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与迷醉-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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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定站起身，上前想扶住她，她却推开他说，你忙你的，我没事，我好了。你要早这么干，我早好了。
李三定要捞一根骨头给她尝尝，她也摇头拒绝，说，不用尝，一闻味儿就八九不离十。
母亲就那么倚在门框上，开始念叨起一天一天的事情，今天煮肉、烧肉，明天煮猪下水，后天蒸碗肉、蒸丸子，大后天，就该做豆腐了吧，做完豆腐还要蒸一天的豆渣饼子，蒸完豆渣饼子还要蒸一天的年糕，年糕蒸了煎饼总要摊一些吧，摊子一支至少也得一天，还有蒸馒头，连发面带蒸，怎么也得两天。这么一天一天的，也就到了二十几了，扫房要一天，到县城赶集要一天，到市里洗澡要一天，万一村里大会小会的再开上两天，年下的工夫就紧得很了。不过三定啊，今年有你帮了干，我心里就踏实多了，也省得你姐她们总骂你了。没想到，你不干是不干，一干比她们也不差呢。
李三定一边烧火一边听着，赞扬对他来说是太少太少了，他将脸冲了灶膛，看也不往母亲那里看一眼，被她夸羞了似的。心里呢，却是比母亲还要踏实，那一天一天的，对他来说都是好的，好得呀，都快赶得上看杀猪的感觉了。
水之祸
中午，挣工分的人们回家吃饭来了，母亲熬了一锅小米粥，玉米面饼子，菜呢，就是李三定煮的肉骨头了，另有一盘切得细细的淋了香油的咸菜，可是有了肉骨头，谁还把咸菜看在眼里呀，平时每天每天地吃咸菜，早吃得够够的了。大家一嫌弃咸菜，母亲就会说，油呢，你们弄到油咱就顿顿吃炒菜，咱家隔三叉五还炒一回，去对门傻祥家看看，见过一点油腥没有？到了一年一次的啃骨头的时候，母亲又会说，到谁谁家看看，骨头让不让啃？一口整猪，要一点点地吃对头一年，一顿吃饱了，一年下来吃什么？
大家啃着骨头，母亲果然就把这话又说了一遍，但谁也没理她，骨头是太诱人了，一上口就难止住了，父亲连收音机都忘了开了，一家人静静地啃骨头。那些紧附在骨头上的肉们，愈是难啃就愈激发牙齿和舌头的欲望，管它一年还是一顿的，管他谁谁家谁谁家的，反正牙齿和舌头是没法管住了，它们就像两匹跑惊了的马，谁要想阻止它们，说不定还要冒一冒风险呢，比方让牙齿咬了舌头？再说了，母亲说的那谁谁家，都是十几口、甚至近二十口的大家庭，要敞开了吃，一顿吃半个猪都有可能呢。遇到能吃肥肉的，骨头不过是打个牙祭，两块方肉吃下肚能不能打住都难说，不拘紧了吃，了得吗？而这一家人就不同了，是天生地嗓口细，胃口小，一案板的方肉摆在那里，没一个人去动一口，就是最能吃的李三定，也不会叉了整方肉去吃，就是最结实的秋菊、秋月，吃起肉来也总要去掉肥膘，父亲母亲就更不要说了，他们是一家胃口的根子，肥瘦虽说都吃一点，但就像吃猫食，还没见怎么吃饱嗝儿就先打起来了。一家人除了父亲，大约谁也不以这样的胃口为荣，因为外面的世界，崇尚的是贫下中农粗放的不拘小节的品格，这样的品格通常是与好胃口连在一起的，就像傻祥家的人，吃瘟猪瘟鸡都不会生病，他家是没炒过菜，但一年到头肉可没少吃，除了瘟猪瘟鸡，埋在地里的病马病牛都敢挖出来。也不只傻祥一家，谁家的猪或鸡病死了，前脚扔到村口的河坑里，后脚就有人捞走吃到肚子里去了，有时候，还会为一只瘟鸡打起架来。