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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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争进，其行如飞，居然战胜追奔逐北的模样。此人又挥动小黄旗，战胜的蚂蚁便退回来，按次序爬入竹管，另一群战败的蚂蚁也络绎奔来，争相入管，不复成行了……
这种难度极大的“弄虫蚁”，还有许许多多，如汉代的驯蛇、驯骆驼、驯虎、驯猴；唐代的韩志和蓄赤色绳虎子，应声按梁州，并能作“致语”；宋代的鱼跳刀门，使唤蜂蝶，熊翻筋斗，驴舞柘枝，等等，它们是“弄虫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值得继承和研究。
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弄虫蚁”。
在宋代，此类“弄虫蚁”就很突出。随便举一例，如方勺《泊宅编》记北宋和州乌江县高望镇升中寺的僧侣，驯养了一猫，有客来，此猫便前去迎接并走报主僧，见来的不像正经人，便紧紧跟随……
尤其有趣的是清代王国А短ㄍ逶勇肌芳牵�
一人由于事繁，便将自己养的鸭子训练成为50队，每队百只，选壮鸭为首，日出，责领队出，到晚再领归，归则列队于泽中，像排阵似的。为首的鸭戛然长鸣，则全队无缺，否则有散失。
还有，宋代的福建，三山溪产小鱼，山里的儿童就加以畜养，让它们互斗。这种调教斗鱼术，发展到了清代，变化成为如徐珂《清稗类钞》所记：
有人将红、白两种金鱼，共贮一缸，用红、白两种旗指挥它们，摇动红旗，红金鱼就都随着红旗往来游翔，紧紧跟随，缓转缓随，旗若收住，鱼就都潜伏。白金鱼也是这样。再将二旗并竖，红、白金鱼则错综旋转，前后间杂，犹如军队走阵一般。将红、白二旗分为两处，红金鱼就随红旗归成红队，白金鱼随着白旗而归为白队……
绝技
娱人伎巧 绝技（4） 作者：伊永文
更有甚者，有人将鱼调教得可以“下双陆”。徐昆国《遁斋偶笔》有记：
一姓白的大吏，砌一水池，水池中用文石砌成一“双陆盘”。招待宾客时，将池中灌满数寸深水，两名童子各执红、白小旗，至池中。一童子挥红旗，红鱼自上流悉出，按位而止。另一童子挥白旗，白鱼悉出，按位而止。这些鱼都长五寸多。宾客掷钱几点说“某子移至某位”，红旗童子按旗指某鱼引至某位，某鱼随至，不差分寸。大吏也是这样下，打落某子，鱼即随旗引入洞，再下子，旗再引鱼出来。局终，鱼都游入洞中，一会儿，水就放干，池子又像原来那样。鱼顺从人的旨意而“下双陆”，这与人摸透鱼的生活习性，日久相熟最有关系。这也证实了仅仅是为了自己娱乐的“弄虫蚁”，也是可以出精品的。就像清代沈日霖
《粤西琐记》述说的那样：
阳朔产猴，多有畜之者。于文王先生有一猴，极驯扰，客至，猴为送烟，一手接筒，一手持火，焠吹毕，跪，后足拱前，两手作叩头状而去，因呼为“礼猴”。
这是广西人利用生活环境之便而自娱的“弄虫蚁”，此类“弄虫蚁”在古代中国还非常多，“礼猴”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典型罢了。
第四种类型是弄虫蚁赌博。
弄虫蚁赌博主要以斗鸡、斗鹌鹑、斗蟋蟀为代表。由于鸡、鹌鹑、蟋蟀都可以斗，所以它们均具赌博性质。唐《东城老父传》说许多世家贵主，倾帑破产，市鸡以偿其值。宋代四川张咏写出了“斗鸡破百万”的诗句，明张岱《陶庵梦忆》中所记的斗鸡是以古董、书画、文锦、川扇等物为赌注。
