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号屠场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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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他们把韦锐和毕利撇在河床上不管。
　　毕利·皮尔格里姆接下去溜冰，穿着汗湿的袜子表演花样滑冰，这些花样简直令人叫绝——转圆圈，然后踮着脚尖站住，如此等等。喝彩声不断，但是随着幻觉转变为时间上的旅行，喝彩声的调子也变了。
　　毕利不溜冰了，他此刻站在纽约州埃廉市一家中国餐馆的讲台后面，时间是一九五七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两点钟。狮社的会员正起立为他鼓掌。他刚被选为该社社长，因此他应该讲几句话。
　　他吓呆了，认为大家完全弄错了。这些资产雄厚的有钱人就会发现他们选举了一个荒谬可笑的流浪儿。他们会听到他脆弱的芦笛般的声音，是他战争期间有的特殊声音。他咽了一口气，他知道他的喉咙不过是用柳条制的一只口哨。更糟的是他无话可讲。人群安静下来，大家都红光满面。
　　毕利张开嘴巴，发出深沉、洪亮的声音。他的嗓子是很好的乐器。他讲的笑话博得满场喝彩。他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他又讲了几句笑话，最后讲话的口气很谦恭。这一奇迹的意义是：毕利正在学习对公众演讲。
　　然后他又回到冰冻的河床上。罗兰·韦锐准备把他打得屁滚尿流。
　　韦锐满怀悲愤，他又被抛弃了。他把手枪塞进枪套子，把刀插进刀鞘，就是那把三面都有血槽的三角刺刀。然后他使劲摇晃毕利，敲他的脑袋瓜，并把他往堤岸上撞。
　　韦锐透过他从家里带来的，围了几层的围巾咆哮着，哭着鼻子。他用令人难以理解的言词讲述他为毕利所作的牺牲。他大讲特讲“三个火枪手”的虔诚和英雄行为，以鲜明的、热情奔放的色彩描绘他们的美德、宽宏大量和他们获得的不可磨灭的荣誉，以及他们为基督教作出的贡献。
　　韦锐认为，这一战斗组织不复存在，完全是毕利的过错，毕利应该受到惩罚。韦锐猛打了一下毕利的下巴颏，把他从岸上打到河中间覆盖着雪的冰上。毕利四肢着地，趴到冰上，韦锐又踢他的肋骨，让他在雪地里打滚。毕利竭力想把自己蜷缩成圆球。
　　“你根本就不该当兵。”韦锐说。
　　毕利不由自主地发出痉挛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笑声。“你认为可笑，嗨？”韦锐问。他绕到毕利的背后。由于遭到踢打，毕利的外套、衬衫和内衣都被推到肩膀附近，因而使背部袒露在外面。毕利的可怜的脊椎棘突离韦锐的军靴头只几英寸远。
　　韦锐缩回右靴，一脚踢在毕利的脊梁骨上，踢在他神经中枢通过的椎管上。韦锐准备摧毁这只椎管。
　　但是这时韦锐发现有人在看他。五个德国兵和一只用皮条系着的警犬正朝河床上看。德国兵的蓝眼睛里充满着非战斗人员的朦胧的好奇心，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一个美国人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要竭力杀害另一个美国人，而受害者居然还笑。



第三章

　　这些德国人与那只狗正进行一种军事行动。行动的名称很可笑，但一目了然，很少有人详细描述过人类的这一伟业呢。这名称一旦作为新闻或历史报道出来，就会给战争狂们一种同房后的快感。在战争迷想象中，这似乎是人们在性交以后所进行的既舒坦又稍带倦意的调情。这种军事行动名曰“扫荡”。
