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击掌 作者:叶广岑-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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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我父亲认为这孩子太过浮躁，说话咄咄逼人，
太直白，不给人以回身余地。总之王利民在我们家很没有人缘，除了我三姐以外，
能跟他说到一块儿去的就是我的母亲和看门老张，他们说王家的儿子比他的爹心地
善良，不摆谱，能体贴下人。
我的三姐是瓜尔佳母亲的女儿，性格刚强，是那种宁死不弯的主儿。我没有见
过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却听过她不少传闻，听说她长得和我很像，母亲有时看着
我会无端地掉眼泪，我就知道您老人家是又想起死去的三姐了。1948年我的三姐被
国民党秘密枪杀在德胜门城墙根底下，我们家的人去认尸，才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
她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位革命英烈，她以她的死，为我们家的门楣上挣来了一块“革
命烈属”的搪瓷牌子，那块牌子后来一直挂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斑驳得面目
不清。进进出出，母亲一看见那牌子就叹息，说好端端的三、r 头变成了几个字被
钉在了门框上，这都是王利民闹的，没有王利民，我们家的三姐不会干上革命，她
会像我的其他姐姐们一样，顺顺当当地嫁人、生子，成为幸福的姥姥和奶奶。母亲
总觉得对不住三姐，对不住三姐的生母瓜尔佳氏，把对三姐的歉疚迁移到我这个与
她长得很相像的人儿身上，就惯就了我一身的毛病。戴着红领巾的时候，我曾有一
度认为自己就是三姐的化身，是革命英烈的延续，红领巾是革命者的鲜血染成，这
血自然有我三姐的一部分，因此道横着走，话往硬里说，把一切整得很不自然，把
群众关系搞得很糟糕。哥哥们说，三、r 头信仰共产主义，也不能怪那个王利民，
是性情使之然，那丫头是越劝越拗，越打越硬，越关越跑，认准了的事就要一条道
跑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我想这就是烈士的性情了，换位置
想，让我处在三姐的位置，虽然我们长得很像，但是在严刑拷打面前，我不是逃兵
就是叛徒，母亲的一顿春饼，几句好话就能让我丢盔卸甲，在美食面前，我往往变
得意志很薄弱。烈士不是谁想，就能当的。
我的三姐变成了牌子，守在门口，一辈子没离开家。变成了牌子的三姐在“文
革”的时候为我们遮挡了不少风雨，不少红卫兵小将在这块牌子跟前望而却步，使
我们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抄砸。当然这都是后话，是另一篇小说里的内容了。
回过头再说王利民。
父亲从工厂回来说，织布厂的车间成了王利民纠集工人聚会的场所，有事没事
工人们常到办公室来找他，把好端端的办公室变成了乌烟瘴气的“穷杂之地”。有
王利民撑腰，工人们进入办公室就显得理直气壮，说话直门大嗓，随便地抽烟放屁，
动作也很夸张，全没了规矩。王利民跟他们勾肩搭背，表现得很“普罗”，商量事
情也不避讳职员们，所谈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跟他的爸爸作对。
两个厂，六个车间，十六个小组，推举了十名代表，除了有一个因为机器轧了
