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2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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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这回却将男的逐出,另外请进一个女的去。将近浦口,又发
生一点小风潮,因为那四口的一家给茶房的茶资太少了,一个长壮伟大的茶房便到
我们这里来演说,“使之闻之”〔3〕。其略曰:钱是自然要的。一个人不为钱为什
么?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图几文茶资,是因为良心还在中间,没有到这边(指腋下介)
去!自己也还能卖掉田地去买枪,招集了土匪,做个头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
官,发财了。然而良心还在这里(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赚点小钱,给儿
女念念书,将来好好过活。……但,如果太给自己下不去了,什么不是人做的事要
做也会做出来!我们一堆共有六个人,谁也没有反驳他。听说后来是添了一块钱完
事。
我并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学士们的后尘,在北京出版的周刊上斥骂孙传芳大帅。
不过一到下关,记起这是投壶〔4〕的礼义之邦的事来,总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
的眼睛里,下关也还是七年前的下关,无非那时是大风雨,这回却是晴天。赶不上
特别快车了,只好趁夜车,便在客寓里暂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谓“夫子”)和茶
房还是照旧地老实;板鸭,插烧,油鸡等类,也依然价廉物美。喝了二两高粱酒,
也比北京的好。这当然只是“我以为”;但也并非毫无理由:就因为它有一点生的
高粱气味,喝后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后的田野里一般。
正在田野里的时候,茶房来说有人要我出去说话了。出去看时,是几个人和三
四个兵背着枪,究竟几个,我没有细数;总之是一大群。其中的一个说要看我的行
李。问他先看那一个呢?他指定了一个麻布套的皮箱。给他解了绳,开了锁,揭开
盖,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间摸索。摸索了一会,似乎便灰心了,站起来将手一摆,
一群兵便都“向后转”,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挥的临走时还对我点点头,非常客气。
我和现任的“有枪阶级”接洽,民国以来这是第一回。我觉得他们倒并不坏;假使
他们也如自称“无枪阶级”〔5〕的善造“流言”,我就要连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车是十一点钟开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觉,可惜椅子太短,身
子必须弯起来。这车里的茶是好极了,装在玻璃杯里,色香味都好,也许因为我喝
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惊小怪了罢,然而大概确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两杯,
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几乎没有睡觉。
在这车上,才通见满口英语的学生,才听到“无线电”“海底电”这类话。也
在这车上,才看见弱不胜衣的少爷,绸衫尖头鞋,口嗑南瓜子,手里是一张《消闲
录》〔6〕之类的小报,而且永远看不完。这一类人似乎江浙特别多,恐怕投壶的日
子正长久哩。
现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里了;急于想走。走了几天,走得高兴起来了,很想总
是走来走去。先前听说欧洲有一种民族,叫作“吉柏希”〔7〕的,乐于迁徙,不肯
安居,私心窃以为他们脾气太古怪,现在才知道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倒是我胡涂。
这里在下雨,不算很热了。
鲁迅。八月三十日,上海。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语丝》周刊第九十九期。
〔2〕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鲁迅回绍兴接母亲等家眷到北京,同住八道湾。
〔3〕“使之闻之” 语见《论语·阳货》:“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
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4〕投壶 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礼记·
投壶》孔颖达注引郑玄的话,以为投壶是“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孙传芳
盘踞东南五省时,曾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举行过这种古礼。
〔5〕“无枪阶级” 涵庐(高一涵)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
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闲话》中说:“我二十四分的希望一般文人收起互骂的
法宝,做我们应该做的和值得做的事业。
万一骂溜了嘴,不能收束,正可以同那实在不敢骂的人们,斗斗法宝,就是到
天桥走走,似乎也还值得些!否则既不敢到天桥去,又不肯不骂人,所以专将法宝
在开枪阶级的头上乱祭,那末,骂人诚然是骂人,却是高傲也难乎其为高傲罢。”
按天桥附近,是当时北京的刑场。
〔6〕《消闲录》 上海出版的一种无聊小报。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十一月创刊,原名《消闲报》,一九○三年改为《消闲录》。
〔7〕吉柏希(Gypsy) 通译吉卜赛。原居住印度北部的一个民族,十世纪时
开始向外迁移,流浪在欧洲、西亚、北非等地,大多靠占卜、歌舞等为生。
“死地”〔1〕
从一般人,尤其是久受异族及其奴仆鹰犬的蹂躏的中国人看来,杀人者常是胜
利者,被杀者常是劣败者。而眼前的事实也确是这样。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2〕,只使
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但北京的所谓言论界,总算还有评论,虽然纸笔喉舌,
不能使洒满府前的青年的热血逆流入体,仍复苏生转来。无非空口的呼号,和被杀