　　这是一只母牧羊狗，德国种，尾巴夹在后腿之间，浑身发着抖，在冬天狂叫得很凶猛，老远就能听到。它是那天早晨从农民那儿借来的，从来没有参加过战争，对正在玩的什么把戏一无所知。它名叫公主。
　　在这些德国人中间，两个是十几岁的少年，两个是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老头——老掉了牙的呆瓜。他们不是正规军，是用从刚死的正规军身上取下来的破烂衣服和武器胡乱武装起来的。就这么回事。他们是德国边界那边的农民，离这儿不远。
　　他们的指挥官是个中年班长，红眼睛，精瘦个儿，像牛肉干一样结实，厌恶战争。他负过四次伤，经过治疗又被送回战场。他是个很好的士兵，即将退役，快要找什么人去投降了。他的弯腿套在一双金黄色的骑兵靴里。靴子是他从俄罗斯战场上的一个匈牙利陆军上校尸体上剥下来的。
　　就这么回事。

　　那双靴子几乎是他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财产。靴子是他的家呀，为此他还有一段趣闻呢：有一次，一个新兵看着他擦那双金黄色皮靴的时候，他便举起一只靴子对新兵说：“如果你朝里面看，看呀看，看到一定的深度，你就会看到亚当和夏娃了。”
　　毕利·皮尔格里姆没听到过这段轶事，他躺在黑色的冰上，眼睛盯着班长的旧得发光的靴子，却在金黄色的深处看到了亚当和夏娃。他们赤条条，一丝不挂，那么天真烂漫，那么柔弱娇嫩，那么热情洋溢，真是落落大方哩。毕利·皮尔格里姆很爱慕他们。
　　靠近这双金黄色军靴的是一双包着破布的脚。这双脚交叉地缠着帆布条，外面套着木屐。毕利抬头看看穿这双木屐的人的脸，原来是个白面金发蓝眼睛的天使——一个十五岁的男孩。
　　这男孩像夏娃一样俊美。
　　可爱的天使般的男孩把毕利扶着站立起来。其他人也走过来拍打毕利身上的雪，然后在他身上搜查武器，他什么武器也没有。
　　他们在他身上找到的最厉害的凶器是一支用剩下来的两英寸长的铅笔。
　　远处“碎碎碎”传束三声清脆的响声，是德国来福枪的枪声。
　　丢下毕利和韦锐的那两个侦察兵被打死了。他们原准备伏击德国人的。德国人发现了他们，从后面向他们开枪。现在他们死在雪地里，什么也不知道了，把雪染成了冰莓子酱色。就这么回事。罗兰·韦锐成了“三个火枪手”中的最后一名了。
　　韦锐由于恐惧而睁大了眼睛。他被解除了武装。那个班长把韦锐的手枪给了那个长得很俊的男孩。他对韦锐的那把凶残的匕首赞叹不已。他用德语说，韦锐无疑想用这把刀来对付他，想用那有倒刺的圆环划破他的面皮，把刀口插进他的肚子和咽喉。他不讲英语，而毕利和韦锐又不懂德语。
　　“你的这些玩艺儿可真好，”班长对韦锐说，他把匕首交给一个老头。“这东西不美吗？嗯——？”
　　他撕开韦锐的大衣和上装，铜纽扣像炒玉米花那样撒了一地。
　　班长又把手伸到韦锐衣服敞开来的胸部，似乎想要掏出他活蹦乱跳的心，但掏出来的却是韦锐的防弹圣经。
　　防弹圣经是小本本，可以放进士兵胸前的口袋。书外面有钢套。
　　然后，他让韦锐坐在雪地上，脱下他的军靴。他把军靴给那个男孩，而把男孩的木屐换给了韦锐。韦锐和毕利现在都没有像样的军靴，而他们得步行好多好多英里。韦锐的木屐不断发出劈哩啪啦的响声，毕利的脚一瘸一拐，不断地碰撞韦锐。
　　“对不起，”毕利开口闭口地说，或者说，“请原谅”。
　　最后他们被带到岔路口的一幢石屋那儿。这里是战俘的一个集合点。毕利和韦锐被带进温暖而烟雾弥漫的屋子里。炉火熊熊，发出劈哩啪啦的响声，烧的是家具。除毕利和韦锐外，屋子里大约还有二十个美国人，他们背靠墙，坐在地板上，个个双眼凝视火苗——茫然地思索着什么。
　　没有人吱声。谁也没有好听的战争故事可讲。
　　毕利和韦锐各自找到了位置。毕利把头倚在一个上尉的肩上睡着了。上尉没有抱怨，他是个牧师，还是犹太教教士。他的手曾被子弹打穿过。
　　毕利坠入梦中，进行了时间旅行。他睁开眼，发觉自己在盯视着一只碧绿的猫头鹰的玻璃跟睛。猫头鹰是机械装置，挂在不锈钢的杆子上，是在埃廉市的毕利办公室里的视力计。视力计是测量眼睛折射误差的仪表，经过测量就可以配到合适的眼镜。
