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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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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使消费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五、为今后进一步抓质量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各地领导也用“万里行”的精神去鼓励新闻记者。3月1日,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在全省新闻记者座谈会上说:“大家都觉得中央几家新闻单位搞的‘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报道好,碰到好的表扬,碰到坏的批评。先进的受到鼓舞,并感到不足;落后的受到鞭策,坐不住,吃不下,睡不着。去年是‘质量、品种、效益年’,大家写了不少反映质量问题的报道,但是还有点一般化,对质量问题触及不深、震动不大。这次搞的‘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报道没多长时间,就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个冲击波。把质量问题一捅,工人、厂长、省委书记都被触动了,今年,大家要多写一些像‘中国质量万里行’那样的报道,在社会上形成‘冲击波’。”
  

震动了全国(3)
截至1992年5月,“万里行”活动开展3个多月,发通稿70篇,发选用稿10多篇,中央报纸刊出了400多篇,加上地方报刊选用的稿件,一共有1000多篇。广播、电视播出了200多次。在这些报道中,“万里行”表扬了60多个先进单位,批评了20多个产品和厂家。正面典型,为企业抓质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反面典型,又成为中央各部、委、局和各省市抓质量整改的实施对象。
  工商企业在“万里行”活动开展后,自觉地把产品质量问题与本企业的生存问题挂上钩。许多企业派代表主动到北京“万里行”组委会,查询有无投诉自己产品的信、电。像丹东东方齐洛瓦电冰箱厂、重庆嘉陵机器厂、山东琴岛海尔集团公司和广东万宝集团公司等企业,在“万里行”组委会刚公布投诉热线电话后,就赶到北京问自己产品的遭遇。丹东东方齐洛瓦电冰箱厂的副总经理听到至今还没有投诉“东方齐洛瓦”电冰箱的信、电,竟高兴得像小孩儿一样“咯咯”笑出了声。还有近100家企业在收到“万里行”组委会转去的消费者投诉信后,立刻上门为消费者服务。如春兰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在收到投诉信的第三天就向组委会反馈了用户表示满意的信函;山西长治洗衣机厂在接到投诉的第二天,就为用户调换了洗衣机;上海洗衣机总厂接到组委会转来的投诉后,立刻派员乘飞机前往处理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顾客感慨道:“我当了‘水仙’的上帝!”许多消费者打电话给组委会时,激动得声音发颤。
  老百姓对“万里行”的拥护打从心眼里来。电视采访组从2月15日出发,至3月26日归来,经过天津、山东、上海、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回到北京,沿途群众像欢迎当年志愿军抗美援朝胜利归来一样,高速公路收费站让采访车免费通过,出租汽车也为采访车队让路,路旁经常有人夹道欢迎。
  

