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毒品500年-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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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　如此说：“全身疼痛不堪，以致造成神经过敏，几乎接近神经错乱。”1812年亲王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但是，他的贪食和他的医生不愿违他的意，造成了他的鸦片酊用量断断续续但逐步地增长。
　　1820年继位以后，他的恶习变得毫无节制。他狂饮樱桃白兰地和滥服鸦片酊，对此他的医疗顾问看法不一。威廉？奈顿爵士（1766—1836）认为，鸦片酊“会让他发狂”；亨利？哈福特爵士（1766—1844）　认为，如果不给他鸦片酊，精气会使他发狂；如果不有节制地给他服少量鸦片酊，他就会服更大的量”。这些放荡没有改善他的行为。枢密院书记员查尔斯？格雷维尔（1794—1865）发现他是“一个宠坏的、自私的、可恶的畜生。除了只知道让自己快乐，什么也不知道做”。1827年国王几乎失明，两眼白内障；痛风使他很难握住笔，一想到内阁会议就令他烦躁不安。例如，他需要服100滴鸦片酊，才能接见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1784—1860）。政客和朝臣们把他那毁人的贪吃，嘲弄而奇妙地编成绕口令。威灵顿1830年4月问道，对于一个病人，你们认为他昨天早饭吃什么？鸽肉牛排馅饼，他吃了两只鸽子和三块牛排，大半瓶莫泽勒酒，一杯干香槟，两杯波尔图葡萄酒，一杯白兰地！前天晚上他服了鸦片酊，早饭前又是鸦片酊，昨晚也是鸦片酊，今早又是鸦片酊！”两个月之后，国王驾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新发明的专利时代（3）
他的首席医生亨利？哈福特爵士后来签署了一份由外科医生本杰明？布罗迪爵士（1783—1862）起草的备忘录，作为反对中国鸦片贸易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份声明等于是对鸦片造成乔治四世身体恶化的一份权威医学评论。“当鸦片被用作医用品的时候，无论它多么有价值”，习惯性服用鸦片具有“最致命的后果——破坏消化器官的正常作用，减弱大脑还有身体功能，使沉溺于鸦片的人成为一个比无用更糟的社会成员”。乔治四世的臣民没有多少人敬佩他。《时代》（The　Times）杂志上的讣文表达了一个19世纪工业化国家的愤怒的不满：“永远也无法使他明白金钱的价值”，他从不存钱；令人悲痛的是，国家首脑本应该成为人民的榜样，却过着那样“浪费和挥霍的可鄙生活”。他的肆意挥霍玷污了新兴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浪费的消费者，他体现了“一个发达、富裕、堕落社会孳生的所有罪恶”。《时代》没有屈意奉承他。这份杂志愤怒地说：任何一个人得到同胞的哀伤都比这位去世的国王多。有谁为他流泪？有哪颗心出自内心的悲痛而抽泣一下？”乔治的恶习，包括鸦片瘾，在一个加速工业化的时代，与欧洲中产者的属性简直不同（鸦片臭名昭著的作用无益于节约或提高生产力）。借用布罗迪和哈福特完全代表19世纪早期态度的诅咒话语，他似乎“比无用更糟糕”。乔治四世那卖弄的鸦片瘾；那在布赖顿的豪华帐篷，蓬上座座宝塔闪耀，类似东方君主的后宫，史学家们低估了他和他这一切对引起英国人反对鸦片所起的作用。
