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铜钮扣 作者:[苏] 列夫·奥瓦洛夫-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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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钻进了那个房间，我看见在一个用厚木板钉的大箱子上有一台无线电发报机。

　　“天线呢？”我很感兴趣地问道。

　　“看见门口那只大公鸡了吗？”热列兹诺夫反问我，“那只公鸡的用金属棒制成的冠毛不是向四外竖立着吗？”

　　“伪装得不够好。”我说，“德国人怎么一直没发现它呢？”

　　“他们也不可能发现它。”热列兹诺夫解释说，“这只公鸡在房顶上总共才放了两天。”

　　“但是，德国人也还是能发现它的吧？”

　　“公鸡是会被发现的，但是那空空的房顶可就记不住了。”热列兹诺夫解释说，“爱丁格尔自然是要责备他的手下人做事马虎了……”他点头指着电台：“您会使用它吗？”

　　“大体上还行。”我坦率地说，“我只是业余爱好。”

　　“那就满可以了。”热列兹诺夫说，“您可以告诉您的长官说您每月联系两次，都是十四号和二十八号，从十四点到十五点。波长是一一点六公尺。您的呼号是‘统治吧，不列颠’，对方的回答是：‘不列颠掌握着海上的霸权！’您知道英国国歌吗？‘统治吧，不列颠！不列额，要掌握海上的霸权！’伊万·尼古拉耶维奇说过，不必故弄玄虚，越简单越显得真实。并且，您不要说您直接同伦敦取得联系，而要说您是在同英国国家侦探局驻斯德哥尔摩的间谍头子讲话。”

　　“可是，他们会跟我要密码的吧？”我问道。

　　“密码也会准备好的。”热列兹诺夫表示同意说，“在三天之内您要把密码切实掌握好。”

　　热列兹诺夫在临走的时候从衣袋里取出了一个小喷射器，在门口喷射了一种粉末。

　　“喷这个干什么？”我很诧异。

　　“这是灰土和洋灰。”热列兹诺夫解释说。“您再回到这里来的时候，您马上就会知道我们走后是否有人来过。”

　　我们出来了。没有任何东西扰乱这荒凉无人的别墅区冬日的死寂气氛。只是那个瘦长的家伙转移了位置，离我们那个别墅更近了。

　　我们坐进了汽车，热列兹诺夫鄙视而冷漠地径直向那个陌生的家伙的身上冲去，使那个家伙不得不赶忙跳到一旁。

　　第二天，我给盖世太保挂了电话。

　　“长官先生，我是贝尔金。”我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您能够在星期三同我到城外去逛一逛吗？”

　　“星期三还是星期四？”不知为什么爱丁格尔却反问道。

　　“我觉得星期三谈一谈更惬意些。”我回答说。

　　“好的，那就在星期三吧。”他同意了。

　　这一次外出是相当隆重的：最前面是两个骑机器脚踏车的卫兵，然后是爱丁格尔的小轿车，车上有爱丁格尔，我，还有另外两个盖世太保分子；后来才知道，其中的一个是工程师，通讯专家，另一个是无线电员，最后是一辆敞车，上面坐着卫队。

　　一路上爱丁格尔一直洋洋得意地保持着沉默，但是在快到别墅的时候．他却突然对我说：“布莱克，您别把电台的下落指给我……”

　　他显然是很想使我大吃一惊。他用肯定的手势指着有铁公鸡的别墅：“在这里吧？”

　　大概我表演吃惊的样子挺带劲，爱丁格尔禁不住满意地冷笑起来。

　　“布莱克，您看，我们什么都清楚。”他洋洋得意地说，“我只不过是想检查一下，看您老实到什么程度。”他走到了小门跟前，就请我在前面带路，并说：“给我们看一看吧。”

　　我打开房门，看了看脚下，没有一点儿足迹。不过灰土也不见了，一定是有人在热列兹诺夫和我走后到这里来过，为了消踪灭迹，他把灰土扫除了。

　　我们走进厨房，进了地窖。我挪开大木桶，就到了无线电发报机跟前。

　　我向爱丁格尔轻轻地鞠了一躬。

　　“请您看。”我也没忘记责难他：“而您还怀疑我！”

　　爱丁格尔转过身去对那位工程师说：“斯特劳斯先生，瞧一瞧。”

　　那位工程师哈下腰去，无线电员递给他一把螺丝刀，他迅速地拧下来那么一个小零件，查看了一番，又往里面看了一眼。这—切他都做得异常迅速，十分熟练，很在行。

　　“不错，长官先生，这是英国的机器，”他证实说，“是英国造。”

　　“那就更好了。”爱丁格尔赞许地说，并且转过身来问我：“您什么时间用它？”

　　“一个月两次。”我解释说，“十四号和二十八号，从十四点到十五点，波长是一一点六公尺。”

　　“啊，您可真行！”爱丁格尔夸奖我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星期三比星期四更惬意了。今天是十四号。”

　　他看了看表，唤了一声无线电员：“巴乌里！”

　　他又瞧了瞧我：“呼号呢？”

　　“统治吧，不列颠！”

　　“回答的暗语呢？’

　　“不列颠掌握着海上的霸权。”

　　“好极了。”爱丁格尔说，“现在是十三点四十分。贝尔金先生，多谢您选定了这样一个合适的时间。汉斯，打开机器！您听到了呼号是‘统治吧，不列颠’，然后就开始收音。”

　　令人苦恼的等待开始了，时间过得非常慢。

　　汉斯开始操纵电台。

　　我当然知道这一天两方面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但当我看到汉斯听到了回答的暗语以后，还是轻松地透了一口气……

　　爱丁格尔不容分说地对我指着机器说：“讲话！”

