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3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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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种痘却很迟了,因为后来记的清清楚楚,可见至少已有两三岁。
虽说住的是偏僻之处,和别地方交通很少,比现在可以减少输入传染病的机会,然而天花却年年流行的,因此而死的常听到。
我居然逃过了这一关,真是洪福齐天,就是每年开一次庆祝会也不算过分。
否则,死了倒也罢了,万一不死而脸上留一点麻,则现在除年老之外,又添上一条大罪案,更要受青年而光脸的文艺批评家的奚落了。
幸而并不,真是叨光得很。
那时候,给孩子们种痘的方法有三样。
一样,是淡然忘之,请痘神随时随意种上去,听它到处发出来,随后也请个医生,拜拜菩萨,死掉的虽然多,但活的也有,活的虽然大抵留着瘢痕,但没有的也未必一定找不出。
一样是中国古法的种痘,将痘痂研成细末,给孩子由鼻孔里吸进去,发出来的地方虽然也没有一定的处所,但粒数很少,没有危险了。
人说,这方法是明末发明的〔3〕,我不知道可的确。
第三样就是所谓“牛痘”了,因为这方法来自西洋,所以先前叫“洋痘”。
最初的时候,当然,华人是不相信的,很费过一番宣传解释的气力。
这一类宝贵的文献,至今还剩在《验方新编》〔4〕中,那苦口婆心虽然大足以感人,而说理却实在非常古怪的。
例如,说种痘免疫之理道:“‘痘为小儿一大病,当天行时,尚使远避,今无故取婴孩而与之以病,可乎?’曰:”非也。
譬之捕盗,乘其羽翼未成,就而擒之,甚易矣;譬之去莠,及其滋蔓未延,芟而除之,甚易矣。
……‘“
但尤其非常古怪的是说明“洋痘”之所以传入中国的原因:
“予考医书中所载,婴儿生数日,刺出臂上污血,终身可免出痘一条,后六道刀法皆失传,今日点痘,或其遗法也。
夫以万全之法,失传已久,而今复行者,大约前此劫数未满,而今日洋烟入中国,害人不可胜计,把那劫数抵过了,故此法亦从洋来,得以保全婴儿之年寿耳。
若不坚信而遵行之,是违天而自外于生生之理矣!……“
而我所种的就正是这抵消洋烟之害的牛痘。
去今已五十年,我的父亲也不是新学家,但竟毅然决然的给我种起“洋痘”来,恐怕还是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因为我后来检查藏书,属于“子部医家类”〔5〕者,说出来真是惭愧得很,——实在只有《达生篇》〔6〕和这宝贝的《验方新编》而已。
那时种牛痘的人固然少,但要种牛痘却也难,必须待到有一个时候,城里临时设立起施种牛痘局来,才有种痘的机会。
我的牛痘,是请医生到家里来种的,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时候可完全不知道了,推测起来,总该是春天罢。
这一天,就举行了种痘的仪式,堂屋中央摆了一张方桌子,系上红桌帷,还点了香和蜡烛,我的父亲抱了我,坐在桌旁边。
上首呢,还是侧面,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
这种仪式的出典,也至今查不出。
这时我就看见了医官。
穿的是什么服饰,一些记忆的影子也没有,记得的只是他的脸:胖而圆,红红的,还带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镜。
尤其特别的是他的话我一点都不懂。
凡讲这种难懂的话的,我们这里除了官老爷之外,只有开当铺和卖茶叶的安徽人,做竹匠的东阳人,和变戏法的江北佬。
官所讲者曰“官话”,此外皆谓之“拗声”。
他的模样,是近于官的,大家都叫他“医官”,可见那是“官话”了。
官话之震动了我的耳膜,这是第一次。
照种痘程序来说,他一到,该是动刀,点浆了,但我实在糊涂,也一点都没有记忆,直到二十年后,自看臂膊上的疮痕,才知道种了六粒,四粒是出的。
但我确记得那时并没有痛,也没有哭,那医官还笑着摩摩我的头顶,说道:“乖呀,乖呀!”
