剽窃天下-第3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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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伟大意义。
“据说苏哈托至少残杀了30万华人,那一带的河水都被染红。现在印尼,谁都不敢再提起那段惨案。现在,在印尼政府的刻意掩盖下,‘政变’及‘排华’事件一直是这里的禁忌,几乎没有人敢去触碰这些东西。”郑大士沉痛地说道。
谭家宝一言不发,他哪有不知这段惨案的始末?
1965年9月30日,在西方势力的策划和怂恿下,印尼发生了一场疑云重重、举世震惊的针对亲共不亲华,排斥西方的苏加诺总统的“政变”,使得印尼的命运为之扭转,也拉开了军事强人苏哈托长达32年执政的序幕。
“红碗事件”是一串针对华人的行动,自1967年10月展开。印尼当局将西加里曼丹与马来西亚交界处一片广袤的土地划为“红线区”,强迫居住在该区域内的华人往山口洋、坤甸等都市迁移;更有甚者,印尼军方散布摇言,指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的长老被华人所杀,借以挑拨原本与华人关系不错、但想法却相当单纯的大雅人。
当时,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了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族人见到红碗,都有责任进屋将里面的人赶尽杀绝。也正因为如此,当年的排华事件又称为“红碗事件”。
腥风血雨究竟有多少华人在“红碗事件”中被杀?至今除了“哎呀,太多了”之外,没有人说得出确切的数字。不过,根据幸存者的陈述,至少有好几个地方发生“屠村”事件。“沟水都变成红色”,“大雅人杀华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是他们描述当时惨状的话。
大雅人杀人采取最原始的“砍头”方式。
许多印尼华人死在了大雅族人的野蛮屠杀之下,而印尼军方的监牢则是残害华人的另一处人间炼狱。据说,有一处叫做山口洋的监狱里,每天晚上9点开始就是杀人时间,一晚总共有一百九十个人死于非命,前后持续了两个月之久,这一个监狱就杀了这么多华人,印尼这么多的监狱,一共杀死了多少人?
随着郑大士他们的愤怒的言语,随着谭家宝的沉思,汽车很快就到达了位于雅加达中心区域的洲际国际酒店。
林语堂和金庸两人早就恭候在大门前了,他们身后还站着三个貌似大老板的华商。而另一侧站着叶问的两个年轻弟子王东平和卢德闽。
17个保镖,谭家宝这边带出6个,谭笑中一边也带走了6个,剩下的5个正在招兵买马,他们正想大干一番呢。所以,谭笑中临时请来了王东平和卢德闽两个比较熟悉的人,为林语堂和金庸保驾护航。
“林老,老查,你们辛苦了!”谭家宝下车之后,连忙亲切地与他们握手。
林语堂面带微笑地向他身边的三位华商介绍谭家宝一行,然后又对谭家宝说道:“小宝,这位就是泰国盘古银行老板陈弼臣先生;他是我多年的朋友;这位是印尼纺织大王郑年金先生;这位年轻人是金庸先生的好朋友李文正先生,他是一名优秀的银行家。陶元珍去请印尼的另两位实业家谢健隆和黄奕聪先生。”
“幸会,幸会……”谭家宝一一与这些当地商业巨子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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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回房间吧,我们好好谈谈。”金庸警惕地说道。
由于印尼的情况比较复杂,在两天之前,谭家宝就请林语堂和金庸来印尼了。在此之前,谭家宝曾经听说过林语堂在东南亚有一些经济界的朋友。而金庸因为收琉行动的原故,也多次往返东南亚一带,所以他也有几个朋友。
谭家宝要他们找出这些人来,完全是为了想见另一个人物。
谭家宝点了点头,正准备进去。郑大士突然叫住他:“老大,我想出去走走。我先去这边的唐人街看看。”
“我也去吧,我可以做导游!我在雅加达生活了7年,我会说印尼话,对班芝兰唐人街非常熟悉,并且我还有一位远房的伯伯在那里开茶楼呢。嗯,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也不知道他好不好?”卢德闽兴奋异常地说道。
郑大士对于经济方面的事物不感兴趣,却对政治方面兴趣盎然。这一点,谭家宝是知道的,他想了想,然后又看了看几个保镖,再看看卢德闽,然后说道:“你们几个小伙子,干脆都一起去吧。老郑,小心点,管住这几个年轻人,让他们不要乱说话,不要惹麻烦。”
郑大士点了点头,他和一群欢天喜地的小伙子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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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五十一 福伯的故事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唐人街。www。ltggg。comwww。ltggg。com这一年多来,郑大士跑了很多地方,美国的各大城市就不说了,南美和非洲都留下过他的足迹。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想去看一看唐人街。顺便了解一下当地华人的生存与生活状况。
此时的印尼有1000多万的华人,在雅加达也超过了200万的华人,印尼是华人在海外聚集最多的一个国家。所以郑大士想,这里的唐人街一定是最繁华的一条唐人街吧?
