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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走向混沌 作者:从维熙-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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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代表大会政治纲领》,在劳动之余翻看,并借给骆新民和王复羊阅读过,尽管我们翻看它
时,无意从“南共纲领”中吸取什么东西,但是已经是在为自己自掘陷阱了(后边再向读者
谈及)。
    在下庄的日子,使我难以忘怀的,除了有农民的蛮荒、落后一面之外,也还有农民的宽
厚和真诚。该队韩队长,出于照顾我们,总是把我们几个安排在妇女队干活,她们虽然都知
道我们三个人,人人头上都顶着“雷”,却从不刺激我们以显示贫下中农的自我优越。相
反,她们有不明白的问题,还常常询问我们,我们以“大娘”、“大嫂”称呼她们,她们则
称呼“老从”、“老王”、“老骆”。
    当然,在村里壮劳动力不够用的时候,我们这三块红土,也要顶替朱砂使用。留给我印
象最深的,不是深翻土地时的挥汗如雨,也不是放卫星时的挑灯夜战,而是在盛夏时节,拿
着锹镐去刨坟坑。
    1958年火葬还没有完全普及,因而人民公墓的穴坑总是鬼满为患,下庄地址公墓近
邻,刨挖坟坑就成了“家常便饭”。我无法描述我干这件活儿时的心情,除了精神上的高度
压抑以外,还有嗅觉上难以忍受的痛苦:夏日炎炎,骄阳似火,跳进坑穴去抡镐刨着沙石,
已使人昏昏然若同木偶。脚下还要穿着高帮胶靴,以隔开脚掌和附近坟内洇渗过来的臭水。
我一生中闻过各种臭气,但都无法和腐烂尸体上淌出来的黑水臭气相比。那是一种咸臭、恶
臭。即使你戴上三层口罩,也能使你五脏翻江倒海。我第一次干这活儿时,呕吐不止,几乎
把胆汁都抖落出来,而和我一块抡镐刨坑的社员,鼻子似乎患了伤风感冒似的、对这种气味
毫无觉察,一边往下掘坑一边还哼哼叽叽地唱着小曲。他们不像我们三个老右,只偶尔干上
一天。这些农村中的壮汉,成年累月地在这块沙石地上挖刨。我十分敬佩他们的耐性,常
想:也许只有中国农民,才具有这样独特的精神吧?!
    在下庄生产队还练就了我的一双铁肩膀。我们经常和下放干部一起,从千米左右的一个
水泵房,往公墓石碑前的小松柏树行子担水。由于担水路程较远又带有某种竞赛的性质,我
自不甘落后,所以肩膀结出层层血瘢后,就成了一块僵硬的死肌肉。它再也不怕磨,再也不
怕压,尤其使我欣慰的是,我很快学会了担着满当当的两桶水,在行走中轻松自如地倒换肩
膀,忽儿头一低让扁担从左肩转向右肩,右肩累了,再从右肩转回左肩。这是我劳动改造生
涯中,最早获得的第一个适应生活的本领。
    达尔文曾有名言警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认为这种生存本能,不但动植物具有,
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更具有这种适应的本能。比如:在鲁谷村改造的漫画家李滨声,
曾以一张《没嘴的人》和另一张《四世同堂》的漫画,震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英国的
《泰晤士报》曾于1957年转载)。但此时在鲁谷村的泥屋里,伊然像个西北高原上的老农
了。一顶破了了檐的遮阳草帽,半遮半盖地露出他那张黧黑黧黑的脸,赤板脊梁上留下7月
骄阳烤烧的痕迹——层层晒成燎泡的白皮。此公昔日多才多艺,除去是著名的漫画家之外,
还是能在舞台上表演大变活人的魔术师。解放前他还曾以“浴非”的艺名,在《吕布戏貂
婵》、《辕门射戟》、《白门楼》等戏中,饰过骄横不可一世的吕布。此时,吕布大战刘、