什么叫“乖呀乖呀”,我也不懂得,后来父亲翻译给我说,这是他在称赞我的意思。
然而好像并不怎么高兴似的,我所高兴的是父亲送了我两样可爱的玩具。
现在我想,我大约两三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实利主义者的了,这坏性质到老不改,至今还是只要卖掉稿子或收到版税,总比听批评家的“官话”要高兴得多。
一样玩具是朱熹所谓“持其柄而摇之,则两耳还自击”的鼗鼓〔7〕,在我虽然也算难得的事物,但仿佛曾经玩过,不觉得希罕了。
最可爱的是另外的一样,叫作“万花筒”,是一个小小的长圆筒,外糊花纸,两端嵌着玻璃,从孔子较小的一端向明一望,那可真是猗欤休哉,里面竟有许多五颜六色,希奇古怪的花朵,而这些花朵的模样,都是非常整齐巧妙,为实际的花朵丛中所看不见的。
况且奇迹还没有完,如果看得厌了,只要将手一摇,那里面就又变了另外的花样,随摇随变,不会雷同,语所谓“层出不穷”者,大概就是“此之谓也”罢。
然而我也如别的一切小孩——但天才不在此例——一样,要探检这奇境了。
我于是背着大人,在僻远之地,剥去外面的花纸,使它露出难看的纸版来;又挖掉两端的玻璃,就有一些五色的通草丝和小片落下;最后是撕破圆筒,发见了用三片镜玻璃条合成的空心的三角。
花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想做它复原,也没有成功,这就完结了。
我真不知道惋惜了多少年,直到做过了五十岁的生日,还想找一个来玩玩,然而好像究竟没有孩子时候的勇猛了,终于没有特地出去买。
否则,从竖着各种旗帜的“文学家”看来,又成为一条罪状,是无疑的。
现在的办法,譬如半岁或一岁种过痘,要稳当,是四五岁时候必须再种一次的。
但我是前世纪的人,没有办得这么周密,到第二,第三次的种痘,已是二十多岁,在日本的东京了,第二次红了一红,第三次毫无影响。
最末的种痘,是十年前,在北京混混的时候。
那时也在世界语专门学校〔8〕里教几点钟书,总该是天花流行了罢,正值我在讲书的时间内,校医〔9〕前来种痘了。
我是一向煽动人们种痘的,而这学校的学生们,也真是令人吃惊。
都已二十岁左右了,问起来,既未出过天花,也没有种过牛痘的多得很。
况且去年还有一个实例,是颇为漂亮的某女士缺课两月之后,再到学校里来,竟变换了一副面目,肿而且麻,几乎不能认识了;还变得非常多疑而善怒,和她说话之际,简直连微笑也犯忌,因为她会疑心你在暗笑她,所以我总是十分小心,庄严,谨慎。
自然,这情形使某种人批评起来,也许又会说是我在用冷静的方法,进攻女学生的。
但不然,老实说罢,即使原是我的爱人,这时也实在使我有些“进退维谷”〔10〕,因为柏拉图式的恋爱论〔11〕,我是能看,能言,而不能行的。
不过一个好好的人,明明有妥当的方法,却偏要使细菌到自己的身体里来繁殖一通,我实在以为未免太近于固执;倒也不是想大家生得漂亮,给我可以冷静的进攻。
总之,我在讲堂上就又竭力煽动了,然而困难得很,因为大家说种痘是痛的。
再四磋商的结果,终于公举我首先种痘,作为青年的模范,于是我就成了群众所推戴的领袖,率领了青年军,浩浩荡荡,奔向校医室里来。
虽是春天,北京却还未暖和的,脱去衣服,点上四粒豆浆,又赶紧穿上衣服,也很费一点时光。
但等我一面扣衣,一面转脸去看时,我的青年军已经溜得一个也没有了。
自然,牛痘在我身上,也还是一粒也没有出。
但也不能就决定我对于牛痘已经决无感应,因为这校医和他的痘浆,实在令我有些怀疑。
他虽是无政府主义者,博爱主义者,然而托他医病,却是不能十分稳当的。
也是这一年,我在校里教书的时候,自己觉得发热了,请他诊察之后,他亲爱的说道:
“你是肋膜炎,快回去躺下,我给你送药来。”
我知道这病是一时难好的,于生计大有碍,便十分忧愁,连忙回去躺下了,等着药,到夜没有来,第二天又焦灼的等了一整天,仍无消息。
夜里十时,他到我寓里来了,恭敬的行礼:
“对不起,对不起,我昨天把药忘记了,现在特地来赔罪的。”
“那不要紧。
此刻吃罢。“
“阿呀呀!药,我可没有带了来……”
他走后,我独自躺着想,这样的医治法,肋膜炎是决不会好的。
第二天的上午,我就坚决的跑到一个外国医院〔12〕去,请医生详细诊察了一回,他终于断定我并非什么肋膜炎,不过是感冒。
我这才放了心,回寓后不再躺下,因此也疑心到他的痘浆,可真是有效的痘浆,然而我和牛痘,可是那一回要算最后的关系了。
直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我才又遇到了种痘的机会。
那时我们从闸北火线上逃到英租界的一所旧洋房里〔13〕,虽然楼梯和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因四近还是胡琴声和打牌声,真如由地狱上了天堂一样。
过了几天,两位大人来查考了,他问明了我们的人数,写在一本簿子上,就昂然而去。
我想,他是在造难民数目表,去报告上司的,现在大概早已告成,归在一个什么机关的档案里了罢。
后来还来了一位公务人员,却是洋大人,他用了很流畅的普通语,劝我们从乡下逃来的人们,应该赶快种牛痘。
这样不化钱的种痘,原不妨伸出手去,占点便宜的,但我还睡在地板上,天气又冷,懒得起来,就加上几句说明,给了他拒绝。
他略略一想,也就作罢了,还低了头看着地板,称赞我道:
“我相信你的话,我看你是有知识的。”
我也很高兴,因为我看我的名誉,在古今中外的医官的嘴上是都很好的。
但靠着做“难民”的机会,我也有了巡阅马路的工夫,在不意中,竟又看见万花筒了,听说还是某大公司的制造品。
我的孩子是生后六个月就种痘的,像一个蚕蛹,用不着玩具的贿赂;现在大了一点,已有收受贡品的资格了,我就立刻买了去送他。
然而很奇怪,我总觉得这一个远不及我的那一个,因为不但望进去总是昏昏沉沉,连花朵也毫不鲜明,而且总不见一个好模样。
我有时也会忽然想到儿童时代所吃的东西,好像非常有味,处境不同,后来永远吃不到了。
但因为或一机会,居然能够吃到了的也有。
然而奇怪的是味道并不如我所记忆的好,重逢之后,倒好像惊破了美丽的好梦,还不如永远的相思一般。
我这时候就常常想,东西的味道是未必退步的,可是我老了,组织无不衰退,味蕾当然也不能例外,味觉的变钝,倒是我的失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