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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墨子白话今译-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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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甙3),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
  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4),五谷不收谓之饥。
  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5),大夫彻县(6),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7);彻骖騑,涂不芸(8),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今有负其子而汲者,队其子于井中(9),其毋必从而道之。今岁凶,民饥,道饿,重其子此疚于队,其可无察邪!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常此之有!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
  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离凶饿甚矣(10),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11),是若庆忌无去之心,不能轻出。
  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
  故曰: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12),上不厌其乐(13),下不堪其苦。故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
  [注释]
  (1)本篇首先分析了给国家造成危亡的七种祸患,然后指出国家防治祸患的根本在于增加生产和节省财用,并对当时统治者竭尽民力和府库之财以追求享乐生活的做法提出了严正警告。(2)边:“敌”字之误。(3)佼:通“交”。(4)馈:通“匮”,缺乏。(5)五分之五:疑作“五分之三”。(6)县:通“悬”,此指钟磬等悬挂的乐器。(7)雍:当作“饔”,指早餐和晚餐。(8)涂:通“途”。(9)队:通“坠”。(10)离:通“罹”,遭受。(11)卒:通“猝”。(12)单:通“殚”。(13)厌:通“餍”,满足。
  [白话]
  墨子说:国家有七种祸患。这七种祸患是什么呢?内外城池壕沟不足守御而去修造宫室,这是第一种祸患;敌兵压境,四面邻国都不愿来救援,这是第二种祸患;把民力耗尽在无用的事情上,赏赐没有才能的人,(结果)民力因做无用的事情而耗尽,财宝因款待宾客而用空,这是第三种祸患;做官的人只求保住俸禄,游学未仕的人只顾结交党类,国君修订法律以诛戮臣下,臣下畏惧而不敢违拂君命,这是第四种祸患;国君自以为神圣而聪明,而不过问国事,自以为安稳而强盛,而不作防御准备,四面邻国在图谋攻打他,而尚不知戒备,这是第五种祸患;所信任的人不忠实,而忠实的人不被信任,这是第六种祸患;家畜和粮食不够吃,大臣对于国事不胜使令,赏赐不能使人欢喜,责罚不能使人畏惧,这是第七种祸患。
  治国若存在这七种祸患,必定亡国;守城若存在这七种祸患,国都必定倾毁。七种祸患存在于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必有祸殃。
  五谷是人民所仰赖以生活的东西,也是国君用以养活自己和民众的。所以如果人民失去仰赖,国君也就没有供养;人民一旦没有吃的,就不可使役了。所以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财用不可不节约使用。五谷全部丰收,国君就可兼进五味。若不全都丰收,国君就不能尽其享受。一谷无收叫做馑,二谷无收叫做旱,三谷不收叫做凶,四谷不收叫做匮,五谷不收叫做饥。
  遇到馑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一;旱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二;凶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三;匮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四;饥年,免去全部俸禄,只供给饭吃。所以一个国家遇到凶饥,国君撤掉鼎食的五分之三,大夫不听音乐,读书人不上学而去种地,国君的朝服不制新的;诸侯的客人、邻国的使者,来时饮食都不丰盛,驷马撤掉左右两匹,道路不加修理,马不吃粮食,婢妾不穿丝绸,这都是告诉国家已十分困乏了。
  现在假如有一人背着孩子到井边汲水,把孩子掉到井里,那么这位母亲必定设法把孩子从井中救出。现在遇到饥年,路上有饿死的人,这种惨痛比孩子掉入井中更为严重,能忽视这种局面吗?年成好的时候,老百姓就仁慈驯良;年成遇到凶灾,老百姓就吝啬凶恶;民众的性情哪有一定呢!生产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就不可能有丰年。
  所以说:财用不足就注重农时,粮食不足就注意节约。因此,古代贤人按农时生产财富,搞好农业基础,节省开支,财用自然就充足。所以,即使前世的圣王,岂能使五谷永远丰收,水旱之灾不至呢!但(他们那时)却从无受冻挨饿之民,这是为何呢?这时因为他们努力按农时耕种而自奉俭朴。《夏书》说:“禹时有七年水灾。”《殷书》说:“汤时有五年旱灾。”那时遭受的凶荒够大的了,然而老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这是何故呢?因为他们生产的财用多,而使用很节俭。所以,粮仓中没有预备粮,就不能防备凶年饥荒;兵库中没有武器,即使自己有义也不能去讨伐无义;内外城池若不完备,不可以自行防守;心中没有戒备之心,就不能应付突然的变故。这就好像庆忌没有逐走要离之意,就不可轻出致死。
  桀没有防御汤的准备,因此被汤放逐;纣没有防御周武王的准备,因此
  被杀。桀和纣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都被方圆百里的小国之君所灭,这是为何呢?是因为他们虽然富贵,却不做好防备。所以防备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粮食是国家的宝物,兵器是国家爪牙,城郭是用来自我守卫的:这三者是维持国家的工具。
  所以说:拿最高的奖赏赐给无功之人;耗尽国库中的贮藏,用以置备车马、衣裘和稀奇古怪之物;使役卒和奴隶受尽苦难,去建造宫室和观赏游乐之所;死后又做厚重的棺椁,制很多衣服。活着时修造台榭,死后又修造坟墓。因此,老百姓在外受苦,内边的国库耗尽,上面的君主不满足其享受,下面的民众不堪忍受其苦难。所以,国家一遇敌寇就受损伤,人民一遭凶饥就死亡,这都是平时不做好防备的罪过。再说,粮食也是圣人所宝贵的。《周书》说:“国家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国家就不可能成其为这一君主的国家了;家庭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子女就不能做这一家的子女了。”这就叫做“国备”(国家的根本贮备)。 
六  辞过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2)。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役(3),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4),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欲实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凊。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棞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 绤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
  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煗(5),夏则轻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单财劳力(6),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养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 (7),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不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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