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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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那，你看，你看，我以为我都问过了呢！”
“记住，大夫。你救的病人叫叶倩如，芳龄二十六岁，电影乐团的大提琴手，家住月坛北街，尚未妻配。因为，在她眼里，还没有看见一个值得她爱的人。而她自己，除了好胡思乱想之外，还因为从小拉大提琴，拉成个小驼背，不能引起任何男人的垂青。完了，再见！”说罢，大步走到前面去，再也不理睬白天明了。
第九章
“你站住，回来。不然我就要在全院职工大会上批评你！”安适之朝气冲冲地奔屋门走去的孙大勇喊道。
孙大勇站住了，扭回头瞧瞧安适之，嘴角朝下那么一撇，说：“你乐意，你就批。你不就这两下子嘛！这人们不怕。我告你说，现在可不是‘四人帮’那时候儿啦。您上眼瞅瞅，今儿是一九八二年八月三号。”说罢，拉开门就走了，气得安适之把手里的书“啪”地扔在桌子上。
安适之在屋里转了一圈，走到电话机前头，拨郑柏年办公室的号码。电话铃响了半天，没人接。他生气地撂下听筒。
安适之不能不生气，连这个在全院臭了街的孙大勇都敢公然顶撞他，而且搬出“四人帮”来暗示他那时候的飞黄腾达，这不成心寒碜他，给他心里扎刀子嘛。那么，孙大勇以外的人呢？那些嘴里不说，心里憋坏的人们呢？难道他们不是沉默的孙大勇？他感到孤独，同时也觉得有点惶恐。他坐到沙发上，打开落地风扇，陷入了沉思。
他想要给那些隐藏的对手，那些心怀巨测的幸灾乐祸者一个响亮的警告，这警告就由孙大勇开始。他想建议让郑柏年签发一个公告，开除孙大勇，或者起码留院察看二年。这就叫杀鸡给猴儿看。
孙大勇的确是把柄最多的一个人。他差不多干遍了新华医院所有的科室，并以所有的科室都嫌弃他而告终，如今在医院“待分配”。他先是在内科病房当护士，结果呢，两次配错了药，把缓泻药送给腹泻不止的病人，把发汗药送给肺结核病人，差一点儿让二位虚脱而死。后来，他调到外科，专管推送病人到手术室去的工作。手推车行进的走道是条弯曲的斜坡，由二楼到一楼。小伙子觉着这条走道很象是练习飞车走壁的场所。一次，他奇兴大发，小跑着把小推车撤了手，看它以美妙的姿态向下冲去。拐弯时，手推车重重地碰到墙壁上，把病人整个翻下车来，使这位肠套叠患者，除了在腹部开刀之外，还在额角上缝了三针。那时候，郑柏年正在日本开会，他一回医院，全科医护人员就对他发出雷鸣般的指责，说他不应该收下这么个宝货。最后全体一致，以民主表决的方式，恭送孙大勇的大驾启程。孙大勇又到了中药房。他聪明的头脑，立即发明了“抛撒抓药法”。他废除了量药的戮子，而改用“手秤”。其操作法如下：将三张白纸平摊于药柜平台上，拉开所有常用中药的抽屉，以备随时伸手可抓。然后，一目斜视药方，另一目搜寻药屉，右手伸入待抓药品之屉中，抓取药品，略掂一掂，以衡量其重是否约等于一剂药量之三倍。然后，由右向左，将手中之药抛向事先铺好的三张白纸上。待所有药物都抛撒完毕后，即行包扎。这时，便可大呼小叫：“35号，三剂中药。”
