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作者:易中天-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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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男人之(一)奶油小生
中国有男人,也有女人。
但可惜,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中国的男人,似乎有点不大像男人;中国的女人,也有点不大像女人。
这话不大中听,也许会被人视为疯话。但可惜,这又似乎是事实。
如果中国的男人都很像男人,为什么会有“寻找男子汉”的呼声?中国的女人如果都很像女人,为什么会有“中国的女人都到哪里去了”这种说法?
当然,也仅仅只是“有点”,只是“不大像”,只是“某些时候”和“某些方面”而已,倒还不至于阴阳倒错、“不男不女”,弄到“不是”的程度,更非“全都如此”、“历来如此”。
但这实在已经够窝囊的了。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历来重视两性关系,强调“男女有别”的,也就是说,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意而言,原本是希望男人很像男人,女人很像女人的,但强调来强调去,却南其辕而北其辙,始料不及,事与愿违,弄出诸如“男的哭鼻子,女的骂大街”之类的倒错现象,或“女无魅力,男易阳痿”的尴尬事体来,岂不是讽刺,岂不是笑话?
如果仅仅只是笑话,倒也罢了。更糟糕的是,作为国民基本素质的直接体现,它已经影响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因为富强的国家只能由文明的国民来建设,昌盛的民族也只能由健康的人民来构成。男人倘若不像男人,则国将不国;女人倘若不像女人,则族何以存?我们民族,这一百多年来,真可谓灾难深重。灾难的原因,当然人所共知:百年血战,罪在西方列强;十年动乱,罪在林彪江青。但是,不少人在面对列强时的如同犬羊,面对同胞时的如同虎狼,是不是多多少少也和前面说的“男人不大像男人,女人不大像女人”有点关系呢?
看来,我们实在很难回避这个问题。不但不能问题,而且要及早研究,尽快解决。
显然,这就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比方说,要知道我们的男人和女人是怎么样的,就必须弄清我们的男女关系是怎么样的;而要弄清我们的男女关系是怎么样的,又必须研究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样的。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人之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只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也就有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
不过,在我们解开这个文化之谜以前,还是应该先来看看,所谓中国人的“阴差阳错”,到底是不是一个事实。
因为只有事实,才胜于雄辩。
我们先来看男人。
中国的男人,或者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男人,再或者说,在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被描写、被表现、被推崇、被欣赏、被当作“正面形象”予以刻画的男人,大体上无非三类。
第一类,我们无妨称之为“无用的男人”。
这一类艺术形象,是所谓“白面书生”或“奶油小生”。比方说,《白蛇传》中的许仙,《天仙配》中的董永,《西厢记》中的张生,《梁祝》中的梁山伯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细皮嫩肉,奶声奶气,多愁善感,弱不禁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毫无主见,极易哄骗,可以说是相当的“女性化”。在戏曲舞台上,扮演这类角色的演员,都必须尖着嗓子细声细气地用假声说唱,听起来与旦角没有什么两样,可见连语音也女性化了。他们的扮相,更是女性化,一律地唇红齿白,眼如秋水,眉如青黛,和旦角的妆扮没有太多的区别。有的时候,比如传统的越剧,或当代台湾的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就干脆用女演员来扮演这类角色,大家看了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或不对头,更不觉得其与角色本身有什么出入。究其所以,恐怕就在于那角色,原本就是“女性化的男人”。
“女性化的男人”让女演员来扮演,当然不会“不像”,反倒可以平添几分让人疼爱、怜爱、喜爱的“魅力”。
事实上,在中国,确有不少观众喜欢这类角色,尤其是中国南方的女人,也包括部分南方的男人。“白蛇传”之类的戏久演不衰,便是证明。这类戏曲节目,曾被我们某些“理论家”好心地界定为“爱情的颂歌”,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其中的男主角,有什么“可爱”之处。他们之所以能“颠倒众生”之处,无非娇好的面庞和柔弱的性格而已。不是齿如白玉,面若桃花,便是腰似杨柳、声如雏凤,地地道道的“女里女气”。这类形象,在西方或阿拉伯世界中,只怕就没有什么“市场”,然而中国人却爱看。不但女的看了芳心暗许,便是男的看了,也我见犹怜,或恨不如他。
认真说来,这种爱好,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女人喜欢“女性化的男人”,固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只能证明她们已多少有点不像女人。男人喜欢“女性化的男人”,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同样只能证明他们已多少有点不像男人,甚至很可能还多少有一点“同性恋”的嫌疑。因为这类身材纤小、皮白肉嫩、没有胡子的男性形象,是多多少少有些像“娈童”的。而自古有“龙阳之好”的男人,其性爱对象也往往多半是这类“小白脸”。不过这些问题,我们以后再说,现在无妨先分析一下这类男人。或者说,分析一下这类角色,是怎样的和为什么“不像男人”。
这类人物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胆小怕事”。《天仙配》中的董永,就是一个非常胆小怕事的人。他在去财主家“打工”的路上,碰见了七仙女,首先想到的是“老父亲生前在世曾对我说,男女交谈是非多”。为了避免“是非”,他采取了“绕道走”的办法:“大路不走我走小路。”实在绕不过去,才只好硬着头皮上前交涉:“大姐,你为何耽误我穷人的工夫?”谁知七仙女一句话,便把他顶得哑口无言:“大路朝天,各走各边,难道你走得,我站也站不得么?”上帝保佑!幸亏这位董郎遇到的是仙女。倘若拦路的是强盗,他又该若之何呢?
