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盗墓 作者:华博-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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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滚滚车轮早已驶过了两汉王朝，人们似乎已经听到了巨轮下统治者痛苦的呻吟声。两次的疯狂厚葬以及由之引发的席卷八荒的盗墓之风，令后人发出沉重的感慨。
青编尽以汲冢来：盗墓使得汲冢遗书被发现
作案时间：西晋初年
作案地点：魏王的墓冢
作案人：不准
作案后果：不准入墓时，“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
盗墓性质：民盗
可信程度：有史可查
引子
历史上的盗墓行为，有时也可以导致重要的文化发现。
汉明帝时，符节令宋元推测秦昭王与吕不韦陵墓随葬有秦始皇未焚经书，曾经请求发掘。这种为追求随葬古籍而发冢的设想，反映盗墓的文化收益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唐人诗作有“青编尽以汲冢来”句，说的是被看作中国文化史之幸事的汲冢发现的故事。夏竦《〈古文四声韵〉序》说到“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也是盗墓所得有益于文化发现的一例。
盗墓过程
秦始皇焚书，真正产生灭绝性后果的是战国时期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历代史学家对此痛心不已。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小的弥补。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之所以说是大事，就是它并不同于一般，被称为中国史学界的幸事。那一年在汲县，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座魏王的墓冢，和其他盗墓贼一样，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些意外之财。然而墓穴被打开后，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竹片，竹片上有字，共有10万余言。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此“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不准把竹简点着用来照取宝物，由于怕人发现，他在失望之余，勉强把一些可换钱的物品拣到一起就跑了。
后来人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于是地方官府出面把散落的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收藏起来。但是因为不准及当地的村民不知道竹片的价值，“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所以这批竹简在自然残损之外又更增加了人为的破坏。
中央朝廷得知后，派大学士苟勖、傅瓒等人对墓中所得竹简整理校定。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其中一部叫《穆天子传》。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冢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
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原来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此所谓“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结论尚有争议，所以晋惠帝时就有学者重新整理《竹书纪年》，永平元年（291）秘书监挚虞延请世习古文的卫恒重新“考正”竹书。但秘书丞卫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听说卫恒出事，自本郡赴丧，并续成其事。新考正本《纪年》的时间起于夏禹。至于汲冢墓主，卫恒、束皙则认为是魏安厘王。
《竹书纪年》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史学界把《汲冢书》与西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发现的古文《尚书》、《论语》等，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敦煌发现的藏经洞，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书断》也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赞同这种观点。《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是这种观点。
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发表过这种看法，《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也都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样说的。
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至于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现在的河南汲县西南，战国时是魏的封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史学的独立
陈梦家先生曾经说：“纪元后279—281年之间在汲郡所出的《竹书纪年》，乃纪元前297—296所作魏国的史记。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古代史记的再现是令众多晋代大学者兴奋的原因。
作为战国的古代史书，《竹书纪年》是最可珍贵的资料。清代朱右曾就利用它来校订《史记》。陈梦家、杨宽等复位战国年表，所根据的也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已经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的主要依据。
《竹书纪年》对春秋史事记载多与《春秋》相一致。除此之外，《竹书纪年》对晋代学术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就是在《竹书纪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响下，晋出现了大量史学著作尤其是编年史，进而使得史学的独立价值被发现，使晋代学术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史学最终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死后仍做皇帝梦：魏晋南北朝的陵墓特色（1）
中国历代帝王都把陵寝作为社稷江山的象征。他们大多从登基之日起，就下令建造陵墓。这些陵墓工程浩大，费时多年，动用上万甚至几十万民夫，耗费了大量金银，陪葬了数不尽的财宝。然而，由于社会风气以及文化的变异，各个朝代的陵墓均有着自己显著的特点。
魏晋时期的墓穴特点
魏晋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长时期分裂的时期。经过长期的战乱，人心浮动，社会秩序相当混乱，很多大墓被偷盗，帝王的陵墓也终难逃劫难。
所以这个时期的陵墓主要是设法防止盗掘。这种做法始于魏文帝。
魏武帝曹操死后葬于高陵（今天的河北临漳）。魏文帝以“古不墓祭”的理由毁掉了曹操陵墓上的殿屋。所以民间一直有曹操设“七十二疑冢”的说法。其实，“古不墓祭”只是他的借口而已，就在这一年，魏文帝在为他自己营建寿陵时，道出了真正的原因。他说：鉴于“汉氏诸陵无不发掘”，因而决定“因山为体，无封无树，无立寝殿……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原来，他是怕改朝换代，政权交替时，自己的尸体陵寝也像汉代帝王的陵墓一样，被人盗掘。
魏文帝这个决定，对时局动荡不定的魏晋南北朝，影响很大。其后魏晋南北朝二百多年间，没有出现大型的陵墓，豪富家族的厚葬风气也大有收敛。
东晋南渡后，国力更为衰弱，已发现的南京东晋帝陵多依山而建，下为长7米左右的矩形筒壳墓室，宽仅5米，上起高约十余米的陵山，规模只相当于东汉时的官员大墓。
进入南朝后，经济有所发展，帝陵也大于东晋时。宋、陈二代帝陵散列在南京，齐、梁二代的帝陵则集中于丹阳，形成较大的陵区。
南朝墓室一般在高出平地10米以上处开挖，平面椭圆形，砖墙，上为椭圆穹窿，长约10米，宽约6米。墓室前接甬道，装有二道石门，外加封门墙封闭。墓室上有厚约10米的封土，或与山齐平，或为5米左右的陵山。墓室和甬道壁镶嵌模压花纹砖，拼成狮子、仙人和“竹林七贤”等壁面线雕图案。墓前建有享殿，殿前为陵门，三门并列，左右连陵墙。
门外左右有阙，门前为墓道，长一公里以上，称为神道。神道自外端至陵门间依次立石兽、石柱、石碑各一对。南北朝帝陵均遭严重破坏，墓室坍毁，地面只有少数石兽保存下来，石柱、石碑也均残毁。
南北朝之南朝陵墓的特点
南朝是与北朝相对峙的一个政权，南朝的社会经济相对超过北朝。大批的南下人民将黄河流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带到南方，有力地推动了南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反映在陵寝建筑上表现为规模较大、布局规整、有较豪华的地宫。
南朝陵墓地宫一般都包括墓室、甬道、封门墙、墓道和排水沟五部分，并恢复了东汉谒陵的制度。因而地面上的建筑也相当宏伟，在陵前神道两侧建置成对的石兽、石柱和穹碑等。从已发掘的南朝陵墓来看，总的来说南朝陵墓具备下述特点：
一、陵墓依山建筑，一般在山上开凿较规整的长坑为墓室，然后填土夯平再起坟丘。室外四周修建多条擗土墙，室前建甬道，内设两重石门，墓室底下还修建排水沟，以防潮湿。
二、陵寝建制注重风水，营建陵墓一般先由相墓者勘察兆域。今存南朝陵园的方向无一定规律，而是视当地山水形式而定，这正是风水堪舆所致。
三、陵前建置神道，神道两侧排列对称的石雕，寝殿施以石柱，石柱上多刻有莲花纹饰，这说明佛教艺术对南朝陵寝制度有较大的影响。
南朝陵墓之典范：齐景帝修安陵
齐景帝的修安陵，位于今天的江苏省丹阳县城东北，鹤仙坳山岗南麓。岗上林木苍郁，岗前是一片开阔的山坡地，景色秀丽。
修安陵依山为穴，陵前建有神道，神道两侧列置石兽一对，东为天禄，西为麒麟。天禄和麒麟是传说中的灵异瑞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