要说，李三定家也是贫农出身，但由于父亲是小学教师，贫农的成色在大家心里就差了些，因为，真正的贫农哪有上得起学的，能上得起学，至少是他爷爷那辈富裕过，贫也是到他爹这辈才开始贫的。李三定家还真叫大家说中了，他的老爷爷曾是个木匠，靠做木工活儿晚年才置买了几十亩地，本指望能传承后代，哪知李三定的爷爷又抽又赌，没等李三定的父亲长大成人就把地变卖光了，父亲上了七年学，七年的费用全靠的是李三定的奶奶攒下的体己钱。这样的家庭，贫穷倒是贫穷，但一有了读书的，味道就变了，说话从不会高声大嗓，走路从不会咚咚作响，过日子该花的钱不花，不该花的钱瞎花，比如钟表、收音机这类东西，有没有的有什么要紧，有那闲钱，还上集买把铁锹买把镰刀呢。最叫贫下中农瞧不上的，是饭量小，没力气，往猪圈里扔锹土都呼哧半天。常常有人嘲笑李三定的父亲说，他再要强，二百斤的麻袋也扛不起来。尽管他的两个女儿像是争了口气，样样活计干在前头，但多半是靠心劲努出来的，身上的力气还是有限，不信二百斤的麻袋给她们，一准儿还是扛不起来。村里一些人啊，动不动就说二百斤麻袋，仿佛拿二百斤麻袋当了棍棒，看谁不顺眼，梆地就打过去。通常是要打一个倒一个的，因为能扛得起二百斤麻袋的本就不多，又专挑了没力气的来“扛”，不被打倒才怪！
趁大家吃得香，母亲又把年前的日子一天一天数落了一遍，数落完了说，今年行了，有三定在我心里踏实多了，厨房都不用进，跟他说说就做妥了。
大家仍没作声。这一回是大家对母亲的话不大相信，就凭一个三定，能把一头猪做成这样？
不管怎样，肉是煮出来了，骨头啃得也满香，母亲的病也见好了，大家即便不相信三定，说话也不好再那么刻毒了。但好话是没有的，总不作声也有些不大甘心，在啃过一阵之后，秋月忽然就看了三定问道，胡同的水，是你弄的吧？
李三定怔一怔，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
秋月说，等着吧，有好戏看了。
母亲问，怎么了？
秋月不答话，埋头又啃骨头去了。
秋菊说，结了冰了，一胡同的冰。
母亲看看父亲，怀疑地问，一胡同的冰？
父亲有些拿不准地说，一胡同的冰，不会吧？
母亲没好气地说，你是飞到家里来的？
十九 父亲这个人，看似细心、琐碎，但不留心的事也多得很，有一回在学校门口碰上傻祥媳妇，人家跟他打招呼，他却问人家，你是哪条街上的？傻祥媳妇回去就跟婆婆说了，婆婆一听立刻就上了房，骂臭老九狗眼看人低。房就像她的喇叭，一上去嗓门就大了，比大队通电的喇叭传得还远。这上房有点像母亲的歇斯底里，隔一段日子就要闹一回，母亲是摔自个儿家的东西，傻祥娘则是骂别人的亲娘祖宗。她也真是敢骂，多么污秽的词到她嘴里也能大大方方地骂出来，不会有一点羞耻感。母亲问父亲怎么得罪对门了，父亲想了半天才想起傻祥媳妇的事来。母亲说，你也是，不要说在胡同里总见着，就是串门她也来过多少回了，你怎么就不认得了？不过傻祥娘骂是骂，下房就能跟人说笑，仿佛演了场戏一样。母亲这边倒很多日子都下不去，一想全村的人都在听，去寻死的心都快有了。尽管父亲一再说丢脸面的是傻祥娘，母亲还是一想脸就发烫，她多少次都发狠地说，往后谁要再招来骂，他自个儿上房顶着去！
母亲再无心吃下去，知道自个儿是被厨房的香味儿冲昏了头脑，竟把水道的事给忘了。她跑到门外一看，可不是，墙根儿的水道堵了，水全流到路上了，虽不是一胡同的冰，也占了胡同的大半，明晃晃的，就像一面摔碎了又粘在一起的镜子。母亲傻了一会儿，转身回到家里，揪了李三定的耳朵说，去去去，看看你干的好事！