关、张之气势,已荡然无存。有一天,他拿出一个自刻的大图章给我看,上刻篆字“鲁谷辛
农”。
    这种对环境的适应完全出自于人的本能。在右派的改造学习会上,人人都神态严肃他说
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的右派思想、立场、观点。这种虔诚也并非矫饰,好像一到这样的会场
上,自己就当真犯了什么大罪似的。你一句,我一句,都检查得全面而深刻。可是一到现实
生活里去,亲眼目睹的现实,又支持自己右派思想泛滥。比如:公社化后第一个举动,就是
把鲁谷和下庄社员们家庭伙食合并成一个大食堂。中午收工时,热汗淋淋的面孔,排成长长
一串,等待着食堂窗口递出来几个窝头和一碗菜汤。我们排在长长队伍的后边,沉默地面对
生活的骤变。难道这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吗?难道那一座座小土高炉真能炼出1080万吨
钢来?站在这儿排队领食真是先进事物?如果有哪一家的儿媳生了娃子,窝窝头、白菜汤能
补养身子吗……问题走马灯般地一个接一个盘旋在脑袋里,在这一霎间,我发觉自己成了一
个两面人,会下以矛攻盾,会上以盾折矛。两种虔诚交织在一起,像两盘石磨一样,碾碎着
我的一颗心,常常使我在矛盾中不能自持。会上提出改造右派观点是真的,会下对大跃进、
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吹冷风发牢骚,更是真的。
    给我留下最荒唐记忆的事儿,要属“大跃进”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世界闻名的消灭麻
雀战。市区机关。工厂,学校。兵营。市民……全体总动员。郊区人民公社贯彻这一决定
时,韩队长在下庄的广播中喉咙嘶哑地喊追:“社员同志们,消灭麻雀是毛主席交给的政治
任务,咱大队要家家户户全体出勤,做到人人手里有铜锣,人人手里有弹弓,吓唬麻雀的锣
鼓不够用,就把脸盆拿出来敲。你们要记住一条,不让麻雀在树梢、房檐上落脚喘气,累死
这些糟蹋粮食的小兔崽子……”这天,北京市内锣鼓喧天,街街巷巷、角角落落都有“重
兵”把守,成为建国以来别开生面的盛大节日。
    我的具体任务是警戒一片松树林。
    武器——大队发给我一把打鸟的弹弓。
    清晨、我是带着窝窝头进入阵地的。同时,口袋里悄悄装上一本小说——苏联作家肖洛
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这是下庄周围最大的一块绿荫,七枝八杈蓬蓬松松的老松树,在
我头顶上织成一把大大的遮阳伞。我躺在一座坟的坟坡上,嘴里嚼着窝窝头,两眼望着松枝
间飘动的浮云,觉得非常好笑:中国地域辽阔,天上飞的麻雀无其数,它们在哪儿落脚都能
生存,怎么能把这些小东西消灭殆尽呢?中国是疯了,还是中了魔症?我又想起近两天报纸
上的头版新闻:XX公社深翻土地5尺,今年早稻亩产万斤。稻子密得能在上面滚石碌碡,
而居然不掉下去。我的天!这不是《天方夜谭》中的新神话吗?而这些新闻端庄地印在党的
机关报刊上,旁边还配发群众围观“卫星稻田”盛况的照片。
    一群麻雀逃到松树林避难来了,我从坟坡上跳起来,嘴里喊着,投石轰赶。这些惊弓之
鸟,刚想在树梢上落脚,又“忽”地一下飞跑了。它们在天空叽叽喳喳,发出奔逃的哀鸣。
我又躺在坟坡上了,并且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人的遭遇》,可是我的目光没落在书页上,却
被松树枝杈上跳跃着的一只小鸟夺走了。小时候,我在故乡的柳树行子里见过这种鸟儿,学
名叫什么我不太清楚,故乡人都管它叫“柳叶”。因为它的躯体实在太小了,比一片柳叶大
不了多少。
    不知是它受了惊吓,还是它此时不喜欢唱歌,它只是从一个枝权跳到另一个枝杈,尾巴
一翘一翘地戳向天空。它很孤独,这片松树林子里只有我和它,我突然触景生情,自己不就
是那只小小的“柳叶”吗?