行进中的总结(1)
4月27日上午10点,正是全国质量工作会议开幕的时候,薄一波同志在中南海约见了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范敬宜、“万里行”组委会主任艾丰和副主任吴昊等。薄一波同志说,“质量万里行”活动,事情办得不错,开了一个好头,效果好,应该肯定。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利益,把不好的行为曝光了,群众很满意。“质量万里行”今后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要经常坚持下去,持之以恒。薄一波同志赞成每年集中地搞一次,就是说要不间断,研究一些好的方式、方法,更好地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薄一波同志指出:“开展‘质量万里行’活动,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培养一批坚持真理、坚持公道、为群众说话的人,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要敢于说真话,要实事求是。从这个起点出发,造成一个好风气。从新闻界开始,慢慢把这个风气扩及到其他各个方面。现在社会上有些不好的东西,如吸毒、赌博等,就是要像这次揭露、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这样开始突击。要创造一个好的社会风气,物质文明要有所发展,精神文明也要搞上去。”
  4月28日下午,###总理在京西宾馆会见了参加全国质量工作会议的代表。他在讲话中说:“今年开展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说明,群众对我们的产品质量还很不满意。”
  一个由新闻界发起的活动,造成这样大的声势,形成这样可观的规模,得到人民群众和各级政府完全一致的支持和赞成,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就“万里行”活动,向薄一波同志汇报。
  “万里行”何时结束?消费者、企业都在打听。有的企业说,无论如何也要熬过4月,躲过“四月风”!
  “万里行,要天天行”,“万里行”活动按照上下一致的要求要长期搞下去。
  1992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联合召开了第一年活动的总结大会。主管新闻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同志说,在新时期新闻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而“中国质量万里行”找到了一个新闻工作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好方式。会上还传达了老一辈经济工作领导者张劲夫同志的意见,他说,从建国以来,我们就一直重视质量工作,但苦于没有好的方法落实,“中国质量万里行”找到了一个推进质量工作的好方法。既从新闻工作的角度,又从经济工作的角度,两者结合起来,可以看做是对“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做出的全面评价。
  总结会进行过程中,艾丰十分激动。是的,“万里行”成功了,大家都感到高兴,但作为这次活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指挥者,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外人并不能体会到的。后来他告诉别人,压力主要是两条:一条,批评不能发生偏差,这样锐利的武器,如果发生偏差,损失就会很大;另一条,这么多的尖锐的批评报道集中发表,会不会被认为不符合“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宣传方针。对这两条风险的担心,通过几个月的实践都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而且活动得到了全面充分的肯定,他怎么能够不激动呢?还有一种激动,那就是作为组委会主任,他感到在工作中各方面给予的有力的支持。于是,他打破既定的程序,要求即兴发言。
  他说:“‘万里行’活动搞成功了,都说有一个组委会,组委会都说有一个组委会主任。我是出了一些力,但是,我要说,现在我有贪天之功、贪地之功、贪人之功的感觉。贪天之功,没有中央领导,没有各政府部门的支持,‘万里行’不可能搞起来;贪地之功,没有消费者如此热情的支持,没有众多企业的理解和支持,不可能有这样广泛的影响和好的效果;贪人之功,没有首都新闻界同仁们的通力合作,活动进展得不可能这样顺利。按我的级别、资历、水平,是没有资格指挥首都新闻界这样高层的大活动的,但是大家不计较这些,始终合作得很好、很愉快。这就是我现在的心里话,不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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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中的总结(2)
会议结束之后,一位新华社记者对艾丰说:“总结会开得很好,但到你讲话之前,总还觉得缺点什么,你讲了之后,就不觉得缺什么了。”
  在第一年活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根据上下一致的意见,原本作为一次性活动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变成了一个持续性的多年和常年开展的活动。组委会成了常设机构,国家经贸委和###成了它的主管机关。为了使组委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常设主体,1994年之后,又正式注册了一个国家级的社团——“中国质量万里行联合会”,以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来开展活动:指挥每年的“万里行”活动时,称为“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日常开展活动称为“中国质量万里行联合会”。
  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每年都安排一定的时间,集中开展“万里行”活动,直至今日。
  “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创造了许多经验。主要有:
  一、一些事关全局的大的工作,可以采取社会活动的方式加以推动。
  二、确定活动内容时,要抓住“三重合”热点。即抓住政府关注、企业关注、百姓关注这三者关注重合之点。
  三、这些活动可以采取新闻监督、群众监督和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使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
  四、这些活动要采取“扶正祛邪”,两翼推进的方针。“万里行”的方针就是“打假治劣,扶优扬名”两翼推进。
  五、舆论监督有极大的威力,符合实际的恰当的批评报道,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并不违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六、要把社会活动的效果通过法制建设、政府工作改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民族意识和人的素质的提升、中介组织作用的加强等落实下来。
  这些经验今天已经广为普及,成为全社会的财富。
  艾丰在回忆“万里行”活动的时候说,除了成绩之外,也留下了若干遗憾。由于受到体制的局限,“万里行”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工作没有很好地拧成一股绳,在机构上后来成了多头领导,影响到这个活动的进一步持续发展。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是留给后来人的课题了。
  

“增加农民收入”到“小城镇大战略”
“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农业产业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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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在家乡河北玉田农村当过儿童团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又到塞外延庆参加“四清”运动当过工作组长,艾丰对农村和农民是熟悉的。
  自从1983年4月专访费孝通教授,写了《小城镇是个大问题》,艾丰迷上了钻研新时期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至今,在这方面发表了10多万字的论述。其中,为中央决策层采纳的有“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产业化”、“小城镇大战略”等建言。
  “增加农民收入”写入中央文件
  艾丰对“三农”工作的第一个贡献,就是较早提出“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1993年,中央筹备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主管部门希望《人民日报》就农业问题写一篇社论,任务落实到经济部撰写。艾丰感觉脑子比较空,写点陈词老调的概念化的东西,他不甘心。于是艾丰找来副主任吴长生,请他带几名记者,到全国农村去跑一圈,调查一下农村到底存在些什么问题,以便使即将要写的社论更贴近实际,更有针对性。
  六名记者在下面跑了一个星期后回来汇报,说的大都是一些老情况。艾丰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了,有没有新鲜的?”
  吴长生说,他在山东桓台县一个村口,碰见一位正在纳鞋底的老太太,就问:“老大娘,咱们农村缺什么呀?”老太太想也没想,一拍衣兜,说:“就缺钱!”
  艾丰一听这话,眼前一下闪亮了。他说:“这太有意义了!行了,咱们这篇社论可以写了。这个老太太是最高明的经济学家,三个字就把中国的农村工作和整个经济工作的要害说清楚了。多年来我们只抓产量,而不抓收入。抓产量是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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