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梦？是醒？-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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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发动“文化”的“大革命”虽非单纯为了“夺权”。但运动一开始就指明了要夺权。这个观点是明明白白确确实实的，在“文化”的“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中都有明令（前者说“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里的领导权”，后者讲“要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的多次讲话更是念念不忘一个“权”字。毛主席本人一九七〇年会见美国朋友斯诺时也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权力是掌握在人的手里的（尽管它有时是以一个阶级、政党、组织、机构、团体的名义），要夺权，就得把掌握权力的人打倒。所以，伴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一批批党政领导人被揪斗、打倒、靠边站、进牛棚，甚至关监狱、*致死。
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全面展开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四月，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四人既以不同的问题分别给予批判，后来硬被联系起来定为“反党集团”，无疑是为“运动”之火投入了助燃剂。
“运动”全面深入展开以后，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各大、中专院校的党政机关及其领导人物，接着依次是厂矿、企业、县、区、农村各级领导，然后是市、地、省、中央部委各级领导。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党中央发出《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的意见（初稿）》之后，全国上下（大约只有野战军除外）各级各个党政机关和其领导人大多被打成“旧政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修正主义分子”。神州大地处处是冤狱，处处见冤案，处处有冤魂。
*、江青等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继续制造各种名目，借以打倒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为其篡党夺权扫清障碍。从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份起又陆续展开“抓叛徒”活动。“抓叛徒”活动正式开始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党中央印发《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之后。继天津南开大学“揪叛徒战斗队”“发现”了六十一人组成的叛徒集团后，各地的“抓叛徒”群众组织和各种各样的专案组，将干部中已有历史结论的问题又统统翻出来，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又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他们诬称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组织路线”，从而造出了“新疆叛徒集团”（株连一百二十九人）、“东北叛徒集团”（株连七百余人，加上亲友、工作人员，不下数千人）、“南方叛徒集团”等等重大冤案。竟连周恩来都未能幸免（即所谓“伍豪等启事”）。在“抓叛徒”的旗号下，许多过去在敌人统治下英勇斗争、功绩卓著的共产党员，许多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做了特殊贡献的党外人士，统统被冠以“叛徒”、“特务”之罪名加以*，有些惨遭摧残致死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三 争权夺力 同室操戈今胜者（二）
刘少奇是“文化”的“大革命”运动矛头所指的最大目标。对他除了公开的批判之外，还秘密设立了专案组制造伪证。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康生、江青、谢富治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就成立了以审查刘少奇夫人为名的“王光美专案组”，企图首先把王光美打成国民党特务，再诬陷刘少奇为美国战略特务。一九六七年三月，康生利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等六个组织搜集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给党中央写报告，声称：他已掌握确凿证据证明刘少奇有历史问题，被捕叛变过，建议对其立案审查。此报告三月二十一日得到毛主席批准。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主席审阅修改的文章中，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替刘少奇的名字，给他加上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代言人”、“帝国主义买办”、“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的应声虫”等罪名，说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紧跟着，中央各报刊发表社论，号召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五月八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这是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该文说：“《修养》一书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反*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五月十一日，中发（67）153号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学习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通知，把对刘少奇的批判推向了高潮。自一九六七年三月，“刘少奇专案组”设立后，他们随意抓人，刑讯逼供，制造了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伪证。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戚本禹组织召开了“批斗刘少奇大会”，进行抄家，从此剥夺了刘少奇的行动自由。八月五日，以庆祝毛主席所写《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为名，又在中南海批斗了刘少奇、*、陶铸夫妇。七。八月间，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煽动数以万计的人们，组织“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
北京发生的这种围困、冲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严重事件，形成一个浪潮，迅速蔓延全国。中央有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那么各省、市、自治区以下，自然也有相应的各级最大的“走资派”了，因为有那么一条政治线路和组织路线，从中央到地方是相通相连的，一揪自然是一大串，这是经过“运动”以来的实践证明了的。于是，大批判的打击面越来越广，揪斗领导干部的手段也越来越狠。对干部、群众的人身伤害从“戴高帽”、“剃鬼头”、“坐喷气式”而发展为各种体罚、酷刑、摧残人身、侮辱人格……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毛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全会在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已明确赞同专案组的审查意见和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如此，铸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据最高人民法院一九八〇年九月以前的统计，仅仅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定为“反革命”判刑的案件，就达二点六万多件，祸及二点八万人。而因此在各种不同层次上不同程度上遭到批判斗争的人，则难以计数。
“文化”的“大革命”运动中被各级、各个组织立案审查的人员究竟有多少人，是很难准确统计的。因为每个群众组织都设了“专案组”，光“专案组”已多如牛毛了，何况被立案审查者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仅中央组织部接收原中央专案组移交的专案材料为一万七千三百四十九卷，三十九万一千三百六十三件，涉及受审人员六百六十九人。据中央专案组一九七五年的一份《报告》云，上述被审查人员，定为“问题性质严重或敌我矛盾”的有三百二十人，占被审人员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八。被列入中央专案组审查的人员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及省、直辖市、自治区副省长（包括军队中相当这一级的干部）以上干部二百一十三人，其中八届政治局委员十人，中央书记处成员十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七十一人（不包括省、市审查的）、国务院副总理七人。据不完全统计，“运动”中，原中央专案组先后共关押和监护的干部有一千一百二十四人，被隔离在单位、干校或外地的不计其数，有数以万计的无辜干部群众和证人及家属受株连。“运动”前，全国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运动”中受冲击的占百分之五十。其中由各地各部门立案审查，被诬以各种罪名的有四百五十三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不包括原中央专案组审查的）。仅一个北京市郊的秦城监狱，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四年间，就关押高级领导干部五百人以上。其中被折磨致死三十四人，伤残二十余人，被折磨成精神病的六十余人。试问哪朝哪代有过如此大的冤狱？哪年哪月有过这般多的冤案、冤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三 争权夺力 同室操戈今胜者（三）
经过几个月的“炮轰”、“打倒”和“砸烂”，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各级党政机关普遍陷于瘫痪，各级负责人普遍被关押、揪斗或靠边站而不能理事，正常工作、生产秩序已然接近于崩溃状态。在“运动”发起者看来夺权的时机已然成熟。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宣称：“一九六七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这个“总攻击”之实质即是“夺权”。因而，六七年元旦社论无异是全面夺权的动员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工总司）等二十几个造反派组织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筹委会”。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小组调查员”的名义从北京回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这一天，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夺了报社的权，并发表了夺权宣言。次日，《解放日报》也夺了权。张春桥对上海“工总司”等组织头头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要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一月六日，以上海“工总司”为首的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了“打倒市委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华东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被揪到会场接受批斗，并将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大会发出三项通令：一是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二是勒令陈丕显交代“反革命罪行”；三是要求党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大会以后，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一月八日，在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下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成为全市生产的实际领导机构。随后又成立了“无产阶级*保卫委员会”，取代了公安司法机关。这就是上海“一月革命”。
毛主席及时地支持了上海的夺权。一月八日毛主席在一个会上谈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时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次大革命”；“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一月十日，毛主席在一个批件中要求中央*领导小组“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毛主席要求中央*起草的这份贺电于一月十一日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