手没来，九个都齐了。王利民就跟他们商量反对裁员，反对减薪的策略，说工厂是
大家的工厂，大家吃饭穿衣，养家糊口，都跟工厂牢牢地系在一块儿，劳工神圣，
厂子里的事情应该是工人说了算，不是资本家说了算……
我父亲坐在旁边听，心里很不是滋味，裁员减薪的主意是他提出来的，因为这
个惹出了麻烦，他觉得很对不住老同学，就偷偷把王利民们商量的情况告诉老同学。
用现在的眼光看，我父亲应该是个地地道道的工贼，资本家的忠实那个……有关这
段经历，解放后父亲从未谈及过，虽然怨老人家成了新中国的知名人士，成了德高
望重的统战对象，毕竟有过这样的不光彩。亏得父亲在“文革”前就过世了，否则
“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是一点儿不冤的。
那阶段，北京不但织布厂，造纸厂、发电厂工人都在斗争，北京工人要求增加
工资，反对裁员，举行罢工！ 全北京电车停开，电灯不亮，连卖豆腐脑的也罢了市
！资本家和工人代表要进行谈判。
王国甫和王利民自然也要进行谈判。
王阿玛和织布厂的工人代表谈判地点就在盛义厂。工厂大门里，太阳光底下，
两张桌被并成一个长条，一边坐着王阿玛，一边坐着以王利民为首的工人代表们。
王阿玛觉得很别扭，对王利民说，有话咱们到家里说，到办公室说，这里不是谈话
的地方。
王利民说，这里很PRO（英语简略，“大众”
意思） ，也很透明，这是再好不过的谈判地点。
王阿玛说，我跟你，在这儿……我还是不习惯……
王利民说，我跟您，现在不是父子关系，我的背后是六百多工人，我是工人的
代表。
王阿玛说，这么说你跟我是对立的了？ 你现在翅膀硬了，敢跟我对立了，我揍
你个小兔崽子！ 工人代表们不干了，他们高喊，反对资本家侮辱工人代表！ 父亲回
来跟我母亲学说白天谈判的经过，我们家的人听着都觉着新鲜，老张在旁边说，儿
子跟爸爸对立了，这世道什么事儿都有。
王阿玛怪可怜的，下棋两边的子儿还一样多呢，这倒好……下老虎棋，老虎一
个，羊一大群。这不是谈判，是逼宫！ 母亲说有话好商量，都是一家人，翻过来姓
王，调过去还姓王，王阿玛是我们家多年的老朋友了，父子真闹僵了，掰不过来更
麻烦。母亲让父亲找市面上的“说和人儿”去劝劝，母亲认为“说和人儿”调解这
些事比较有经验。父亲说那个王利民放话了，这不是他们爷俩的事，是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斗争。母亲说，那他们能不能不斗争？ 父亲说，好像不能。
母亲问谈判的结果怎么样，父亲说条件不少，主要是不许王阿玛单方解雇工人，
裁减工人必须通过工会，还要保证工资按时发放，不得无故拖欠、降低……母亲说，
人家提得也在理。
老张说要按这些条款，他早应该罢工，我们家已经拖欠了他半年多的工钱了，
打过了八月十五父亲就再没给他开过薪水。父亲说，工厂是工厂，家里是家里！ 老
张说，它道理一样不是。您欠我工钱，我是看在三太太（ 我母亲） 份上，没跟您计
较罢了。
厨子老王也过来凑热闹，插进话说他也得跟父亲要工钱，他的工钱欠得比老张
还多，好几次我的哥哥们过生日，上面铺买寿面还是他垫的钱。父亲说，我怎么觉
着咱们也在这儿下老虎棋呢，是不是咱们也并两张桌子，我坐这头，你们坐那头？
王阿玛从工厂谈判完了没回箍筲胡同，上了我们家。一进门也不理视老张的寒喧，
照直奔了后院父亲的书房。母亲知道王阿玛心里不痛快，告知我们家的孩子们，谁
也不许嚷嚷，不许闹，不许往后院跑，连我们家的狗阿莉也被拴了起来。
母亲进去送茶，听见父亲在问他的老同学，签字了？ 王阿玛说，签了。
王阿玛的眼圈红了，父亲拍了拍老同学的肩没有说话。母亲知道，在与儿子的
较量中，王阿玛是输了。数十年后的北京工运史记录这次运动说，“罢工取得了决
定性的胜利，锻炼了工人阶级，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