这样胆小怕事的人,当然也就谈不上主动追求爱情和幸福。事实上,他与七仙女的结合,完全是对方的“一厢情愿”,甚至带有强迫性质。他自己则一推再推,一躲再躲,直到最后“神迹”出现,老槐树“开口说话”,作媒作证,才接受了这桩“做梦都想不到”的婚姻。这说明他只相信“天意”,对于自己的能力,则完全没有信心。所以,当后来七仙女为了少受一些奴役(将长工期限由三年缩短到百日),而与财主打赌织锦时,他不但一点忙帮不上,反倒在磨坊里一个劲地埋怨“娘子多事”。埋怨“娘子多事”,正好证明他自己“胆小怕事”。
胆小怕事,可以说是此类人物的“通病”。在中国戏曲舞台上,我们实在不少见这样的场面:一事当前,女方要挺身而出去作斗争,那丈夫却躲在她身后,或拦在她面前,浑身乱颤,双手直摇,口中连连叫到:“使不得,使不得,娘子,使不得的呀!”要不然就是双眼圆睁,牙关紧咬,脸色惨白,大叫一声,昏死过去,直挺挺地倒在地下。《白蛇传》中的许仙,就这样吓死过一回,害得白娘子只好带着身孕,去盗仙草。
《盗仙草》是《白蛇传》中很好看的一折戏,常可作为折子戏单独演出,但可惜人们往往忘了,这台“好戏”却是以一个男人的胆小和无能为背景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胆小怕事的,也不只是这几位,应该说差不多也是咱们中国人的“通病”。因为咱们中国人,从小受的,就是谨小慎微、小心防范,不要多管闲事、招惹是非的教育。什么“吃饭防噎,走路防跌”啦,什么“瓜田李下,注意避嫌”啦,等等。连吃饭走路这样的小事,尚且不敢放手去做,更遑论其他?
这类人物的第二个共同特点,是“少有见识”。中国有句老话,叫“头发长,见识短”。其实中国的男人,也未必比女人有见识。在历史上、现实中,或者在文艺作品里,我们常不难看到这样的“大老爷儿们”:他们平日里颐指气使、威风八面,一副安邦治国、出将入相的样子,一旦真格地有了什么事情,对不起,不是要老婆拿主意,便是向丫环讨办法,一点见识也没有了。甚至如唐高宗(李治)这样的皇帝,干脆把朝政也交给老婆(武则天)去处理。“万岁爷”尚且如此,我们又怎么好去苛求小民?
至于现在要说的这类角色,当然也都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识。在这类人物中,《西厢记》中的张生张君瑞,要算是最有胆识的一个了。他有胆,敢于追求自己的意中人,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更敢于为此追求,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解普救寺之围,退孙飞虎之兵。他也有谋,能够想出种种办法,来接近莺莺;而解救崔家厄难,也全靠他的缓兵之计。应该说,在这类“奶油小生”中,他算是颇有些侠肝义胆又能运筹帷幄的一个,比起董永、许仙来,是能干多了。
然而,即便这位风流才子,救难英雄,在红娘面前,也只是一个“傻角”。他在普救寺,不过无意中见了莺莺一面,便“魂灵儿飞在半天”,只听见崔莺莺娇语一声,便大叫“我死也”,“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及至第二次见了红娘,便忙不迭地自报家门:“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取妻”云云,简直是傻得可以,当然也就被红娘抢白了一通,弄得灰头灰脸,好没有意思。事后,红娘向小姐学说此事时,也还要评论说:“姐姐,我不知他想什么哩,世上有这等傻角!”
如果说张生这时的“傻”,尚且傻的可爱,那么,当老夫人悔婚之后,他的一筹莫展,便只能让人着急。他没有半点办法来对付老夫人,只好跪在红娘面前,一面承认自己“智竭思穷”,一面哀求道:“小娘子怎生可怜见小生,将此意申与小姐,知小生之心,就小娘子前解下腰带,寻个自尽。”这就颇没有见识了。难怪红娘要教训他:“街上好贱柴,烧你个傻角。”
事实上,使崔张爱情悲剧“起死回生”的,正是这位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红娘。如果不是红娘一再设计,促成了他们事实上的婚姻,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又用一套表面上为老夫人面子着想,实际上为崔张爱情抗争的说词说服了老夫人(这番说词的水平堪与苏秦、张仪之流比美,所以《拷红》一折,也是《西厢记》最精彩的片段之一),则崔张二人的爱情,恐怕就不是“好事多磨”,而只能是“呜呼哀哉”,难怪张生对红娘要一跪再跪,一拜再拜,一谢再谢,并声称“当筑坛拜将”了。
这类人物的第三个共同特点,是“软弱无力”。前已说过,他们都是些白面书生或奶油小生,细皮嫩肉,奶声奶气,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打起架来决不会是任何人的对手。所以,一遇到什么事,他们的本事,无非一是跪,二是哭,三是一病不起,最后只能靠动了恻隐之心的女人或侠客前来搭救。即便最有胆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