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我的职场十年(1-5) 谢耘著-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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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我们产品就是这个样子了。出路只能从客户那边来想了。我强迫自己静下心来，排除将要发生的灾难性后果对我的心理的影响，又开始了冥思苦想：从客户的商业计划分析，他们由于是第一次开通付费频道，所以尽管客户计划开通四个频道，但是开始只会先上一个。半年后再上第二个。看来我们只能在这其中找机会了。我把谭自强等找到一起，讲了我的设想：先用两个PPV频道作为一个普通付费频道用，让TVB按时开通第一套付费电视节目。随后的半年时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芯片的修改。然后再用新的机器，换回前期交付给客户的带有带缺陷芯片的产品，当然到时候要找一个恰当的理由。这样，我们的损失最大也只有前期的供货，而得到的是第一个合同的顺利执行，以及市场形象的维护。

　　这个主意有点出乎大家的预料。大家还探讨了肖萌提出的，用授权管理系统，通过四个PPV频道，来实现多个普通付费频道的可能。肖萌也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毕业生，比我低四级。原来在公司负责卫星电视接收机的产品开发。他在电视加密收费产品准备生产的时候，加入了这个项目。

　　经过权衡，我们一致认为我的建议尽管风险很大，但是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装有带缺陷芯片的产品，在客户和公司其他人员，包括总工程师和其他高层领导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抵达了美国，开始向客户销售。三个月后，卫星转发器涨价，TVB决定暂时只开设一个付费频道。自然我们也就不用更换新的机器了，尽管当时修改后的芯片已经投产。

　　一场灭顶之灾，以我们没有任何损失的结果，消解得无影无踪。是命运？还是天助？只是这个过程，让肖萌提心吊胆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同第一批产品一起，被派到美国做现场技术支持。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风险的直接承担人面对巨大的危机，而且主动采取了以前我自己不可能采取的方式来应对。它让我相信自己确实从周博士那里学到了一些做事的真谛；大大增强了我面对挑战时的信心；也开始习惯在工作中，应对各种出乎预料的险情。

　　几个月后，我大学的同学甄宏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在得知这件事情的经过后，他不太赞成地说：“谢耘，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确实，从公司的管理规则来看，我是没有权力在高层不知情的情况下处理这件事情的。可是当时的具体环境，使我至今确信，我的做法是唯一能够保护公司利益的选择——如果报给高层领导，由于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理解的局限，他们很可能否定我们的建议；而且，我设计的应对方案，也没有对客户不负责任。

　　当然，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这种越权的事情。不过，我的胆量确实是被这次经历给练出来了。恢复了一些我少年时代的“敢说敢干”的性格——这是我小学老师当时给我的评价。

再入困境

　　可以共患难，不能同欢乐的事情，不幸地落到了我们这团队头上。产品出口，初战告捷，谭自强似乎产生了新的想法。他与大家的配合开始出现问题。

　　1994年年中，我们参加了在北京的电视设备展览会。谭自强等携带相关设备参展。展会结束后，谭自强和设备均滞留在北京。可是，此时总工程师要带设备去上海给客户演示，几次催促谭自强将电视台端使用的图像加密设备送回惠州。开始谭自强坚持让总工程师调用生产线上的设备。后来在我们再三催促下，北京送回了一台图像加密设备。

　　设备一到，按惯例先要检测。结果发现设备不能正常工作。这个设备由于是电视台在发射端使用的，使用量少，不需要大规模生产。设备的制作一直是谭自强亲自操作，其他人对其知之甚少。看到设备无法使用，总工程师非常着急。我只能亲自处理。

　　事情比我们想像的顺利。我调用了一台生产用设备，仔细对比内部线路板的差别，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加密芯片的一条地线断掉了。

　　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不小。谭自强是我上研究生时最好的朋友之一。在我92年留学回国之后，他送给我一条印有清华校徽的领带。这条领带我至今还在使用。94年初，看到我喜欢条绒衬衣，他特地让他爱人给我买了一件紫红色的。

