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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5章

中国军事战争通史-第6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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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见,但是基本的原理是相同的。西式队列较东式队列严肃整齐,指挥多用口令,东式则是以旗号、金、鼓为主,日本使用军旗、法螺贝、太鼓、钟和军配。战国名将武田信玄擅长阵法训练,武田的军容,常使人感到危险。

    中国的兵法重视谋略,阵法处在次要的位置,而在日本则受到相当的重视。这是因为,中国的战争规模远比日本为大,在动辄以“良将千员,带甲十万”的战争中,军队统帅主要进行战略和战役层的思考,战术还在其次,同时也因为尊崇儒术,重文轻武,对阵法研究不够重视;而日本的战争多在千人级,军队统帅也是战术指挥员,不能不精研阵法,日本自镰仓以来一直是武家政权,阵法在历次战争中经受磨练,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兵书战策 '杂'“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范蠡的兵学观

    春秋时期频繁丰富的战争实践活动,直接推动了军事思想的发展,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都高度重视对军事的探讨和总结,从而大大深化了人们的军事理性认识。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范蠡作为当时南方兵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春秋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在今天对其军事思想的基本面貌与时代特色进行扼要的归纳和分析,对于梳理先秦军事思想的演变脉络,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一项富有意义的工作。

    范蠢,字少伯,其生卒年不详,春秋末年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当时列国纷立,争霸兼并无已,晋、楚、齐、秦等大国为了牵制和打击各自的主要对手,纷纷“伐谋”、“伐交”,争取和联合与国,以为己援,力图使争霸敌手陷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晋国曾积极扶植和支持吴国对付楚国,使其从侧后骚扰进攻楚国,严重扼抑了楚国北上争霸的势头。楚国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战略态势,也利用越与吴争夺江湖河泽之利,各自拓展疆域而导致的矛盾,积极鼓动越国侧后威胁和打击吴国,以减轻吴国对楚的压力。而越国为了抗衡吴国,正需要有楚这样的大国支持。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联合起来,构成相对稳定的战略同盟。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之下,身为楚人的范蠡和文种跋山涉水来到越国,为越国攻吴出谋划策。由于他政见卓荦,智谋超群.很快就获得了越王勾践的充分信任,官拜上将军,与文种一文一武,辅佐勾践经国治军,“种躬正内,蠡出治外。内不烦浊,外无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越绝书…外传纪策考》)。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越国转弱为强,在政治、军事上彻底战胜吴国,帮助勾践登上了“霸主”的地位。事成之后,范蠡挂冠归隐,泛舟五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一代巨商,世称“陶朱公”。

    范蠡在军事上有很高的造诣与重大的建树,对此,他本人也不无自负,曾云:“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有《范蠡》二篇,属“兵权谋家”,颜师古注云“越王勾践臣也”。这说明,范蠡曾有兵书流传于世。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书早在唐代以前即已失传,《隋书…经籍志》就不曾著录,我们今天只能从《国语》、《史记…货殖列传》、《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史籍中,寻找到某些有关内容,并据此初步考察范蠡其军事思想的大致情况以及特色。

    《司马法…严位》云:“人方有性,性州异。”范蠡的军事思想同样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他出身于南方文化的中心区域——楚国,深受《老子》哲学思想以及阴阳五行观念的熏陶和影响,这就决定了其军事思想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内涵。而他所从事建功立业的场所——越国,又是处于明显被动弱小地位的一方,要战胜强大的吴国,必须韬光养晦,积蓄实力,逐渐完成战略优劣态势的转换。这就决定了其军事思想立足于后发制人的立场,即以积极防御为主要手段,最终实现反攻胜敌的战略目的。

    具体地说,范蠡的军事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战备,为克敌制胜创造必要的条件。

    “慎战”与“备战”并重的战争观,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历史上绝大多数军事思想家,都十分强调做好战备,以待不虞的重要性。在这一问题上,范蠡的认识没有例外。他认为从事战争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既包括政治、经济因素,也包含军队实力状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越绝书…枕中》)并进而指出:“古之圣君莫不习战用兵,然行陈队伍军鼓之事,吉凶决在其工”(《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其基本原则就是,高度重视,充分准备,措施得力,以应万变。用范蠡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

    第二,“随时以行”的攻守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它的整体性与融合性。历史上思想家在进行理性思辨活动时,其逻辑起点通常植根于“天人合人”的宇宙构成模式,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与圆融,注重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全面认识和宏观把握问题。反映在军事斗争领域,即是以“天道”推论“人道”,以“政事”推论“兵事”。