这方法虽有简单快捷之效果，却也有药量不准、不匀的毛病，使老中医们费尽脑汁斟酌增减的一克两克药量，全变成无效思考。所以，这“先进”工作法常常受到等待取药的患者的惊呼。除此以外，孙大勇还常常顺手抓些乌梅、大枣之类放入他的口袋，回到宿舍用电炉子煮红枣汤或者乌梅汤。至于山楂丸之类的成药更是时常充盈在他的衣袋。他那时的最高愿望，是盼望药方上多开些黑芝麻、大枣、桃仁、怡糖之类，好让他回家熬八宝粥喝。可惜，这不高的理想尚未实现，他就被调入供应室。那里没有五子衍宗丸可供他随时补精壮阳，只能每天坐在圆凳上搓棉棒。以五大三粗的壮汉，对付那小小的棉棒，应当说是绰绰有余吧，可是偏不，孙大勇搓的棉棒，一伸到酒精瓶里，那棉花就与木棒闹“离婚”。急诊室的护士又群起而攻之，安适之一气之下，把孙大勇调去当清洁员，每日打扫卫生，看你如何。孙大勇开始倒也安心这工作，用沾上煤油的锯末推扫磨石花砖地，让它光可鉴人。谁知，有一天，有位护士小姐，竟然在拖过的地面上阵了口粘痰，气得孙大勇扇了她个嘴巴子。那位肿了半边脸的“半边天”找到安适之，又哭又闹。安适之下令给孙大勇记过一次。打那儿起，孙大勇就丧失了任何对清洁卫生工作的兴致。扫帚成了他练武的禅杖，拖布变成他挥舞的旌旗。于是，新华医院门诊部的大厅，花砖地就变成了世界地图，甚至太阳星系图，足可以引导升入太空的火箭去按图探寻新的天体。
这一次，又因为孙大勇在上班时间蜷卧在大厅的角落里安睡，鼾声如雷，引动了一群基本无病而又爱上医院的好事者，对他围观，宛如观赏大洋彼岸的麝香牛。恰好安适之经过这里，不由得火冒三丈，便立即把他叫到办公室，训斥起来。
谁知，人家孙大勇“不怕这一套”，摔门子走了，而且扔给安适之几句棉里藏针的话。您好好儿琢磨去吧。安适之让他搞得心绪不佳，想到未来院长的座椅也似乎不大稳当。全院的人每人一句流言，那吐出的气流就可以汇成台风，掀翻他的座席。
“笃笃笃”，有人敲门。他站起来，开了门，原来是白天明。他想起来了，是自己请他来谈谈的。
他急忙换上亲切的笑脸，说：“哎呀，天明，快坐。”
白天明坐到沙发上，问道：“你找我有什么事？”
“瞧你，干嘛那么正儿八经的。老同学，找你随便谈谈。”安适之给他倒了杯茶，说，“这是我妈妈给我寄来的龙井，你尝尝。”
他在沙发上坐舒服点，接着说：“你回来一个月了吧？也没顾上好好儿谈谈，征求你对院里业务方面的意见。你的技术没有得到发挥，是吧？真有点对不住你。”
“你说哪儿的话。”
“真的，我这是心里话。我知道，过去你受了很多委屈。可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到了边疆，倒大大提高了业务能力，不象我，始终是半瓶子醋。”
“你这可是瞎谦虚，”白天明说，“我只是搞得太杂，工作逼的，没办法。”
“我有什么好谦虚的。”安适之说，“我说的是实话。我现在苦恼得很……”他停住不说，看看白天明，向他凑过身子，用十分真诚的语气说，“这些年业务荒疏了，尽搞些医务行政工作。我其实并不愿意干，可是上头非要我干。要干也可以，反正干不好下台就是了。可又没给我什么尚方宝剑，我连用人、辞人的权也没有。我倒是很想作一番改革，一扫新华医院的旧态。哎呀，你知道，十几年来，我们民族中最坏、最缺德的那些东西，都恶性膨胀了，以致于谁言改革谁就遭到攻击。嗡嗡嗡，嗡嗡嗡，一片议论之声。我并不讳言，我有竞选院长之意，我要冲破前辈人、大权威这些山峰给我们投下的影子，我要兴利除弊干一番事业。我们都正当年，我们不干谁干呢？可是，人心叵测，偏偏说我要争权夺利。一个医院院长有何权何利呢？我能把手术刀都搬到家里切菜——我单身一人，也不开伙呀。我能把药都搬到家里熬着吃？莫名其妙嘛。于是，我陷入了孤独。改革者的孤独感，你体会到没有？我好象站在黑黑的旷野里，只听见四面的反对、嘲笑、挖苦之声，可看不见人。人都藏在夜雾里，我不知道谁是我的敌人……”
