可是，上前线也不那么容易。我先后给院长写了三次报告，到了第四次，我亲自跑去找他，当面威胁说：
“‘如果您不同意我去前线，我就逃。’
“那么好吧，既然你这么固执，我就派你去前线……’“不用问，第一次战斗是非常可怕的，天空在轰鸣，大地在颤抖。心好像被撕裂了，身上的皮肉都要绽破了。红隆隆的巨响不绝于耳，我觉得整个大地都在颠簸摇晃。我简直不能……我怎能忍受住这一切啊．……我以为自己支撑不住了。我实在恐怖极了。我决定，为消除胆怯，拿出共青团团证来，蘸上伤员的鲜血，再装进自己的衣袋里，外面用钮扣扣好。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发誓，坚持住，最重要的，是不能胆小。如果第一次战斗就胆小如鼠，那么再往后我就迈不开步子了。人们会把我从前沿赶回去，弄到卫生营去。我一心想着呆在前沿阵地，好亲自为我的血报仇。我跟着部队打冲锋，穿越茅草地，草丛深及腰部……那里已经几个夏天没种过庄稼了，走起路来很困难。这是在库尔斯克战线。
“有一次战斗间隙，参谋长把我叫了去。司令部在一间破烂的小房子里，几乎什么摆设都没有。我走进去，屋里有一把椅子，参谋长站着。他让我坐在这把椅子上，说：
“‘是这样，我每次看见你，就要想：是什么驱使你到激战中来的？要知道，这是战争！人就象苍蝇似地随便被打死。我得把你送走，哪怕是送到卫生部队去也好。干脆被打死倒也好，可要是虽然活下来，却没了眼睛，没了胳膊呢？你想过这些吗？’“我回答说：
“‘上校同志，我什么都想过了。我只求您一点：请不要把我调出连队。’“‘别啰嗦了，你走吧！’他冲我喊了一声，吓了我一跳。
“仗打得很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