    这一点在范蠡的军事思想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在他的哲学观念中,“天道”与“人道”是和谐一致的。他认为,“天道”的属性是“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国语…越语下》,以下引文凡不注出处者,均出此篇)。因此,人们在从事社会活动时,也应当因循自然,顺应天时,“自若以处,以度天下”。这一思想引进到军事斗争领域,就是所谓的“随时以行”。这里所说的“时”,是指时机,也可引申为战机。“随时”,就是依据时机是否有利、战机是否成熟来决定作战行动展开与否,既不超前,也不滞后,这也叫做“守时”,“随时以行,是谓守时”。

    范蠡的“随时”、“守时”原理落实到具体的攻守行动中,实质上包含有两层基本意思:第一是指“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意谓当有利的时机还没有出现,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切不可主动发起进攻,而应采取积极防御,等待时机,以求克敌制胜:“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他严肃指出在时机不成熟情况下盲目对敌进攻.那就会“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这就叫做“强孛”,“强孛者不祥”,必然招致惨重的失败,“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第二层意思是指“得时无怠,时不再来”。这是要求战争指导者善于捕捉战机,一旦遇到有利的时机,就要适时地转防御为进攻,而绝不能犹豫不决,贻误战机,纵敌遗患。他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不及。”即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去进攻敌人,实现自己后发制人的作战目的。他指出,如果错过了有利的时机,就会给自己带来诸多不利,留下祸患,“得时不成”,“反受其殃”。

    范蠡“随时而行”的攻守指导原则,在吴越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高明的运用。当越国尚处于被动弱小的劣势地位之时,范蠡多次谏阻越王勾践主动攻吴的计划,反复用“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的道理说服勾践采取持久防御的策略,在削弱敌人力量的同时积聚自己的实力,为实现敌我优劣态势的转换,发起最后的反攻创造条件。而当吴国实力衰微,有隙可乘之机出现之时,则当机立断辅佐勾践及时发动灭吴之战,打得对手措手不及,全线崩溃。并坚决实施连续进攻,扩大战果,顺利攻占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赢得最后的胜利。

    第三,“变易主客”的实力运用方针

    所谓“主客”,是中国古代兵学的一对重要范畴。“主”,通常是指战争中在自己的土地上实施防御的一方;“客”,则通常是指战争中进入他国境内实施进攻的一方。根据战场形势选择适宜的主客位置,或反客为主,或变主为客,是从事作战指导中的重要命题,也是军事家夺取战争主动权,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兵书《李卫公问对》之所以在后世受到广泛的推崇,被视为古典兵学宝库中的瑰宝,原因之一,是其作者在“变易主客”方面有精辟深刻的阐述,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称的那样:“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

    理解了“主客”关系的丰富内涵,那么我们对范蠡有关“变易主客”的实力运用方针的价值也就容易认识和把握了。应该说,这一方针在范蠡的军事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积极意义。

    概括地说,与《孙子兵法》中提倡进攻速胜的战略指导略有不同的是,范蠡在战略指导上更侧重于持久防御,强调为主而不轻率为客。这当然是同越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战略劣势地位的特殊形势有关。

    范蠡注重于为主之道,反复阐述“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的必要性。为此,他积极主张持久防御,避敌锋芒,防止出现过早决战的被动不利局面,指出“彼来从我,固守勿与”,做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屈求伸,以主应客。

    但是范蠡的高明卓越之处,在于他的持久防御并非是消极无为的举措,而是积极能动的作为。换句话说,它仅仅是手段而绝非是目的。其最终的目标还是“变易主客”,即适时由战略防御的“主”的地位转为战略进攻的“客”的地位,先主而后客,殄灭以为期。而实现“变易主客”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各种积极的手段,转化双方的优劣态势,剥夺敌人有利的条件,暗中增强己方的实力,从而摆脱被动,立于主动的地位。这用范蠡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这种以暂时的退守换取最后的攻取的战略指导,乃是高超英明的实力运用方针,是范蠡军事思想中的优秀内核,它对于中国古代积极防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四,“因情用兵”的致胜之道

    “因敌而制胜”、“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篇》),是作战指导思想的精髓,也是古往今来战争指导者所孜孜以求的用兵理想境界。作为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军事家,范蠡在这方面与兵圣孙子实有相通之处,同样以因情用兵为指导战争活动的最高原则。

    在范蠡那里,因情用兵乃是“天道”运行规律在军事斗争领域的衍化,是“天道”作用于“兵事”的必有之义。范蠡认为,“天道”的运行是“赢缩转化”的,即所谓“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世间万事万物同样也处于不断变化、循环往复过程之中。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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