明《三才图会》中《斗鸡图》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描写贫困的王成，见人斗鹌鹑，一赌数千，便驯养了一只鹌鹑，走上街头赌酒食，每次都赢，半年便积累了二十金。王成在大亲王府邸战胜了“玉鹑”，大亲王要买下他的鹌鹑，王成出价千金，大亲王认为不值，王成却说：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数金，易升斗粟，一家十余食指，无冻馁忧，是何宝如之？最后王成以六百金与大亲王成交，他凭靠卖鹌鹑的金子，治田百亩，起屋作器，居然世家。
西湖老人《繁胜录》记临安市民，在蟋蟀旺季，纷纷斗赌，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明代陆粲《庚巳编》也记：“吴俗喜斗蟋蟀，多以决赌财物。”周晖《金陵琐事》记：南京的斗蟋蟀，斗之有场，盛之有器，掌之有人，必大小相配，甚至两家方赌，傍猜者群集。清代孙珮《苏州织造局志》形容得更是有声有色：
吴俗每岁交秋，聚斗蟋蟀。光棍串同局役，择旷僻之所，搭厂排台，纠众合斗，名曰“秋兴”。无赖之徒及无知子弟，各怀银钱赌赛，设柜抽头。邻省别属，罔不辐辏，每日不下数千人，喧声震动闾辍�
清吴友如绘《风俗志图说·蟋蟀会》
正因斗鸡、斗鹌鹑、斗蟋蟀有厚利可获，所以人们无不精心饲养调教鸡、鹌鹑、蟋蟀，由此产生了一种研究斗鸡、鹌鹑、蟋蟀的专门学问。它大大提高了中国生物学的科学技术水平。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清乾隆年间未说明 作者的《鸡谱》，就对斗鸡的良种选配繁育，种卵的孵化和雏鸡的饲育、饲养管理，各种疾病及其防治措施，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的总结，十分精辟，许多论断，对家鸡品种的发展，养鸡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代有了对斗鹌鹑的饲养调教的专著——程石邻的
《鹌鹑谱》，在这部书中，程石邻分门别类，井井有条，阐述了对斗鹌鹑的“相法”、“养法”、“洗法”、“养饲各法”、
“饲法”、“把法”、“斗法”、“笼法”、“杂法”、“养斗宜忌”等等，对中国古代养鹌鹑的经验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总
结，这对人们食用鹌鹑也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清吴友如绘《海上百艳图·草虫》
蟋蟀的饲养调教著作则最多，宋代有贾似道的《促织经》，明代有嘉靖年间的《秋虫谱》，袁宏道的《促织志》，刘侗的《促织志》，清代有陈淏子的《蟋蟀篇》，梦桂的《蟋蟀谱》，金文锦的《促织经》，朱从延的《孙鉴》，麟光的《蟋蟀秘要》，秦子惠的《功虫录》、《王孙经补遗》，拙园老人的《虫鱼雅集》，等等。
这些著作，或辨品，或观行；或宜忌，或捕捉；或与食，或交配；或头色，或治病；或下盆，或长翅……字里行间，充满科学辩证的精神，对中国古代的生物学是一宗大的贡献。
综观斗鸡、斗鹌鹑、斗蟋蟀的专门著作，它们客观上对气候、地形的掌握，饮食的适用适当等等各门类的科学知识的发展，都有着促进和完善作用，这恐怕是热衷于弄虫蚁者意料不到的。
宋元玩具
娱人伎巧 宋元玩具（1） 作者：伊永文
在中国玩具发展史上，宋元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这一时期的玩具，总括起来有这样几个显著特点：一是玩具作为一种商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或缺的角色。玩具已从昔日王公贵族掌中物，化为寻常百姓家的摆设和赏玩之品。二是玩具已成为节庆、时令的一种标示。在宋元的每一个重大节庆、时令中，均有相应的玩具出现，而且重食，重用，食用兼备，成为宋元玩具的潮流。三是各种新奇的玩具不断问世，如走马灯、扯铃，都是运用较先进的机械技术原理制作的，从而开辟了中国玩具一个崭新的时期。