到了唐人街,郑大士却发现与他的想象的距离太大了,这里临街的楼房多是两三层、四五层的,半新不旧,根本看不到通常大城市中那种熠熠反光的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稍微新一些的建筑也只是涂了一层彩色墙漆。还算宽阔的马路被一道绿化带隔开,绿化带栽种着常开不败的鲜花,自然但不精致,花丛中竟然也掩映着这个城市的独特风景——一条臭水沟。这与纽约、洛杉矶的唐人街相比,这里显得实在太寒碜。
雅加达的唐人街位于班芝兰区,这里90%以上的商人和住户是华人。郑大士随即想到,这两年多以来,随着印尼政府对华人的排挤与屠杀,这里的唐人街自然显得冷清和萧瑟。唐人街上,无论是老板还是行人,神色中都显得落寞,有的人甚至一惊一乍,神经质似的,一个个像是惊弓之鸟一般。
沿街都是小店小铺,商品倒是琳琅满目。看见这些商贩茫然无助,神情呆滞的模样,从小就被灌输了许多爱国爱民思想的郑大士的心中隐隐作痛。
“哎,其实他们应该回到祖国去的。我记得前两年很多印尼华侨都回去了,他们实在太可怜了,有的人死得太惨了……哎!”邢大海也感叹地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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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前段时间发生的屠华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走南闯北的郑大士对于政治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北京和台北双方在印尼当地较劲,引起当地侨民不团结也是一个因素。所谓的“红色输出”之类的东西,他现在才清楚地认识到,那是一种一厢情愿,却又费力不讨好,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东南亚是如此,南美也是如此,非洲还是如此。而台北方面故意歪曲事实的所谓大陆“共产共妻”也让很多侨民无所适从。
“是啊,从清朝末期他们协助洋务官员办实业,提供资金和技术,到孙中山先生革命,延安的红色政权,抗日战争,再到新中国的建设时期,有多少海外华人华侨出钱出力,有的甚至倾其所有,华侨成了中国的‘第五纵队’,他们无怨无悔地报效祖国。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郑大士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道。
“郑总、邢队长,从这里转弯进去的不远的那栋楼,就是我伯伯开的‘福记茶楼’了。我们不如上去,一边饮茶,一边聊天?”卢德闽笑呵呵地说道。
“好主意,我们去吧。”
福伯的“福记茶楼”是一幢两层高的木式建筑,茶楼面积不大,但是干净整洁。和此时的大多数唐人街店铺一样,他的茶楼的生意也异常冷清。郑大士他们选了一间楼上靠窗的位置坐下。福伯很快就奉上了茶具点心。
福伯50出头,又是卢德闽的亲戚,加上他又是健谈的人,所以一会儿功夫,他就与郑大士一群人混熟了。也许是生意实在清淡,也许是很久没有和人畅谈了,当郑大士问及他们印尼华侨在印尼的生存状况的时候,老人家终于打开了话匣子。
“近50年来,印尼华人就没有过过好日子!二战时期,日本人进来的时候就不说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印度尼西亚宣告独立。但日军刚退出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军又卷土重来。从那时起至1950年,印度尼西亚人民进入了反抗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时期。好不容易,把荷兰人赶走了,全印尼真正独立了,也被联合国承认了,我们都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可是印尼的第一任总统苏加诺就开始了他的排华政策。”福伯娓娓道来,竟然让大家听得悚然动容。
看见福伯如此坦诚,邢大海也毫无顾忌地问道:“福伯,你没有搞错吗?我知道苏加诺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也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他也排华?”
“哈哈,一听你的说话,我就知道你是从中国来的。现在的印尼,反的就是你们,抓的也是你们,你们要小心啊。”福伯喝了一口茶,接着又说道:“苏加诺被现在的苏哈托软禁了,听说快死了。不过,这终究还是狗咬狗而已!苏加诺根本就不是好东西!1945年到1950年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期间,印尼人反Y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独立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家视华侨经济力量为“殖民时代的残余”,更以振兴民族经济为由,以激进立法的形式,从各方面对华侨进行全面的限制和排斥。在苏加诺时代,印尼政府出台的限制、排斥华侨经济的法案达30个左右,对华商经营的国内贸易、进口企业、汽车商行、碾米业、木材业等加以限制和监督,并禁止华侨在乡村从事零售业。特别是苏加诺政府于1959年颁布的第10号总统令,明令从1960年起禁止华侨在印度尼西亚县级以下地区经商。这道法令被印尼某些地区的军事掌权者发展为不准华侨在县级以下地区居住,结果造成印度尼西亚50多万华侨失去生计,有的甚至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
福伯叹了一口气,他继续沉重地说道:“自1956年,在友谊宣传下掩盖了具有种族主义性质的“阿萨阿特运动”,由于印尼当地普遍的宗教信仰是一神论,与华人的信仰菩萨、关公、妈祖等等比较多元的信仰就不同,所以印尼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就用宗教的异端来煽动排华。那个你们心目中以亲华亲共而著称的苏加诺下令货币贬值,,将面值500盾与1000盾的大面值的钞票贬值为50盾和100盾,就使得大面值钞票的持有人,一夜之间就损失了90%的币值,而华侨多数都持有大面值的钞票。同年8月印尼政府又突然降低印尼的汇率比价,并断然冻结了存款,规定凡是银行存款在2。5万盾以上者其超额的部分就要冻结90%,作为政府发生200亿盾债券的基金,从而使华侨经济又遭到了重创。1961年,因为排斥了华人,印尼经济直线下降,苏加诺访华寻求支持,在中国政府的严厉要求下,苏加诺惩治主要参于人员,排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