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之门1619-第3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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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迎祥撵走了朱由检，自己掌握了北京城的政权，忙不迭的建立起一个新王朝来。但是北京城的粮食危机，并没有因为新王朝的建立和高迎祥的登基就发生什么变化。
没有粮食的北京城，朱由检当皇帝的时候没有粮食，现在高迎祥来了，而他又不具备凭空变出粮食的神通法术，所以1632年年初的北京城里面还是缺乏粮食。
朱由检变成了高迎祥，旧大臣变成了新大臣。除了增加了一堆进一步造成财政压力的公侯伯子男之外，囤积粮食抬高粮价的利益既得集团，还是那个利益既得集团。
但是北京城外的五万增加北京城粮食供给负担的辽东军，现在已经变成了二十万的新老顺军。而占领了山东全境，已经开始从南到北的接收大运河沿岸的复兴党，又火上浇油的彻底的切断了整个中国的南北交通。
也就是说，名义上建立了新王朝接过了大明王朝的接力棒的高迎祥，现在面对的是比冲大明皇帝朱由检还要恶劣的局面。
在南北交通畅通，南方地区还能够向北方地区提供供给的情况下，朱由检信用了同样的一批疯狂偏执的文官官僚，为不到十万人的部队提供供给，就把整个大明王朝给整黄摊子了。
而到了现在，要面对南北交通完全断绝，大运河供给线路被掐断，同样的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新政权，要为二十多万大军提供供给的情况，已经把自己打扮的金光闪闪的大顺皇帝高迎祥，他难道就能走出一条和大明皇帝朱由检不同的道路来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作为高迎祥麾下为数不多而且出类拔萃的明白人，李岩在为高迎祥制定计划之初就明确的提出了，占领了北京城后，先要肃清周边对出闯军有威胁的武装势力，然后就需要稳住目前还算老实的辽东军。在这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明王朝遗留下来的宝贝金银拿出来和复兴党人交换物资和补给。
在获得了复兴党方面的物资和补给后，闯军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方面自己组织军屯，另一方面组织当地民众恢复生产。
李岩难道不知道和复兴党做交易是与虎谋皮，复兴党才是闯军最大的威胁吗？李岩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不仅清楚而且明确。
正是因为李岩有这样清楚和明确的认识，他才知道和复兴党交易来物资和补给，恢复生产，重新建立起闯军自己的供给体系的重要意义。
这也是李岩不希望高迎祥贸然登基称帝的主要原因。他害怕高迎祥的做法会冒犯实力强大而又“居心叵测”的复兴党人。
正因如此，当李岩看到李自成和张献忠仓皇的退到北京城，听说了复兴党大军兵锋北上的消息之后，他才彻底的心灰意冷，不再努力的为正在兴高采烈的玩着“当皇帝过家家”游戏的高迎祥出谋划策了。
复兴军主力部队开到真定地区后，先是和山东军区接上了头，就地进行了物资补给和整备。然后，七个师复兴军一分为二组成了两个军团。其中一个军团继续向北方进发，另一个军团则向北京西部地区出发，准备封住闯军向西部地区的退路。
说起来也是有意思。可能是为了在“新朝”好好的表现一下吧，那些在闯军肆虐中原地区的时候反应迟钝的原明朝地方官，现在翻身一变成了大顺的官员，他们在复兴军北上的过程中把相关的消息迅速的传递给了北京方面。
复兴军出现在中原地区，把李自成和张献忠吓得望风而逃。这样的消息都没让高迎祥从富丽堂皇的紫禁城中的“后宫三千佳丽”的美妙中清醒过来。可是当他接到了复兴军接管了万全都司，陈兵保安州和顺天府交界地区的消息之后，高迎祥才一下子清醒了起来。
高迎祥本质山不是个彻底糊涂的人。马贩子出身的高迎祥能够在明末成堆的农民造反势力中脱颖而出，心机和手段都是足够的。
一个人，突然间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登上了自己过去甚至不敢幻想的顶峰，然后就是纸醉金迷的各种迷乱美好，面对这种情况任何人都会表现出一种沉溺和放纵来。个人素质高如汉高祖刘邦者，不也在攻破咸阳后沉醉于阿房宫的六国佳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高迎祥的表现确实有点不好，但是没差到什么地步上去。
高迎祥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汉高祖刘邦面临的环境不同。第一，他的对手不是项羽那种沐猴而冠的家伙，而是生产力和组织水平超越他们几百年的工业化革命组织复兴党。第二，高迎祥的左膀右臂不是萧何、韩信、张良、陈平这种从一开始就跟着他的成熟助手班子，而是魏德藻和张缙彦等一大群只知道死抱着自身利益的腐朽反动的利益既得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高迎祥能够从虚幻的皇帝迷梦和美妙的三千佳丽中清醒起来，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了。
闯军之所以被称之为流寇，就是因为没有后勤补给能力的闯军只能进行流动作战。虽然十多年来的劫掠和破坏已经使得中原地区不再能够为闯军的流动作战提供基础了。但是流动作战边打边跑的思路，还是深刻的刻在高迎祥这个流寇头子的脑袋里的。
即使后期闯军的后勤供给靠得是和复兴党的交易所得，但是高迎祥骨子里面还是老一套的思想。
李岩当初给高迎祥制定的计划，高迎祥表面上说要全部遵行，但是他在心里只赞同李岩计划的前半部分，也就是制造混乱里应外合的突袭北京城那部分。
如果不是脑袋一热奋不顾身的登上皇帝的宝座了的话，高迎祥的想法其实是从北京城里掠出大量的资金来，然后带着金银财宝跑回陕西建立一个小朝廷。因为高迎祥自己也知道，闯军就是再怎么增加部队的人数，也不是复兴党的对手。
