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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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 保卫委员会”代替了上海市公安局:“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全市最高机构,
取代了上海市委。
1 月8 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活动予以高度评价。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
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 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
国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
毛泽东的讲话,迅即被红卫兵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翌日,《人民日报》便在头版头条位置,转载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编者按。
中央各部和全国各省市报纸步调一致,全都刊登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舆论一律,这也
是当时的一大特征。
《文汇报》刊出的《紧急通告》,接着又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指示《人民日报》再度转载《紧急通告》,并要陈
伯达代表中央起草给上海的贺电。
陈伯达起草了贺电,连同《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社论一起,送呈毛泽东审阅。
社论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中说:“在一个市的范围内,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
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一措施
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
毛泽东大笔一挥:很好。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天天的沉默与日俱增
1 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的
贺电发出。贺电中说:
“你们在1967年1 月9 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中央这个贺电,同时使“中央文革小组”和“工总司”声望剧增。
“中央文革小组”第一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
此以后,中央重要的电报、文件,便以这样的共同署名的形式下达。
中央向上海“工总司”等致贺,也使“工总司”身价倍增。而两个多月前,为了要求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
的合法的组织”,他们与曹荻秋磨擦了多少回合,直到大闹了安亭才争得了张春桥的签字。今非昔比,“工总司”已是
金光闪闪的招牌,确实值得庆贺。
于是1 月12日上午,上海人民广场上红旗如林,人声鼎沸,“上海革命造反派吹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在此举行。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坐在主席台正中,脸上挂着得意的神情。这是张春桥、姚文元1 月4 日回沪以后,首次公
开露面。
张春桥谦逊地、笑容可掬地站在话筒前宣读了中央的贺电,自称是来当小学生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经验的。
然后,他在短短几分钟的讲话里,高频率地提到毛泽东,几乎每一句话里都有毛主席:
“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的中心口号
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
的支持……”
张春桥的话里话外,都在暗示人们:他是代表着毛泽东来上海的,他是得到毛泽东“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的,那
么他到上海来摘桃子,也是理所应当的。
当天晚上,王洪文在没有拘捕证没有说明原因的情况下,就派人抓走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陈丕显被关
押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
第二天,陈丕显被押上了大卡车,在上海市区主要街道游行示众,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呼喊着“打倒经济主义”、
“打倒陈丕显”的口号。
1 月14日,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被勒令跪在一辆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专用车上,在全市游街。
上海的广大群众对张春桥一伙的胡作非为颇为不满。许多群众组织也不愿一味听任张、姚等人的摆布。有些群众组
织还试图干。脆夺取上海市的大权以掌握主动权。
于是乎,上海夺权斗争出现了你争我夺的混乱局面。1 月12日由张春桥等人策划的并公开宣布成立革命造反派组织
联络总站的计划,也一直实行不起来。
1 月15日凌晨,“工总司二兵团”和“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进驻冷清多日的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宣布
“夺权成功”。
张春桥担心到口的肥肉被他人抢走,焦急万分地对王洪文说:“有一句成语' 功亏一篑' ,值得我们记取。上海的
形势很复杂。抢' 桃子' 的人很多。' 联络总站' 的工作要抓紧。千万要警惕政治扒手,把胜利果实扒去!”
1 月19日,“联络总站”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总算秘密召开了。张春桥在会上狂妄地将“一月夺权”称为“一月革
命”,同巴黎公社和苏联十月革命相提并论,并提出全市政权机构可称作“新上海公社”。
1 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这篇社论。可以说是全国夺权的动员令。
张春桥急于在全国树立夺权的“典范”,但那些“不听话”的造反派组织却接二连三地进驻市委机关大楼,于是他
加快了夺权的步伐。他与姚文元商量了一下,立即找来十几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座谈,提议甩掉“联络总站”的名字,建
立“上海人民公社”。
在张春桥一伙看来,他们取这个名字完全符合毛主席“最高指示”精神:
第一,毛泽东在1958年视察河南、山东时说过“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虽然他当时指的是农村人民公社,但“毛泽
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人民公社好”当然可以移来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根据。
第二,毛泽东曾称赞聂元榨等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显然,
毛泽东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既然北京可称作“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也就理所当然地可称作“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随即给北京的陈伯达打电话,将这些想法一古脑儿地告诉了这位理论权威,想听听他的“高见”。
陈“老夫子”的话令张春桥兴奋不已:主席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成员名单……
当天下午,百万上海市民汇集人民广场,举行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庄严宣告:旧上海市委、旧市人
委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了!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在发表的“登基”演说中“谦虚”地表示:“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
工作。我们下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
在一起,做上海人民的勤务员……”
姚文元则站在“理论”的高度,分析道:“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
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
作为“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成为主席台上第三号人物。他以高亢的声调,念着“上海人民公社”发布的通令:
“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大会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长长的队伍开往上海外滩市府大厦。下午5 时半,长达数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
会”木牌被摘下来浇上汽油,一把火烧了,换上了崭新的“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
王洪文在这一“历史性时刻”,对记者宣称:“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但是,2 月6 日的《人民日报》竟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只字未提!中央电台对“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
也“充耳不闻”,未予广播。
2 月7 日、8 日、9 日……日复一日,《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理不睬。
这时,张、姚、王才真正发怵了。而那些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组织再度活跃起来。
上海的街头巷尾贴满了醒目的大字报:
《一问上海人民公社》;
《二问上海人民公社》;
《三问上海人民公社》;
……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天天的沉默与日俱增,相继增加到《八问》、《九问》、《十问》!
因“炮打张春桥”而濒于覆灭的“红革会”也东山再起,通过各种渠道在群众中散布:“上海人民公社没有请' 红
革会' 参加,所以《人民日报》不登!”
被张春桥“降服”的“耿司令”立即与“大联委”的有关成员秘密商议组建“第二上海人民公社”,再度与“上海
人民公社”相抗争
不用说,在这些日子里,张春桥一伙的神经确实一直处于紧张之中,惶惶而不可终日,直到2 月12日,毛泽东才找
张春桥、姚文元谈话。他俩提心吊胆地匆忙飞往北京。
谁知一去就是一星期,可怜那公社“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只好咬紧牙关,在日甚一日的“打倒”声中度日如年
……
在北京,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耳提面命: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后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复杂问题,还是叫
革命委员会好!
毛泽东在这里采纳了老将们的意见:如果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要变成中华人民公社,那自
己不就成了中华人民公社社长了。再则,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要作废,要重换大使,重新承认,这多少会影响国际
关系。
自作聪明的张春桥,原以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会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成为全国的“楷模”。谁知,反而
挨了毛泽东一顿不重也不轻的批评,讨了个没趣。
2 月19日,中央还专门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规定各地在建立新政权时“不要使用人民公社
名称”。
张春桥回沪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通知的精神,王洪文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2 月24日,上海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这一回,《人民日报》终于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使用了颇为亲切的语言:“上海市革命委
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
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历来在国家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