他喘了口气，站起身，来回走了几步，盯着白天明，说：“我需要帮手。咱们一起干，怎么样？一起担起新华医院的担子。我、你，啊，还有柏年。他干劲颇高，只是谋略不足，不是帅才。我相信，我们这三驾马车，雷厉风行，足可以使新华医院旧貌换新颜。”
白天明看着他，心潮为他鼓动起来。他想，安适之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个工于计算的人。士别三日，当刮目相视。自己还用旧的眼光看他，甚至还对林子午院长直白地说出这看法，这很可能是用了停滞的眼光看待日日更新的朋友。安适之这不很坦荡吗？这不是充满了一腔进取的热情吗？他不讳言自己的抱负，不隐瞒自己的痛苦，甚至也正视了一片楚歌的现实。但他还是要冲，要干，这不是很好吗？他觉得自己冤枉了他。
“你怎么不说话？”安适之问他，“你是不是被我的狂妄吓坏了？或者，你还在衡量、分析，看是你听到的别人的议论，还是我说的那个是真话？天明，这年头儿，人的聪明劲儿都大大提高了。特别是经过那十几年，人们都增长了见识，谁的智力都在中等程度以上，何况是你这么一位好医生？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你可以自己分析嘛！”
“嗯，你说得很有道理。”白天明说，“现在，苟且之风不小，改革者是得有点豁出去的精神。可我，对医院，还很不熟悉，我怕难以做什么……”
“啊，你给我个空头支票。你这书呆子也学滑了嘛！”安适之说。
“不不，我说的是真话。我可以这么说，为了搞好医院的工作，我一定支持你的改革，你的努力。”
“好！”安适之说，“毕竟是老同学，你能理解我，这比什么都宝贵。我非常高兴！”
他走了两步，手扶白天明的肩膀，看着他的眼睛，小声说：“我不解释，那几年，我伤害了静雅和袁老，他们不能原谅我。离婚了。我不希求原谅，我常常自责。我曾想复婚，可她不答应。”他松开手，有点痛苦地说，“静雅是个好大夫，但是只能按照书本上学到的去做，她缺乏工作上的独创性。对不对？”
白天明想了想，觉得这个评价还是客观的，便点了点头。
“然而，她毕竟是好医生。”安适之接着说，“她现在在肿瘤科搞研究工作。我以为不合适，还应当回内科看门诊。可是，我怕舆论，说我报复，给她穿小鞋儿。”他又扶住白天明的两肩，轻声说，“复婚无望，我又交了个朋友。可是，这纯粹是为了再组织个家庭，爱情已经淡薄如水。我心里的伤痕永远不能平复了。你，能不能帮助我，去和静雅谈谈？”
“我？”白天明吃惊地说。
“对，你。静难一向听你的。你和柏年在她心中如同长兄。可是柏年不理解我的苦衷，旧的观念在他的脑子里根深蒂固，他是一夫一妻、白头到老、不可分离论的坚强维护者。他看不惯我的第二次结婚……”
“你又结婚了？”
“怎么敢。还拖着，我得说服柏年。他不是我的父兄，可比我父母还厉害。你去同静雅谈谈吧。”
“谈什么？”
“告诉她，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假如她能原谅我，那我还准备和她重新结合，一切从头开始；假如她不，那让她知道，我心里有个不能缝合的伤口，这就是她给我的惩罚。我不恨她。我也希望她能摒弃私人的恩怨，在工作上给我支持。那将是我内心里，只有我，还有你和她三个人知道的幸福。有这点，我个人生活上无复他求。新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