　　然而人们一致认为，一个苏格兰贵族，一个有着非同寻常古老血统的贵族，生活极其贫困，他的死引起的金融纠纷改变了英国人对鸦片的态度。传统上，保险公司用它们的财力划分它们的客户，增强支持或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行为。同样在传统上，它们利用它们的特权地位，试图逃避政策性支付。一个终身瘾君子（他活到74岁）谈到这个时期时说，所有保险公司都惧怕食鸦片者”，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14家保险商拒绝给我保＇人寿＇险，仅仅因为我承认自己食鸦片”。他认为，他们的态度就像任何其他偏见一样毫无道理。“喝白兰地成瘾的人不遭拒绝……可是酒精每天都引发危险”。在乔治四世统治期间，一家保险公司明确表示反对鸦片，引起了影响深远的医学辩论。
　　1826年，第三十一世约翰？马伯爵（1772—1828　），保了3000英镑人寿险，作为一家苏格兰银行借给他钱的抵押。马刚刚继承他父亲的伯爵身份，他祖上的财产就被拆分了。1827年他发现自己已身无分文，这下让他成了卧床不起的遁世人。马已服了30年的鸦片，到这种地步，每天还在买两盎司甚至三盎司鸦片酊。1828年他死于黄疸和水肿以后，爱丁堡人寿保险公司因获知“伯爵染上食鸦片的恶习，在某种程度上旨在缩短寿命”的消息，拒绝支付保险金。该公司声称，马应该在保险条款生效之前声明他有鸦片瘾，这样他们可以要么拒绝给他保险，要么提高保险费。因此，他们拒绝支付保险金。马的债权人提起诉讼，要求收回他们的3000英镑。他们在法庭上辩论说，他的健康恶化，不是在保险生效之前，不是由于食鸦片，而是后来的事，只是由他的事务陷入绝望状态造成的。他们否认他服用鸦片上瘾，或者是他的健康因此受到伤害”。爱丁堡人寿保险公司输掉了官司，因为他们在办理保险条款的时候，没有细心核实伯爵是否上瘾。但是，一场压抑已久的争论开始迸出火花。
　　出庭作证的专家包括苏格兰医生兼毒物学家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1797—1882），他对习惯性服用鸦片与健康和长寿有关表示怀疑。然而，他收集的10个鸦片上瘾者的病史表明（正如他意识到的），食用鸦片者可以活到老年。药理学家乔纳森？佩雷拉（1804—1853）反驳了“大剂量的鸦片，如果口服，是一种剧毒；如果吸食过量，有害健康”，所以适度使用也是有害的观点，以此支持克里斯蒂森的立场。一位伦敦外科医生用他自己的6个病例，进行了反驳，指出“这可恶的鸦片瘾”缩短寿命。其他人认识到，服用鸦片者的健康和寿命，随他们的经济、性情和体质等因素而不同。威廉？马斯登（1754—1836）　报道说，在苏门答腊的士兵，还有在集市的其他人，他们都过量服用鸦片，“个个显得瘦弱，但是他们在其他方面放荡不羁。相反，那些黄金商人，属于忙碌的、辛勤工作的一族，他们沉溺于鸦片就像其他人一样没有节制，然而他们仍然是岛上可以遇到的最健康和精力最旺盛的人”。19世纪40年代，一位住在马六甲海峡槟城的英国人猜测，富裕的中国人“生活舒适”，但“由于有毒瘾”寿命不长，毒瘾对那些贫困的人来说害处极大”。医生们非常了解不同的人对鸦片的不同反应。因此，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1771—1832）在服用鸦片酊止胃痛的时候发现60或80滴“非常”不适合他，服后极度不适。相反，80滴对约翰？哈瑞特（1745—1817）“没有任何作用，只是稍微有点头晕”。西蒙斯地区警长试用鸦片酊后说：在国外我见过鸦片的特效；在国内我听说过鸦片的药效；但令我吃惊的是，它对我毫无作用。”

第三章　新发明的专利时代（4）
