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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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成了毛泽东和胡乔木的共同爱好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是非常勤奋的。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等等，都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写出来的。延安的图书匮乏，毛泽东总是千方百计寻来阅读。
毛泽东在1943年12月10日，曾给秘书胡乔木写一便函，反映出他求知的渴望：
乔木：
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毛泽东12月20日
毛泽东所说的“猴子变人的小说”，也就是苏联科普作家伊林和夫人谢加尔合写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毛泽东要胡乔木找这本书，因为他在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内中有一节《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毛泽东提到的另一本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1925年由国光书店印行。张伯简是中共早期党员。
还有一本《唯物的社会学》，是赖也夫斯基著、陆一远译，1929年由上海新宇宙书店出版。
毛泽东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的演说中，曾说过一段他的“读书观”：
“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胡乔木本来就喜欢看书。在毛泽东身边，受毛泽东感染，便更注意读各种各样的书。后来，读书成了胡乔木最大的兴趣爱好，他甚至同时看五、六本内容截然不同的书。在胡乔木晚年，家中藏书达三万多册，装在一百四十个书架上。即便这样，他还要经常向北京图书馆、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等处借书。另外，每到一地，逛书店、置书，成了他的习惯。在中共领导人之中，胡乔木是读书较多的一个。
迄今，在档案中，还保存着胡乔木所写的十二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目录，毛泽东在前面加了“干部必读”四字。在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份《干部必读》书目印发给所有到会的中共中央委员。这十二本书是：
《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
在毛泽东身边，胡乔木除了大量读书之外，还大量读了中共有关文献。他当毛泽东秘书后的“第一课”，是协助编选《六大以来》。接着，他又协助毛泽东编选《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两书。
《六大以前》于1942年10月在延安出版。此书收入1921年3月至1928年6月期间，中共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领导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献一百九十八篇，是研究中共“六大”以前的历史的重要资料。出版后，供中共高级干部在整风运动中学习、研究之用。此书是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编印的。
此外，胡乔木还常常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别人的文章做编辑、修改工作。现存的1944年5月27日毛泽东致胡乔木函，便提及对艾青《秧歌剧的形式》一文作修改（后来发表于1944年6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
乔木：
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三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毛泽东5月27日
胡乔木把毛泽东意见转告艾青，并帮助艾青修改了文稿。
新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
延安的整风运动，从学习文件日渐进入反省党的历史。诚如毛泽东所言：“印了《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研究。”“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史》、《中###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曲折的路，经历了一右三“左”的反复：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博古的“左”倾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此后，又发生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要理清中###史上的一系列问题，是不容易的。然而，不理清这些问题，不在全党取得统一的认识，也就影响着中共的团结，影响着中共的未来。毛泽东要胡乔木协助编选《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三本书，就是为着中共高级干部们研究党史提供材料。
从1943年冬开始，整风运动转入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
随着三本书的印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支部里，有人提出要追查那些错误的文件是谁起草的，一时掀起一番风波。毛泽东当即作出答复：“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
1944年5月21日，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在延安的“中南海”——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为十七人，即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秘书、政治局秘书，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便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须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1938年9月召开的，离此时将近五年了。相隔那么久才开这次中央委员会议，足见会议的重要。
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为主席团，决定改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务。这五人主席团，到了一年后的中共“七大”，都成为书记处书记，人称“五大书记”。除了任弼时因病于1950年逝世之外，毛、刘、周、朱四人核心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这次中共中央全会，在中###史上是创纪录的：从1944年5月21日举行第一次会议，直至1945年4月20日结束。如此漫长，是空前绝后的。这次历时十一个月的中央全会，开了八次全体会议。
会议如此漫长，内中的原因是在于此会为中共“七大”作准备工作。种种准备工作之中，最费时的要算是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实际上就是对中共历史上的一右三“左”以及其他重要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求统一全党的认识。在整风运动中，中共高级干部们反反复复讨论中共历史经验，最后“凝固”在《决议》之中。
在五人主席团之中，指定由任弼时主持《决议》的起草工作。
参加起草《决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等七人。胡乔木也参与起草，但最初并不是由他执笔。
这是一项高难度的起草工作。《决议》中的每一句话，都要反覆斟酌——因为涉及对中共以往的一桩桩历史事件的评价。
中共的领袖们都投入到这一起草工作之中。
毛泽东先是作了《如何研究中###史》的报告，接着，在1944年4月12日又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中###史一系列重大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从中共“一大”谈到中共“六大”，从陈独秀谈到博古……
周恩来在1943年8月至11月，写下五万多字的笔记，记下他对一系列党史问题的见解。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一连作了五天报告。1944年3月3日、4日，他又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两次报告。他曾说：“做了廿年以上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新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
朱德作了关于红一军团史的报告，王若飞作《关于党的历史的报告》。
张闻天也写下长篇笔记，批判了自己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实事求是地写下对一系列党史问题的看法。
曾是中共“六大”以来“左”倾路线的主要领导人的博古，同样作自我批评，剖析自己的错误。
至于王明，此时称病——因为讨论中共第三次“左”倾路线时，受批判的主要对象就是他。
《决议》反反复复地起草着，前前后后写了三次草案，大的修改改了十四次之多。
毛泽东亲自过问《决议》的起草工作。对于《决议》最初的稿子，他很不满意。推倒重来，又改一稿，仍不满意。
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这样记述了《决议》的起草过程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668…6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起草“历史决议”是七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为准备七大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最早的“决议”草案稿是任弼时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写成的，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它是以一九四一年秋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的，主体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同时又反映了一九四三年九月会议以来的新认识，如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作用等。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作了比较大的修改。任弼时又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作过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线的错误概括成七点提纲式的意见，题目也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接着，又由胡乔木写了一个稿子。中央指定张闻天对历史决议稿做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这个决议的起草。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上开始进行修改。他前后作了七次修改。毛泽东后来曾特别讲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泽东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且增写了新的内容，如“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就是这次写上的。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泽东强调了六大的正确方面；批评四中全会在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后，还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并对受打击的被诬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作了肯定的评价；还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中央的新的领导，这是中国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