    “呜……”我向它吹口哨。它并不理睬我。
    “呜……”我再次吹响口哨,想逗出它的歌喉来。
    这时,又一群麻雀飞向松林。我迫不及待地从坟坡上爬了起来,扬着手臂去驱赶麻雀,
等到麻雀被驱除出境后,我发现那只小“柳叶”也消失了。
    我沿着松树林转来转去,脖子都仰酸了,再没有找到那只鸟儿。我很惆怅,好像丢了什
么贵重东西似的,一声吆喝,使我蓦地一惊:“瞅你霜打了似的,怎么不轰赶‘老家
贼’?”我回头看了看,是在鲁谷村改造的梁沙军手提着一根棍子,窜到下庄的地界里来
了。还没容我说什么,他就笑嘻嘻地嚷道:“我日他娘,麻雀打跑了,共产主义就到了。”
    我说:“你活腻了吧?”
    他仍然笑得合不上嘴:“就地解决更好,这儿靠近人民公墓。我日他娘的,我还没有
‘人民’的资格哩!真断了气儿该埋在哪儿?”麻雀战后的不几天,他从鲁谷到下庄来,非
要我们陪他去看看公墓不可。由于我们三个人经常在那儿干活,早已丧失了新鲜感,表示不
愿意去。但他执意要我们陪他去散散心,我们只好舍命陪君子。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麻阴天气,由于太阳被云彩遮住,一座座土坟、石棺都笼罩在灰色
当中。倒也不错,比暴晒的蒸烤要凉快一些。我们背着手,悠闲地在墓地中穿行着,那神气
不像巡视死亡之国,倒像浏览两旁地摊上的商品。梁沙军情绪要比我们兴奋,他不时停下脚
步看看墓碑上的姓名,以及石碑中镶嵌进去的死者照片。当他走到一座石棺面前,突然向我
们招手:
    “喂!过来看哪!”
    不用走过去看,我们也知道使他感到好奇的是一座合葬墓。那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批去苏
联留学学生的石棺,正值豆蔻年华的一男一女,在国内就是一对情侣。一天,他和她在列宁
格勒涅瓦河上划船,被风浪卷入河底。留学生们为了表示对他和她深切的怀念,尸骨运回祖
国后,集资立碑,把他们合葬在这座石棺之内。我们初到下庄时,就仔细地观看过这个石
碑,上面除了这两个留学生的姓名和死亡缘由之外,把他们的照片也肩挨肩地镶在石碑中
间。因怕风吹雨淋,死者的灵魂不得安宁,这儿石碑上镶嵌着的照片,一律用透明的玻璃纸
蒙着。这两个死在遥远异国的中国之魂,此时正从发黄的玻璃纸背后,向我们微微而笑哩!
    “走吧!”我们催促他。
    “这一对留学生长得很漂亮。”梁沙军目不转睛。
    “自古红颜多薄命!”我说,“他俩到天国去结婚了!”
    “再浪漫蒂克,也不如在人间活着。”骆新民说,“当然要是活到1957年,一对儿都
戴上右帽!倒也是死得其所。”
    “诸位老弟,要是我有那么一天,我请你们也给我弄一个石头棺材。不,砌个水泥的也
行。”梁沙军一副乐天派的架势,打着哈哈说,“不过,当你们路过这儿的时候,千万别忘
了一件事,就是把大跃进中的新鲜玩意——诸如小土炉的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啦!什么‘对
右派进行大赦一律摘了右帽了’等等,及时向我汇报。我日他娘的,我这个党员听了会从棺
材里蹦出来,高兴得起死回生的!”
    他笑了。我们也笑了。
    谁也没有想到,他久久在公墓中徘徊穿梭,竟是一只受了伤的鸟儿在为自己寻觅永久性
的安息巢穴哩。
    一年后的1959年冬天,我手中无有鲜花,却带着无限悲伤,到这儿来哭沙军——这是
后话。
    当然,在苦涩的精神沙漠中,也并非没有诗情。在1958年的改造日历上,留给我印象
最深的是王复羊的结婚。借着回城休假的一天,我们为他和她的结合举行了简单的欢庆仪
式。
    婚宴是在裱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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