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语书-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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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看似软弱的妹妹，合上母亲的眼睛，收拾后事。
她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缅怀。妹妹回到了冰冷的画室，在低温下作画，姐姐是整夜翻着家庭影集，不成眠。她甚至在母亲的葬礼上，流了泪。对父亲，她没有。对扎扎，也没有。她写了一本书，写人的老年状况，写医疗单位的冷血，写母亲的故事。那本书叫《平静的死亡》，这本书里，她称波伏娃老太太为“妈妈”。之前的《人的血》、《女宾》里，老太太的身份是“我的母亲”，客气、矜持、微讽，冷硬的距离感。书的题词，则是“献给我的妹妹”。她终于承认，“在母亲的肉里，有我的童年，她去了，带走了我的一部分”。这正是她用一生去抵制的——家庭和血缘，及他们对自由意志的牵绊。
真是值得咀嚼。就像萨特对西蒙·波伏娃的最高评价：“她就好比我的伴侣。”伴侣，哈哈，这不正是您二位终身反抗的婚姻框架中的术语么？
不完全是爱谁多少的问题。我在想，这其中更隐秘的力量，是衰老。托尔斯泰临终前的悔罪、萨特弥留时想重返教廷，包括很多人，受到伤害之后，变得温情与柔软。还有，中国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是——当一个人衰弱的时候，斗志软化。如果母亲早死二十年，西蒙还在悖逆狂飙期的时候，这个和解也不会达成。
书的序言里，为西蒙的辩解，很善意然而多余。“自纪德时代以来，对亲人的不近人情，已经成为激进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潮。”简直是越描越黑。启人疑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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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百合是一种太苍白的花（1）
很多年前我就知道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存在，就像我知道伊甸园神话存在一样。——她是一个在不同语境中被反复引述和重复的名字，她带着她明净的额头，尖刀背似的大鼻子，常常出没在唯美派画册里的那种知性的鹅蛋脸，穿行于一系列大不列颠知识分子军团的书简和信笺里。那是一群在20世纪前30年度过了他们成熟期的人，也是埋葬了维多利亚社会又试图让它纤细僵化的道德活跃的一代人。达尔文的进化论，让他们失去了相信上帝七天造人的可能性，残忍的爱因斯坦，更在1905年抛出相对论，这下连时间和空间都无法信任了，他们只好转向去精研自己的内心，对自己用尽心思，他们每天要写大量的日记，余时就给另外一些人写无数的信笺。所以这个叫做布卢姆斯伯里团体里的成员，个个都是书信体大师，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这个团体的核心成员，伍尔芙被喻作英格兰百合，这个意象很契合她，最美的百合都开在唯美派画册里，圣母的手边、圣婴的笑颜附近，百合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意味大于肉身美的花，相对于桃花的艳情、牡丹的肉感、玫瑰的甜俗，它简直是禁欲味道的，伍尔芙本人正是如此的精神化：她醉心于朝拜艺术圣地，收集艺术品，但在生活里，她一辈子都穿着粗布工作服，在冬季没有取暖设备的“冰窖”里工作；她视*为肮脏的动物性，却苦心收集别人对她美貌的口头称赞；她择偶时从不关心对方是否有肉体美，或物质背景，甚至性向，却一定要足以与她的智性匹配；像西蒙·波伏娃一样，她背离并且鄙夷上流阶层的生活方式，却从来没有淡化过骨子里、从属于这个圈子的精英意识；五岁的时候她给姐姐写信，“谢谢你对我仁慈的耐心”，而姐姐的回信是“我多么喜欢你香豌豆色的头发”，后来姐姐成为画家，她却成了作家，审美角度的歧途，其实在早年就足见端倪。
