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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谁在误读中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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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阿族解放军利用穷则思变的百姓心理,利用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说服了西方人让他们举行自由大选。结果可想而知。阿族人独立了。中国在联合国当然投了反对票,但是,*并不总是眷顾她的三项原则之一的少数原则,还是坚信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原理。这件事情让巴尔干化的战火暂时得到平息,但是仇恨的火种没有因为*的介入而消失。这里会永远记住,邻国阿尔巴尼亚一直从各个方面坚决支持自己族裔的阿族武装和政治组织,为科索沃问题火上浇油。这与巴勒斯坦问题、印巴的克什米尔问题、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克里米亚问题、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卡拉巴赫问题、东帝汶问题,以及北京奥运会不久后独立的位于格鲁吉亚境内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共和国的问题一脉相承。现在大家应该多少明白了中国牵头成立以打击三股势力(恐怖、分裂和极端主义分子)为宗旨的上海合作组织的隐衷,以及为什么俄罗斯在面临车臣独立问题后,由原总统叶利钦与当时的江泽*席共同签署了中俄面向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框架宣言。
  *模式
  西方人认为,如果搞*和议会选举,让维吾尔族人在议会里有一席之地,让他们有自己的舆论平台就可以解决这种事情。但是,蒋经国先生解决了台湾的*设计,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台湾本土人*一手策划了“一边一国”的分裂图谋。而利用*选举上台的“急独”分子、民进党的*则狂妄至极,全然不顾台湾2300 万百姓的死活,不顾祖国大陆反复提出的“*即战争”的严重警告,一方面大肆贪污*,另一方面以悲情、族裔、*和独立的口号蒙骗善良百姓,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奔走呼告,把台湾推向战争边缘。经国先生的一片苦心,就像当年苏联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一样,显示了政治上的幼稚。
  有时,我实在觉得美国人会盘算,他们不在自己家的后院里大开杀戒,而是打着反恐的旗号,纠集北约盟友在阿富汗狂轰滥炸塔利班,虽然误伤无数无辜平民,但是,可以理解的是,如果自己的无辜兄弟姊妹在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之下丧生,军队不可能无动于衷。国内不行就境外行动。总要向选民作个交代。
  关于军队保护平民生命安危,记得1978 年前俄罗斯出台了一份纲领性文件,列出了几种俄罗斯军队越境打击的可能性,其中之一就是当自己的同胞在海外受到公然侮辱、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将派特种兵伞降或蛙人登陆,紧急撤侨,并打击恐怖势力。一名日本记者曾经在国内谈过,199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他所目睹的华商和华裔居民在印尼如何被屠戮、抢劫、财产被烧毁等惨景。他断言,日本人绝不会容忍自己的侨民这样受辱。不过,我始终相信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有足够的智慧维护好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稳定压倒一切。居安思危,我们可能还有更多的模式可以参考和借鉴,但归根结底,是依据我们的国情和新疆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政策。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7·5”事件发生后,190 多名罹难的平民大多是无辜的汉族人,我们的政府机关必须依法严惩暴徒,以平民愤。不然,和谐是句空话。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很阳光,但是他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他跟现任法国总统萨科齐都属于战后婴儿潮一代,都很有个性,都雄心勃勃。只不过,布莱尔追求正义,惩恶扬善,只是站错了队,支持小布什攻打伊拉克,犯了国内的众怒,提前下课。萨科齐的追求则不一样,他倾心于性感的超模布吕尼,又因为喜欢名牌而被媒体说成有花花公子的嫌疑,再加上他的前妻在*里揭露了他的不忠,就使得萨科齐在法国人气飙升。法国人特喜欢这样有情调的领袖,法国民族对婚外情有爱心和宽容心。所以萨、布两位欧洲大国领导人的下场不同。可我还是喜欢布莱尔的阳光和帅气,坚持自己的主张和信仰。对比之下,萨科齐在情场和官场都太秀自己了,而且善变,特别是对华政策。
  

我看“索吻”与“求稳”的关系(1)
西学东渐的思想解放与价值观变迁
  60 周年祖国大庆之际,似乎所有看点都集中在十一那天的阅兵式和在北京上映的《建国大业》上。但是,央视网站上台湾女孩索吻的博文让我眼前一亮。倒不是拥吻的画面刺激了一位老男人的眼球,而是博文中的某些观点让我有话不得不说。
  2009 年9月,我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采访了洛桑国际工商管理学院(IMD )院长和Evian Group 的老板皮埃尔·雷曼先生。他应邀在我们的镜头前谈自己对中国60 年发展成就的感受时用了一个词:“解放”(liberation )。这个词恰巧与我为英语频道撰写十一那天开篇报道的解说词使用的关键词一样。我说:60 年当中,我们荒废了前30 年,但是,负面的教训成为我们民族前进的强大动力。于是,我们不仅像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芬森所言,让4 亿中国人迅速从物质的贫瘠中解放出来,更让13 亿国人从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几十年的意识形态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但是,我没有讲的是,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是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那更是一种让西方人跌破眼镜的巨大宣泄,岂是“解放”二字可以一言以蔽之的?