　　我天性不喜欢和别人发生冲突，所以不愿意因为不必要的冲突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因此等他回来后，我对他讲，如果他希望自己来全面主管这个项目，我可以把我的职位（研发部主任）让给他，然后我离开公司。我是真心实意地说这段话的，谭自强对此未置可否。

　　随后，生产线又出现重大问题。当时，北京有线电视台（后与北京电视台合并）向我们订购了一套系统，准备进行开通付费频道的实验。系统包括两千台接收机。这批接收机分为两个型号。机器生产完毕后，才发现产品输出图像质量不能达到要求，接收机的模拟和数字电路之间存在干扰。

　　谭自强经过一段努力，得出的结论非常不乐观。他认为印刷电路版设计存在本质的缺陷，必须重新设计。这意味着两千台机器将要报废。随后，谭自强便回了北京。总工程师和我们的总经理非常着急，公司总裁张云峰也亲自过问情况。事到如今，我又被逼入绝境。两千台机器报废，这个损失对公司非常严重——公司当时是靠贷款在支撑运作。可是这种电路之间的干扰，确实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没有一定之规，随机性很强。

　　作为技术负责人，尽管我对技术设计工作几乎没有介入。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是我责无旁贷的。我只好背水一战，请领导给我两个月的时间，我来解决两个不同型号机型的干扰问题。

　　这时我的同事们来劝我，建议还是请谭自强从北京回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清楚他们的好意。大家共事已有一段时间，他们非常清楚我没有做过任何模拟电路的工作，更没有解决模拟和数字电路之间的干扰的经验。而且对于问题的难度，他们也非常清楚。可是我知道，谭自强已经不太可能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我没有别的选择。

　　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同意了我的建议。我便立即带着曾经救我一命的李建平作为助手开始了试验。没有经验，没有一定之规，更无人去请教，我只好从研究芯片的功能开始。能帮助我的只有在大学的时候，学过的相关的电路和信号处理原理的知识，以及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向谭自强他们学到的一些电视原理。

　　我除了吃饭睡觉，就和小李泡在实验室里，试验各种我们能够想像得到的措施。三个星期过去了，在对电路做了五处改动后，我们一个型号的机器的图像输出质量，已经超过了普通电视机的水平。有了第一个型号的经验，另一个型号的问题很快也解决了。

　　这件事情，使得我们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又多了一份对我的信任。可是我和谭自强之间源自研究生时期，持续了八年的亲密友情，深深地受到了伤害。

　　同事们看到我努力的结果，对我讲：“谢耘，看来只要是你学过的东西，你都能做好。这次大家真的都服你了。”其实在大学时期，我的同学们并不认为我是一个聪明的学生。我的一个同寝室同学在大学毕业前，不知道因为感受到了什么，曾对我说：“谢耘，其实你并不聪明，只是比别人用功。”我答道：“你说得没有错。”

　　如果说当时我的回答还有一些虚伪的成分的话，八年之后的这次经历却让我明白，是否聪明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真正在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并且真的能够竭尽全力。回顾过去，特别是遇到像周博士这样的几乎天才式的人物后，我认为自己确实并不聪明，只是很努力而已。而我的这段工作经历让我看到，幸运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需要天才来解决的问题极为稀少。我们面对的问题，都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只要真正努力，就能够解决的。

　　记得在清华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了一篇关于北京大学一个留美学生的报道。报道的主人公是一个叫袁和的女孩子。留学期间不幸被肝癌夺去生命。她说的一段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只要努力，一个普通的灵魂也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谭自强这件事情，对我待人处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它让我意识到，对于成年的常人来讲，功利的因素常常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它很可能在一定的情况下超越友谊等因素，去主宰人的行为。理性地面对这个问题，和谐地与他人相处，而不是从一个极端　——情同手足，亲密无间，走向另一个极端——反目成仇，势不两立，是一个成熟的人在所必须具备的一个能力。这也是职业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