她很像一台配置失衡的电脑，思辨力、逻辑力、想象力，凡是智性系列的操作系统配置都很高，而*芯片配置却几乎为零，她并不是敌视*，她是压根就不理解这玩意儿，所以她选择的多是同性伴侣，只是因为这样便于操作她无垢的“精神之爱”而已。小时候她同父异母的哥哥把她抱在窗台上，扒开她的*迎光看着，长大了他继续用拥抱、接吻等临界动作猥亵她。这些暧昧的性侵害史，像频频发作的病毒一样，使她本来就已是低配置的*芯片几乎瘫痪，直到1941年，她投水自杀，用死亡疗法彻底使自己死机了为止。
从九岁那年，她就开始顽强地自我教育，她的营养源只是爸爸的书房和与哥哥交谈的碎片，还有伦敦图书馆而已，她不眠不休地写作，不舍昼夜地阅读，每写完一部作品，她就要崩溃一次，在崩溃的间歇期她写一些轻量级作品作为松弛动作，余时她写大量的日记用以观察自己的下意识，她此生最大的娱乐是写信，大概有几千封之多，她参加有限的社交活动，也是为了带上捕蝶网为她的小说收集人物和情节标本，她交友恋爱都必须经过文字这个介质，他们必须和她一样是文字的信仰者——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伍尔芙这样，终其一生，从各个方向顽强地与文字发生关系，它们是她的伤口，也是止疼片，是她的宠物，也将她驯养。就像小王子的狐狸一样“你对你的玫瑰所花费的时间，使得这朵玫瑰，对你变得那么重要”。
她说百合是一种太苍白的花（2）
可笑的是：这个连自己独自上街买件衣服都会打哆嗦的神经质女人，居然常常被比喻成狼，她要是匹狼，也只是身着狼皮而已，伏在她貌似强势的女权攻势下的勇气，只是一块蓄电池，真正的勇气电源来自于她身后的人，小时候是妈妈，未成年时是姐姐，最后这电源的终身接班人是她的丈夫伦纳德。这个女人活在文学史上是个傲然的奇迹，真要移植到你家客厅里，只能是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她会在做饭时把婚戒丢在猪油里，还在参加舞会时把衬裙穿反，她的锋利不过是“舌辣”，而不是“根辣”，而她的丈夫伦纳德呢？他曾经在噩梦中把自己的拇指拔脱节了，这种“噩梦中的畜力”，看似优雅的伍尔芙身上一样有，他们在某些地方是完全对称的，在伍尔芙还很小，无法熟练使用语言暴力的时候，她就有一种阴郁的能力，只要她一旦震怒，她的兄姐们立刻感到周围气温陡降，头顶飞过一团乌云，恐惧压顶。这两股子畜力，有时是反向的，比如伍尔芙疯病发作的时候，伦纳德就得用自己的畜力去压制她的，在她无恙的时候，这种畜力转而成为一种远景式的呵护，保护着她在生活中的低能，为此他搭上了他的青春、生育权，一根健全的神经。这一切，我想大于一个男人对妻室的爱意，它更是他对她文学天才的保护，对某种绝对事物的信仰，这种纯正的反犬儒气质，才是真正的布卢姆斯伯里精神。
很多艺术家都有自我形象设计癖，并不是他们刻意撒谎，只是他们太热衷于虚构，比如克里斯蒂，她喜欢把自己设计成一个素人作家，以写作打发闲时的闲妇，但是任何人胆敢质疑她的作品，她立刻像母狼一样，从窝里凶悍地扑出去捍卫它们，还有弗里达，她明明是1907年出生，可她在所有的官方履历表上填的都是1910年，那是墨西哥大革命发生的一年，她觉得这有利于把自己塑造成“革命之女”，这种激越鲜亮的背景色，更能映衬她波澜壮阔的政治思想。与她们的耽于自我戏剧化不同，伍尔芙的自我调节恰恰是反向的。她在行文时也是一样，非常淡漠人物的戏剧特征，却很关心她们的精神构造。