先说第一点。宋有李嵩，元有王振鹏，两位大画家均作《货郎图》传世。他们所展示的也均是宋元儿童欢喜雀跃欢迎货郎担的热烈场景。又据文莹《玉壶清话》记载：曹彬过周岁日时，父母便将百玩之具罗列于席上，看他拿什么玩具。曹彬左手捉干戈，右手取俎豆，过了一会儿又取了一印……
通过儿童这一独特视角，我们看到：出售玩具和喜爱玩具，在宋元社会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宋代话本《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就描写了作为独立的商业行当的玩具买卖的一面：
当日万员外邻居，一个公公，七十余岁，小名叫做合哥。大伯道：“合哥，你只管躲懒，没个长进，今日也好去上行些个‘山亭儿’来卖。”合哥挑着两个土袋，搋着二三百钱，来焦吉庄里，问焦吉上行些个“山亭儿”，拣几个物事，唤做：山亭儿庵儿宝塔儿石桥儿屏风儿人物儿买了几件了。合哥道：“更把几件好样式底‘山亭儿’卖与我。”大字焦吉道：“你自去屋角头窗子外面自拣几个。”
于此可见，宋代的“山亭儿”之类玩具已有专门制作的手工作坊，而且分不同档次。有专门从事批发玩具的，也有专挑担零卖玩具的。元代城市中，还有自己制作玩具，自己挑担零售者，如元杂剧《张孔目智勘魔合罗》中就有这样的一个事例。
宋元的玩具市场已十分庞大，品种十分齐全。像小银枪刀、打马象棋、杖头傀儡、棋子棋盘、选官图、蒱牌骰子、扇牌儿、钓竿、绢孩儿、弹弓、勃鸽铃、毽子、风筝、斗叶、壶筹、象棋、促织盆、镟影戏等。在元大都，各式各样的小儿戏剧玩具，可以比次填道。有的玩具如《武林旧事》所说：悉以通草罗帛，雕饰为楼台故事之类，饰以珠翠，极其精致，一盘至直数万，然皆浮靡无用之物，不过资一玩耳。
《老乞大》还记：
从当时中国带回高丽国的货物中，就有为数不少的玩具，如“小孩子的铃子一百个”，“女裙上佩带的小刀”，“象棋、双陆各十对”，这表明元代玩具数量、品种之多，还向周边国家出口。
宋元玩具第二特点是所具有的节庆性和时令性。如每逢“打春”，东京城内百姓就纷纷仿效开封府前置土春牛的模样，做成花装栏座，上列百戏人物、春幡雪柳的小春牛，互相赠送。元大都二月二日时，市人便用竹拴琉璃小泡，在内养数条小鱼，沿街擎卖。端午节来到时，宋元城市商家都制艾虎、泥张天师、彩线符袋牌等“辟邪”玩具出售。
“七夕”是宋元玩具制作、买卖的高峰。在东京，每逢初六日、七日晚，市民多结彩楼于庭，唤作“乞巧楼”，为的是放置“魔合罗”。如元曲中所说：
今宵两星相会期，正乞巧投机。沉李浮瓜肴馔美，把几个摩呵啰儿摆起。齐拜礼，端的是塑得来可嬉。
所谓“魔合罗”，又可称之为“摩诃罗”、“磨喝乐”等等，是梵语的音译，是佛经中的神名，传自西域。在宋代小说、元杂剧中，魔合罗成为漂亮可爱的化身。如《十三郎五岁朝天》：“又是一个眉清目秀，唇红齿白，魔合罗般一个能言能语，百问百答。”又如《忍字记》：“花朵儿浑家不打紧，有魔合罗般一双男女。”
一般来讲，魔合罗是小塑的土偶，但用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装罩。也有将魔合罗装饰得金珠牙翠，所以贵重得值数千钱。魔合罗制作最为精巧，最为贵重，当首推皇家。《武林旧事》记：“七夕”前“修内司”按着规例要进十桌“摩喉罗”，桌30个，大约高至3尺，或用象牙雕镂，或用龙涎佛手香制造，全用镂金珠翠，衣褶、金钱、钗镯、佩环、真珠、头须及手中所拿的戏具，都是“七金”做成，并用五色镂金纱橱放置。
最为广泛的还是泥塑的魔合罗，在宋元俗称为“泥孩儿”。《醉翁谈录》记东京的“七夕”，城中多卖“泥孩儿”。这些“泥孩儿”端正细腻，大小不太一样，穿着男女各式服装，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