对这次罢工，在我们家族中还有着额外的记忆，就是那天晚上，王利民陪着他
的妈来到我们家接王阿玛回家。母亲回忆说，那天王阿玛在饭桌上几乎没话，只是
一杯一杯喝闷酒，菜也没吃几口。王阿玛喝得脸色煞白，酒气全走了心，别人也不
好拦。
王利民进来刚叫了一声爸，就被王阿玛抽了一个嘴巴。我父亲没拦，王太太也
没拦，都觉得王利民白天做得有些过分，教训教训这小子是应该的。王利民捂着脸
站在他父亲对面，窘得说不出话。半天，王利民说，爸，我知道您有气，有时候我
们必须做出牺牲。
王阿玛说，我的牺牲够大了，不但是工厂，我连儿子都搭进去牺牲了！
（ 五）
没过多久，王阿玛家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使王家的境遇彻底发生了改
变。
应该说，王家丹枫火柴厂的生意一直在赚，由原先的年生产2500万包扩大到了
4000万包。我们家最关心火柴厂生产的是老张，几乎是见天在算他那十块钱的本金，
这些年翻来翻去变成了多少。老张说他投到王阿玛厂里的十块钱是母的，会下小钱，
那十块钱在王三爷的钱窝里滚，跟滚元宵似的，越滚越大，怕有几千块了，还是我
们家老祖宗英明、有远见，老祖宗那时候就知道，仗再怎么打，世道再怎么乱，火
柴厂是永远不会亏本的，老百姓离了什么都行，离了火柴不行，你总不能让人再回
到钻木取火的年代去吧，人但凡往前迈了一步，你让他再退回去，是万万不可能的。
父亲让老张给王阿玛送去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纳豆”，纳豆是日本饭桌上极普
通的一种吃食，是一种发了酵的熟黄豆，黏糊糊，臭哄烘的，用稻草包r ，捆扎成
一个个小包，吃的时候挑在碗里佐以酱油和芥末，使劲搅动，成为一种黏稠的糊。
父亲和王阿玛都喜爱这口，就跟有些人喜好臭豆腐一样，不吃还难受，上瘾。纳豆
制作工艺复杂，受发酵时日的限制，带到中国就显得很珍贵。我们家的人每当看见
父亲用筷子折腾那面目甚不清爽的纳豆时，都用手捂了鼻子，不愿正视，父亲却说，
越吃越香哪！ 给谁谁不吃，母亲吩咐，连父亲吃过纳豆的碗也要单独刷洗，承受不
起那臭。
父亲得了纳豆自然要和老同学分享，让老张坐洋车到箍筲胡同去，火速递达，
免得过了火候。老张乐得办这件差事，他唐山老家的儿子定了亲，正想找王阿玛把
他火柴厂的股抽回来，给儿子盖房。
老张到王家送了纳豆，磨磨蹭蹭地不走，没话找话地搭讪。王阿玛问老张是不
是还有事，老张不好意思地问他现在在丹枫厂里有多少钱了。王阿玛说这得让管账
的算，就叫来了管账的老张。管账的老张给看门的老张一算，说看门的老张几年来
在丹枫已经有了237 股。看门老张问237 股是多少，王阿玛说不少了，在北京买三
间南房够了。看门老张按捺不住喜悦说，三爷，我得谢谢您。西洋的规矩也不都是
坏的，搁到厂子里，钱就能生钱，它就成活的了，比我辛辛苦苦看门强。
王阿玛说，老张，你来不光是问我股份的吧？ 老张很张不开口地说，乡下儿子
要娶媳妇，我想拿这钱盖房……您刚才说在北京买三间南房都够了，要搁在我们乡
下，盖三问北房它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王阿玛说，想要抽股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老张说，当初您当着老祖宗的面说得好好儿的，存取自由，老祖宗能取，我咋
儿就不行了呢！ 王阿玛说，老祖宗那是死了，你还活着。
老张急赤白脸地说，三爷您开始要是说人活着就不能抽股，我那十块钱也就不
交给您了，买点儿大白萝卜吃我还下火呢，怎么一赚了钱章程就变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