　　我开始用记熟了的密码讲话，用布莱克的名义，谈些日常工作，也谈了里加的局势和各种消息，把德国人痛骂了一通……

　　爱丁格尔和他的同事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并且目不转睛地瞧着我。

　　“这是伦敦吗？”当我结束了谈话以后，爱丁格尔问道。

　　“不，是斯德哥尔摩，这是哈维亨少校。”我解释说，“是我们机关驻外的一个头头，我通过他同伦敦联系。”

　　“贝尔金，您真行！”爱丁格尔把我又夸奖了一番，“按规矩还要测定一下您那位哈维亨的方位，不过我看您还算老实……”

　　回到里加以后，他跟我要密码，于是我就凭记忆在他的办公室里给他写出了一大部分代表符号，而后，隔了一天，我又把抄得很工整的一张表给他送去了。

　　“布莱克，太好了。”长官先生赞赏地说，“现在我们要亲自同你们那位哈维亨联系。如今该轮到谍报网了，假如这个谍报网确实有价值的话，那您就能得到一枚铁十字勋章。”

　　“也许会给我后脑勺一枪呢！”我暗想道，“谁晓得你们以后还想不想同戴维斯·布莱克打交道！”

　　“这个谍报网可不是那么容易转让的。”我支吾搪塞地说，“不过，我要尽力而为。”

　　但是，爱丁格尔对我送给他的这份札物相当满意，因此我就可以拖一拖再交出间谍组织。

　　至于电台，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看到过它；不知道德国人在那里播送和收到了什么，不过，爱丁格尔再也没有对我提出任何要求，据此看来，“哈维亨少校”还是很称职的。

　　除了上述这段插曲以外，在这整个一冬天里，我个人的生活可算是异常单调了。我确实打算把布莱克那个极其严密的间谍网查出来，因而我的努力也就不能不被盖世太保注意到。爱丁格尔一看我在为他工作，他暂时也就只得忍耐。

　　说到我同维克多尔在里加度过的这段时间，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在他的身上，充分反映了我们苏维埃社会所赋予人们的一切优良品质：那就是钢铁般的意志，坚韧不拔地去达到抱定的目的，毫不妥协；但另一方面心灵又异常和善、谦虚，毫不计较个人利益。

　　他对我万分体贴、恳切、关怀很难找到比他更好的同志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热列兹诺夫晚上坐在家里。扬柯夫斯卡亚刚走，所以维克多尔才能无拘无束地同我一起喝茶。

　　突然，维克多尔把两只手放在脑后，沉于幻想地说：“我现在多么想参加党的会议，参加那讨论最平常的问题的最平常的会议啊！”

　　维克多尔有些象儿子对待母亲那样体贴马尔塔，顺便说一句，我对她也产生了好感。她是一个普通而善良的妇女，她侍候过布莱克，也侍候过布莱克以前的几个人，仅仅是为了糊口。她的整个一生都是和里加的劳动人民联系着的，并且，因为她的许多亲人都受到了希特勒匪徒的迫害，她觉察到不论是我还是维克多尔都不是我们所冒充的人，所以就很同情我们，并且越来越成为我们亲近的人了。

　　但是，我同扬柯夫斯卡亚的关系可就相当复杂了。

　　可以说她对我甚至还挺不错，她爱护我，暗地里告诉我怎样对待德国人，调整我和爱丁格尔的关系，并且设法使我和格列涅尔亲近；总之，她想尽一切办法使人不怀疑我就是布莱克。

　　间谍、英国侦探机关的头子布莱克在波罗的海沿岸搜集军事情报，其目的是一旦燃起了战火，当德国和苏联发生冲突的时候，大不列颠就可以火中取栗……

　　根据从他手转到我手里的钱数来看，他的任务想必是还完成得不坏。不过，看来似乎还有些他应当完成或者正在执行的别的任务，所以英国侦探机关才决定在战时把他藏在里加，并且德国间谍机关也才来纠缠他。除了当前的活动以外，他一定—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还在为一种有着长远目的的阴谋在进行着活动。

　　还有，既然扬柯夫斯卡亚在布莱克死后还不想退出这场把戏，那么这场把戏想必一定是很有利的了。我以为正是因为这样，她才一方面使纳粹分子顶我发生兴趣，而另一方而则抑制着他们对我产生的不满。

　　但是我也这样想：扬柯夫斯卡亚不会只限于扮演我的助手。毫无疑问，她一定同德国间谍机关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为他们执行着某种任务；她同格列涅尔的亲密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

　　格列涅尔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学者，他著的一些书已经销行国外。从性格上来看他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并且野心勃勃：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了求得声名显赫，他可以使用骗术，以便造成极大的效果，使同代人对他的本领感到惊奇。他是个学者，又兼有演员的才能；大概正是因为他有这种独特的性格，才使他同纳粹分子接近起来。格列涅尔在国社党还没有上台之前就加入了这个党，并且得到了希特勒本人的袒护；他们两人一定会是情投意合的了：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好装腔作势，都患着难治的虚荣病。

　　是哪一股风把格列涅尔从柏林吹到了里加，这很令人难解。他在柏林大唱高调，说他愿意站在日尔曼精神的最前哨。表面上他只是一个大军医院的院长，而实际上他却是东部德占区所有医疗机关的土皇帝。但是，他虽在前哨也不忘吹嘘，说甚至在里加也不停止他的科学研究工作。

　　他刚愎、冷酷而又好感伤，喜欢音乐和花，并且希望人们把他当成一个善人。

　　他从不谴责法西斯分子的暴行，仿佛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关于大批屠杀和设有死亡集中营的事；如果有人当他的面替德军的残忍以及屠杀“下等”民族作辩护，他就装聋作哑，仿佛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