19世纪20年代，比马伯爵事件具有更大文化影响的是《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的发表（先是1821年在一本杂志上连载，第二年出书）。它的作者是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昆西守寡的母亲一手把他养大。他的母亲性情冷漠，对人不屑一顾、心存戒备，一副不许人乱说乱动的样子。他持有会遭报应的宿命观，很容易让那些比较坚强的人看不起，要他承担个人责任就浑身不自在。他的幻想有一点自我精神虐待，导致他自我禁欲。然而最糟糕的是，他在成人以后依然像小孩一样没有自立。他没有自己的生活，而是在很长时间里把日子过得就像跟他母亲唱反调一样。德？昆西1804年犯面部神经痛时第一次服用了鸦片，止痛效果非常明显。之后他不断服用鸦片酊，先是用于止痛，后是用于解脱生活困难和情感困扰；后来把它用于消遣。他定期每周一个晚上在服用鸦片酊之后出席音乐会或听歌剧，他发现这样可以激发对音乐的“愉悦感受”。这些音乐鸦片夜晚使德？昆西成为最早有意识服用鸦片增强审美乐趣而不是止痛的欧洲人之一。
　　服用麻醉剂的人，有时采取极端的情感态度，或者声称有强烈的情感经历，以掩盖他们在普通情感方面的匮乏。他们热衷于鲜为人知的仪式，以替代常人的责任。有些人喜欢的自我形象是那种在黑暗之地出没的孤独客形象。在大城市中的默默无闻助长了他们的自尊自大，正如鸦片吸食者爱德华？布尔沃－利顿爵士（1803—1873）1872年指出的那样：“一个生活在无数人之中的人，除了一个人——他自己之外，从不关心任何人。”正是带着同样的情感，德？昆西在服了鸦片酊之后去考察伦敦的贫民区。在这些考察中，他满足于做一个隐形的观察者，他喜欢那种在人群中的孤独感。他后来居住在爱丁堡的文学才俊之中，被誉为不同凡响的善谈之士；但是，他的崇拜者的企盼耗尽了他的体力和精力。他只有试图用药物来恢复他衰竭的体力和精力。贫困交加，又受自己会遭厄运的想法的折磨，他只有频繁服用鸦片酊。到了1815年，德？昆西的日服量为320格令（8000滴鸦片酊），尽管后来有所减少。他的鸦片幻觉引起“隐隐约约的恐惧，只要我醒着，就缠绕着我，挥之不去”。他的噩梦可以追溯到1818年，他对其中一个噩梦的叙述再现了他的罪恶般恐惧。
　　猴子、长尾巴鹦鹉、大冠鹦鹉朝我瞪眼，冲我嘶噪，对我龇牙咧嘴，唧唧喳喳。我跑进塔里，在塔顶、在密室禁锢了无数个世纪。我成为偶像，我变成牧师，我受到膜拜，受到供奉。我穿越亚洲的所有森林，逃脱布拉玛的惩罚。守护神毗湿奴憎恨我，西瓦在等着我。我突然遇见生育之神伊希斯和冥神奥西里斯。他们说，我做了一件壮举，令朱鹭和鳄鱼颤抖。我活了几千年，死后放入石棺，与木乃伊和狮身人面像一起，葬在永恒金字塔中央的狭窄墓室中。我受到鳄鱼的毒吻，被埋在芦苇和尼罗河的淤泥中，遭受了所有难以表达的失败。
　　1821年，德？昆西回到伦敦，立志重新提笔写作，试图摆脱贫困。他下决心后的第一个成果，便是《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连载发表。首先，创作这些《忏悔录》是为了满足他对钱的迫切需要。随后，德？昆西需要满足（即使不是迎合）那些中产阶级读者的喜好。他的《忏悔录》深受欢迎，正是因为它充分体现了19世纪20年代的精神。他自己，还有其他人，把钱浪费在不堪回首的过去。他的写作手法为后来想要超越，想要惊世骇俗，或者想要反叛而又不完全放弃时代道德规范的人树立了榜样。特别是，他批判了东方食用鸦片者麻醉自己以求快乐的传统模式。“土耳其食鸦片者，看起来荒唐透顶，像许多骑马雕像一样，坐在圆木上，一副傻相。”相反，他像任何人寿保险商一样，极力提倡提高生产力。在他《忏悔录》的所有自贬之中，明显地，他为一件事而自豪：“我们，在英国，比任何国家都可以更绝对地说，不是游手好闲的人。不论贫富，我们人人都有事做。”他以懒惰的西班牙公爵为例，说明“有确凿证据，表明懒惰习惯影响许多代人”；或以意大利农民为例，“他们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游手好闲”。布尔沃－利顿1846年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劳动是精神的精髓……最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