  中国人崇拜官本位是众人皆知的。前30 年的官场上不管你多么愚蠢,多么挥霍,多么保守,多么龌龊,只要没有生活作风问题,就可能继续升迁。道德和狭义政治让多少对官位趋之若鹜的红男绿女如履薄冰地洁身自好,晚节还算留得清名。但是,后30 年,我们的官员和无数意气风发的丈夫在生活小节上得到空前的解放。解放思想是自上而下,而性的“开明”则是自下而上的。用中医的气功语言来说就是打通了小周天,气血良性循环。供求关系的商业化在市场调节下大大减少了后30 年法院张榜公布的*案例数量。于是,花柳肆虐,艾滋病呈爆炸性增长趋势,很多家庭名存实亡,离婚率飙升。
  在这般浮躁的喧嚣中,liberation ,“解放”被赋予了各种含义。于是,中国台湾走出了一位大胆的27 岁女子,她向世界宣称,自己要在欧洲向100 个男人索吻,目前目标已经过半,网络点击更让这位女子一夜蹿红。
  那么“吻”和“稳”是什么关系呢?这里的“吻”,被赋予了时代的含义,它意味着解放。虽然中国30 年的改革开放始于思想解放的形而上,但是这形而下的春回大地同样让中国人扬眉吐气。
  解放是人性的宣泄,解放是自由的檄文,解放是生产力的冰释,解放就是挑战一切不合理的秩序。但是,过犹不及。解放可以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和产生令人尴尬的不轨。
  卢梭讲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们从生下来就开始成为现实中有形或无形的各种约束的奴隶,我们是社会契约的奴隶,是思想和感情的人质,我们每个人的判断和思想的成型都受制于个人独特的经历,特别是负面的教训。人的谨慎就来自于直接和间接的失败和挫折。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它的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样得益于这个民族所历经的沧桑。所以,中央提出,“稳定压倒一切”。
  有人说,中国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前30 年,“反右”扩大化便是百花齐放,言论自由的假象下无数善良的知识分子被引蛇出洞,结果饱受政治*,家破人亡。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和文艺界一片肃杀,寒流滚滚,人人自危。后30 年的乱是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是政府主导下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创新,是一场轰轰烈烈、前无古人、造福世界的革命,是华夏文明的复兴。60 年内的两次“乱”都是政府主导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后果也就迥然不同。前者导致精神的萎缩和社会的巨大倒退,造成深刻的内伤以及信任危机;后者让整个民族看到希望,焕发了勃勃生机。这里不用赘言,世界为之震撼。

我看“索吻”与“求稳”的关系(2)
从90 年前的五四运动到30 年前的“四五”运动,到20 年前冷战结束前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中国发生的“*风波”,这里的乱的意义完全取决于人民的解读和历史的审判。
  20 世纪80 年代初,精神饥渴的中国人大胆地向西方求吻。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如雨后春笋,知识分子的良知空前焕发。在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鼓舞下,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政治前提下,我们清算了“四人帮”,清算了“宁左勿右”和个人崇拜的封建余毒。中央的政治集权因为市场经济改革和它孪生的公平竞争的原则,而被有引导、有选择、渐进式地下放和分权。政治精英和技术官僚联袂,成就了今天中国的经济辉煌和文化复兴。
  “*”后百废待兴,我们的体制形容枯槁,但是“三十而立”的第二春让我们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者在沿海开放的试验田内与资本主义“偷情”,与私有制和洋奴买办眉来眼去。这里月上柳梢后的初吻没有那么浪漫,却有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刺激。因为大部分淳朴厚道的中国人认为,老板、雇员、失业、竞争和利益驱动有悖于共产主义的“一大二公”,这种来自西方的“资色”伤风败俗,简直就是烟花柳巷里的嫖客。温州的个体经商人员被通缉,安徽芜湖的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因坐地练摊儿竟也受到政治*。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朝,通商海禁和对人欲的禁锢导致中国的迅速落后,而鼎盛时期的中华帝国的GDP 曾占据世界的1/3 。中国的事情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明朝话本小说的著名作家冯梦龙和凌濛初的“三言二拍”中,描写了许多产生在秦楼楚馆里的真正爱情,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直接反叛和颠覆。野火烧不尽,草根的力量在现代化进入21 世纪和今天的中国,依旧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各种山寨版的物质与精神的创新产品直接冲击所有的正统。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文学巨著中都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民间的反叛和占山为王的独立意识,比如《水浒》中打家劫舍的梁山好汉,比如《三国演义》中的三分天下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大闹天宫。
  “酒神”文化下,文学艺术的开放也让非礼勿为、非礼勿视的中国人走出了《茶馆》,走下了梨园的宫廷舞台,超越了几千年无形的“长城文化”对人们精神的束缚。
  “*”结束三年后,一群自称“星星画会”的业余青年美术作者于1979 年9月27 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东侧的铁栅栏上展出了他们的前卫艺术作品。在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星星美展”中,年轻艺术家第一次表达了“艺术要介入社会”、“力求新的表现形式”等想法,反叛“*”偶像崇拜的创作模式,对官方传统文艺理论也提出了异议,产生了冲击。
  自“延安时期”以来,“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在文艺界演变成“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几乎所有的文艺创作都是主题先行,神化工农兵的伟岸形象。最典型的是浩然笔下《金光大道》的男主人公高大全。20 世纪70 年代末,国门洞开的美术界立刻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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