李三定到胡同去了，父亲也忍不住跟着去了。姐妹俩继续啃着骨头。母亲忧心忡忡地说，傻祥娘又要上房了。
父亲转眼间就回来了，说，没事没事，我以为多大的事呢。
母亲说，搁你没事，搁对门就是天大的事，那点冰，十天半月都消不了。
父亲沉吟一会儿说，我倒有个办法，让三定上对门说一声，进出胡同小心点，顺便认个错儿，他们还能再说什么。
母亲冷笑一声说，以为是你们学校，村里可不兴认错，认错就等于认怂呢，认了怂，什么事都要被人捏一把了。
秋月、秋菊也反对说，认什么错，他们家那回堆在咱家门口一堆烂砖头，谁给咱认错了？
父亲不能说服他们，就不再吱声。李三定这时也回来了，他觉得母亲未免太大惊小怪了，人又不是泥捏的，还能让一点冰挡了路？他内心仍沉浸在做肉的快乐里，一点也不在意这事，甚至也没在意母亲揪他的耳朵，他的耳朵一直在疼，他便一手护了耳朵，一手端起碗小米粥唏溜唏溜地喝着。两个姐姐还在啃骨头，嘴角、下巴油光光的，鼻头都沾上了肉丝了。
下午，挣工分的人们走了，李三定继续忙活在厨房里，母亲却由于胡同里的冰重又躺倒了。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李三定果真把肉烧得红润而又亮泽，一块一块的，把李三定的眼睛都照亮了，他想，天啊，这真是我做出来的吗？他端给母亲看，母亲的眼睛也亮了，但很快就暗淡下来，说，你呀，干一个钱的活儿，讨俩钱的工钱。
李三定一点没听到耳朵里，兴致比上午还高了几分，烧完了肉，替母亲把晚饭也做好了，还擦了锅台，扫了院子，院子扫完劲还没使完，扔下扫帚在干净的院子里翻了几个跟斗。跟斗翻得踉踉跄跄的，却也没扫了兴致，见几只鸡怔怔地看了他不肯进窝，便忽然张开双臂，嘴里发出了一声怪叫，吓得鸡们纷纷扇动翅膀，躲进窝里去了。
一下午安然无恙，晚饭吃得也很顺利，收音机里正播放革命样板戏《杜鹃山》，父亲连声夸赞着戏词写得好。没一个人响应父亲，母亲和三个孩子对京剧都没什么兴趣，他们甚至对收音机兴趣也不太大，收音机里不是样板戏就是革命歌曲，要么就是珍宝岛事件、胡志明去世之类的新闻，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收音机其实就是为父亲一个人买的。父亲却又总是否认这一事实，说，收音机是一个家进步的标志，瞅瞅村里，有几户舍得拿一百多块买台收音机？是啊，一百多块几乎是这个家全部的积蓄呢，为买收音机母女三个都要和父亲打起来了，可最终没拗过父亲。也因为，她们内心有和父亲一致的部分，那就是和其他人家的比较，强过其他人家的做法她们总是有几分拥护的。依了她们，她们会把钱花在农具、衣服一类的东西上，如果买一辆上好的小拉车，上工下工会招来更多的羡慕；买一件好看的衣服，人们也会羡慕。收音机就不同了，人们羡慕是羡慕，嘴上却是要嘲笑、贬损的，恶意的还会说，到底不一样，根儿上还是地主阶级的享受思想。
《杜鹃山》整场戏播完，也没听到对门有什么动静。父亲把收音机关掉，独自出去了一趟，一会儿回来，见大家都朝了他看，便说，看什么，没事没事，都回屋去吧。
李三定是早回自个儿的屋去了，秋菊站起身来也要回屋，却被秋月拽了往门外走去。不大会儿的工夫，两人也回来了，父亲和母亲也都朝了她俩看。这一回，还真有了新消息，两人说，傻祥娘出胡同往东去了，傻祥还直拦她，傻祥娘就骂他没出息，说老婆都让人家整瘸了他还没事人似的。
母亲听了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