坏就坏在，高迎祥进了北京城后彻底的发了昏，犯了迷糊。皇帝的宝座和至尊的身份对于他像毒品一样无法自拔。但是即使这样，高迎祥也给自己留下了最后的后路，那就是从山西杀回陕西，然后凭借自己的手中的财富和军队，成为一个臣服于复兴党的**地方势力。
这也是高迎祥把五万多部队派往山西方向的原因。
然而高迎祥经营的退路并不稳固。复兴军的一个军团轻松地击破了他布置在山西地区的部队。然后一支三万人左右的复兴党鲁东军区的二线部队，就驻扎在了直隶到山西的各个主要关隘处。这样一来，一个针对北京城的西南方向的包围圈就完全的成型了。
到了这一步，高迎祥要还是没有彻底的认清自己退路已断的现实的话。那他也太愚蠢的了一些。
明朝末年这个时代的人，如果没有接受复兴党的教育和改造，没有实实在在的生活在复兴党的治下的话，任何人都是很难理解复兴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的。
孙元化和卢象升之类的大明官僚当初错误的判断了复兴党，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封建争霸势力当初也没有认识清楚复兴党，高迎祥这个草鸡皇帝当然也没有搞明白复兴党怎么回事儿。
高迎祥用自己的经验来看待复兴党，所以他就觉得只要自己把皇帝的桂冠送给了复兴党，再给复兴党交上一笔肥厚的买路钱，那他逃回陕西当个割据势力的小打算似乎就有很大的成功可能。
毕竟多年来和复兴党的交往让高迎祥觉得，复兴党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嘴脸。
所以，当西北方向和西南方向两个复兴军的主力军团不断的缩小包围圈，逐渐的把致命的吊索套上北京城里的高迎祥的时候，高迎祥反倒是在北京城里发起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行动。
他突然对已经投靠效忠了他的那些原明王朝的文官勋贵下手，对他们进行了非常残酷的拷打和逼问。大肆的对北京城内的官僚富豪们进行抄家。
高迎祥的做法，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明白是为了什么。
对于李自成和张献忠来说，高迎祥玩儿的这一手可谓是两人率先开创的。对有钱人进行“拷饷”，这是为了和复兴党做交易进行的准备。
高迎祥不想把紫禁城了里的宝贝拿出来用做交易，这一点本身也因为这样的过程而身家丰厚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都能理解。
1632年4月，复兴军中原第二军团的司令部里，军团总指挥、政委罗克敌和军团班子的主要成员正在接待一个陌生人。
只见这个人一进司令部的营房就干净利索的跪在地上，然后大声说道：
“大顺户部侍郎李岩，愿投效王师！”
。。。
第450章乱世中的一家人
和后世中华老字号的显赫地位不同，1632年北京城里的柳泉居并不是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大酒楼，而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主要针对中下层北京市民的，以卖黄酒和小菜为主的山东风味儿的小饭馆儿。
柳泉居始创于隆庆年间。到1632年，这家小饭馆儿也才创立了五十多年的时间。要是放在现代社会的话，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能够运营这么长时间的买卖一定是有根底，有背景，有渊源，有实力的大买卖了。
可是，在封建农业时代里，这种能够存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中小型企业，其实是遍布北京城的。
柳泉居的老板黄守宗原本是山东即墨人。嘉靖年间的时候，即墨遭遇******。黄守宗的父亲带着老婆孩子一路从山东到京师投亲。
在即墨县学了一手酿造山东黄酒本事的黄守宗的父亲，从此带着全家人扎根北京城，凭借着一手酿造黄酒的本事为生。
说起来也是黄守宗家的运气。原本因为皇帝一系出自江南地区，而且朝廷高官多为江南出身，所以北京城里的黄酒买卖还是以江南黄酒为宗。黄守宗的老爹本来酿酒的手段就一般，在这种大环境下，用小米酿造的山东黄酒本来是没什么市场的。但是时间到了隆庆初年，出身北方的高拱当上了内阁首辅。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出身北方的高拱成了内阁首辅，整个大明朝上层的风格喜好为之一变。浓油重酱的北方菜开始风行北京，顺带着山东黄酒这种原本是用小米酿造的上不了台面的黄酒在北京的销路也好了起来。
和父亲不同，年轻的黄守宗一方面对于自己的黄酒酿造技术有着更高的要求，不仅四处拜师求教提高自己的酿造水平，更是在北京城内到处寻找优质的水源。另一方面，黄守宗有着更加强烈的事业心和成功*。
在他的努力下，黄家黄酒开始在北京城内有了一定的名气。
农业时代的北京城因为没有污染，降水也比较丰沛，所以还是能够找到相对优质的水源的。
在黄守宗接掌家业一年之后，他就在一处有着优质水源的地方建成了一家酒坊。酒坊后院是专门酿造黄酒的作坊，酒坊前面则是一家规模不算太大的酒馆。
有正经的手艺，卖的东西质量优秀，家里还有在吏部当差的亲戚（黄家投靠的亲戚是吏部的吏员），黄守宗的买卖并没有受到政权上层的人事变动的影响。这家名字叫做柳泉居的小饭馆儿就这样一直开了下来。
黄守宗二十岁的时候开创了柳泉居，一直以来，黄守宗一直保持着经常到饭馆儿里转一转的习惯。已经八十多岁，早就把饭馆儿的经营交给了儿孙辈的黄守宗一直也放心不下自家的买卖。要不是这两年世道实在不太平，他恐怕还要像以前一样，每天到饭馆儿里面坐上一会儿。
餐饮行业可以说是社会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从天启中后期开始，以北京城内的中下层民众为主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