的事实一同逐渐冷落。
但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
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3〕,前去送死的。倘以为徒手请愿是送死,本国的
政府门前是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
“没齿而无怨言”〔4〕。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
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
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
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
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历史上所记的关于改革的事,总是先仆
后继者,大部分自然是由于公义,但人们的未经“死之恐怖”,即不容易为“死之
恐怖”所慑,我以为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
得一个这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
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即如这一回,以这许多生命的
损失,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将一部分人心的机微示给我们,知道在中
国的死地是极其广博。
现在恰有一本罗曼罗兰的《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5〕
在我面前,其中说:加尔是主张人类为进步计,即不妨有少许污点,万不得已,也
不妨有一点罪恶的;但他们却不愿意杀库尔跋齐,因为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
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
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
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
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
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三月二十五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2〕言语道断 佛家语。《璎珞经》:“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言语道断”,原意是不可言说,这里表示悲愤到无话可说。
〔3〕死地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在三月二十日的“时
论”栏发表了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诬蔑爱国青年“激
于意气,挺(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指责徐谦等“驱千百珍
贵青年为孤注一掷……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同时该文还恶毒攻击“共产
派诸君故杀青年,希图利己”。三月二十二日,《晨报》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
《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胡说“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按即他
所谓“群众领袖”)之手”。
〔4〕“没齿而无怨言” 语见《论语·宪问》。没齿,终身之意。
〔5〕《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爱与死的搏斗》,罗
曼罗兰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之一,作于一九二四年。其中有这样的情节:国
约议会议员库尔跋齐因反对罗伯斯庇尔捕杀丹东,在议会投票判决丹东死刑时,他
放弃投票,并中途退出会场;
同时他的妻子又在家中接待一个被通缉的吉隆德派分子(她的情人),被人告
发。他的朋友政治委员会委员加尔来到他家,告以委员会要他公开宣布对被通缉者
的态度;在他拒绝以后,加尔便给予两张事先准备好的假名假姓的护照,劝他带着
妻子一同逃走,并告诉他已得到罗伯斯庇尔的默许。鲁迅这里所举的就是加尔在这
时候对库尔跋齐所说的话。
送灶日漫笔〔1〕
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向玉皇大帝讲他的
东家的坏话去了,〔2〕但是他大概终于没有讲,否则,中国人一定比现在要更倒楣。
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
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
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我们中国人意中的神鬼,
似乎比活人要老实些,所以对鬼神要用这样的强硬手段,而于活人却只好请吃饭。
今之君子往往讳言吃饭,尤其是请吃饭。那自然是无足怪的,的确不大好听。
只是北京的饭店那么多,饭局那么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谈风月,“酒酣耳热而歌
呜呜”〔3〕么?不尽然的,的确也有许多“公论”从这些地方播种,只因为公论和
请帖之间看不出蛛丝马迹,所以议论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见,却以为还是酒后
的公论有情。人非木石,岂能一味谈理,碍于情面而偏过去了,在这里正有着人气
息。况且中国是一向重情面的。何谓情面?明朝就有人解释过,曰:“情面者,面
情之谓也。”〔4〕自然不知道他说什么,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说什么。在现今的世上,
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论,本来是一种梦想;即使是饭后的公评,酒后的宏议,也何尝
不可姑妄听之呢。然而,倘以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论,却一定上当,——
但这也不能独归罪于公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