1917年她认识了新西兰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基于对一种即将出现的新鲜文体——意识流文学的敏感与革新意识，她们彼此投契，又基于同样的原因，她们彼此嫉恨，在交谈甚欢的流沙之下，是伍尔芙比水泥地还结实的顽固势利眼。她是个超级势利眼，但却是一种教养和智性的势利，并不涉及对方的物质背景，这也是她全部的价值观，这种势利眼的证据频频出现在她六卷本的日记里，关于曼斯菲尔德她写道：“这女人是个商人的女儿，她穿着像*，谈吐像婊子，身上有体味，像一只刚刚卖过淫的麝鼠。”
还好，伍尔芙除了有一根多刺和不忠的舌头，过于精密的头脑，踩了油门就踩不住刹车的想象力之外，还有尚算健全的自省机制，她像一只冰箱里的表，低温，精密，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的自我精确定位，她又在日记里盘点了自己的灵魂，承认自己嫉妒曼斯菲尔德活泼自主、实验性的生活方式，比她本人大得多的异性社交半径，正负加减之后，账面显示的结果是中正的：（曼斯菲尔德）是一只可爱的猫科动物，镇静，疏远，独来独往。
甚至她的发疯也是同样质地的，这种发疯的可怕之处也正在于此：她是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发疯，像是一个人隔着雾气斑驳的玻璃窗，看着屋子里的另外一个自我在发疯，却无法打破窗子把那个自我救出来。想一想，这个热爱阅读的女人，她甚至把不能阅读都当作了她自杀的一个原因，如果她不停地发病，能阅读的只余下自己的疯狂，会把她带到一种怎样的境界。如果她选择放弃这种智性生活，不再写和读，做任何刺激智性的事，医生说她可以不发疯，但是她说“不能写，毋宁死”，谁说放弃生命不是一种爱的方向，选择与卑琐的形而下生活苟且求和，是一种勇气，放弃也是。这才是布卢姆斯伯里精神的骄傲绝尘处。
在那部叫做《时光》的电影里，伍尔芙一边走上楼梯，一边说“I may h*e a first sentence。”这第一句话就是：戴罗薇夫人说“我要自己去买花”。自己去——不受他人干涉，她去了花店，她说，百合太苍白了，她不要。伍尔芙，这朵英格兰百合，亦被她自己放弃了：“亲爱的伦纳德，要直面人生，永远直面人生，了解它的真谛，永远的了解，爱它的本质，然后，放弃它。”至此她已经有过两次自杀的经验，她熟练地趟过浅水，走向河中心，边走边把一块大石头塞进口袋里，我合上眼，耳边是电影里的音乐，它简单地重复，平直地来去，并不太汹涌，像时间，回复往返。
里芬斯塔尔笔记（1）
一，失重。这本书，《里芬斯塔尔*》，599页，59万字。很大，很厚，很重。发生的事件，人物，也都很重。里芬斯塔尔，作为希特勒的绯闻情妇、御用导演、纳粹强硬意志的影像执行人，整整半个多世纪里，都被唾弃和咒骂。然而，最关键的是，她对自己罪行的悔意，轻若浮云。这使人们无法宽恕她，她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只能在非洲和海底，拍摄深海鱼群、珊瑚和土著，那是唯一能逃离欧洲文明和纳粹受害者声讨的角落。
八十岁时，老太太写了这本自传。作为这样一个被集体仇视的人物，书里有自辩的意图，可以理解。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老婆，安娜的自传，里面关于他们夫妻恩爱的段落，很大意义上，是对陀氏家族诋毁她的自卫还击战。托尔斯泰的老婆，出版她的日记，也是想“让人们也听听我的心声”。
这种自辩，它会污染事实么？让我失重的是：在传记里，里芬斯塔尔对她引发的所有事件，都是无辜的。十八岁时，一个男人为她自杀，割断了动脉，血流满地。后来她和导演范克、演员特伦克尔三角恋，范克跳下冰冷的河水自杀。再后来，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向她下跪示爱。这类很“重”的段子密布在她的生平里。而在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