　　毕利在检测女病人眼睛的时候睡着了，她坐在猫头鹰的另一边一把椅子上。他在开始工作前就睡着了，开初觉得很滑稽，现在他倒担心起来了，担心自己的脑子出了毛病。他试验回忆自己多大岁数，但想不出来，再想今年足哪一年，还是想不起来。
　　“医生——”女病人踌躇地说。
　　“嗯？”他说。
　　“你一点儿也没作声呀。”
　　“对不起。”
　　“你讲呀讲的，讲到后来就没有声音了。”
　　“嗯。”
　　“你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啦？”
　　“可怕？”
　　“我的眼睛有毛病吗？”
　　“没有，没有，”毕利说，他又要打瞌睡。“你的眼睛是好的，只是看书时需要戴眼镜。”他吩咐她穿过过道去选购大小适合的眼镜框。
　　她走了以后，毕利拉开窗帘，依然看不见外面的情形，视线被百叶窗挡住了，于是他咔嗒咔嗒地把百叶窗扯起来。明亮的阳光射了进来。几千辆汽车闪闪发光，停在外面广阔的铺着柏油的停车场上。毕利的办公宦设在市郊商业区之内。
　　在窗子外面是毕利自己的高级小轿车。他看见保险杠上贴有标语。一条是“参观奥赛柏尔峡谷”，另一条是“拥护你的警察局”，第三条是“揭发厄尔·沃伦”。关于警察局和厄尔·沃伦的两条标语出自毕利的岳父之手，他是“约翰·伯切会”会员。汽车执照上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这意味着毕利·皮尔格里姆已四十四岁了。他自问道：“这些岁月到哪儿去啦？”
　　
　　毕利回头看他的书桌。桌上有一份《验光配镜业评论》，翻开的那页上是一篇社论，毕利于是微微启动嘴唇念了起来：“一九六八年所发生的事情将支配欧洲配镜师的命运至少五十年！有鉴于此，比利时眼镜商全国联合会秘书吉恩·少里尔特敦促成立‘欧洲验光配镜业协会’。他说，如果本职业不能取得社会地位的话，到一九七一年将势必降为眼镜商。”
　　
　　毕利·皮尔格里姆十分费力地考虑这件事。
　　警报器响起来了，吓得他魂不附体，他随时感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警报器正报告此时是正午时分。警报器安在消防站上面的小圆屋顶里面，与毕利办公室仅一街之隔。
　　毕利双目紧闭起米。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又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头倚在这位受了伤的犹太教士的肩上。一个德国人踢毕利的脚，把他叫醒，说是赶路的时候到了。
　　美国人，包括毕利在内，在外面的大路上呆呆地列队。
　　在场的有一个摄影师，一个带着莱卡照相机的德国随军记者，他拍摄了毕利和韦锐的脚。两天以后，这张照片被作为使人开心的新闻，被许多报纸刊登了出来。德国人想借此说明，尽管人人都夸美国富有，但它的军队的装备多么差劲。
　　然而，摄影师还想得到更加生动的材料，即一张实际抓俘虏的照片。于是卫兵为他表演了一个。他们把毕利推到灌木林里。当他走出灌木林时，他露出一脸憨厚的神情，他们端着机枪威胁他，好像此刻正俘虏了他似的。
　　这时的毕利走出灌木林脸上露出来的微笑，至少同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奇特，因为他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时间里：徒步走在德国的国土上，在一九四四年；和驾驶着他的高级小轿车，在一九六七年。德国人已逐渐在他的眼前消失。一九六七年变得明亮而清晰，不受其它任何时间的干扰。毕利正驾车前往狮子俱乐部参加午宴。此时是炎热的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