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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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学者认为唐代流刑反而不如徒刑的证据如下：其一，流刑惩治的力度“由古人对乡土的依恋为保障”，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流动的频繁，人们对乡土的依恋在减弱，故流刑的惩治力度也降低。其二，唐代徒刑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虽无流远之苦，无偿劳动的时间却比犯流刑者要长。其三，唐代在司法实践中，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第三点理由无需再辨。只须谈谈“流远之苦”是否轻于徒刑。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数，量配边恶之州”。可见流刑虽有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三等，但在执行中并没有按照里程发遣。在实践中，唐代将流刑犯相对集中地发遣至一些固定地点。其中以惩戒为目的的流人主要分布在岭南、安南、黔中、剑南、越雟、江南等六大地区，以实边、戍边为目的的流人则主要分布在西州、庭州、天德等边城重镇。
以其中的岭南道为例，岭南道具有两个特点：
首先，距离遥远。岭南最北部的桂州距京城3705里，最南部的驩州距京城6875里，远远超出了唐律三流所规定的流放里程。考虑当时的交通状况，带枷长途跋涉数千里，其困苦可想而知。
其次，环境恶劣。可以通过唐诗考察一下岭南在唐人心目中的形象。郎士元《送林宗配雷州》说：“海雾多为瘴，山雷乍作邻。遥怜北户月，与子独相亲。”王建《送流人》里说：“见说长沙去，无亲亦共愁。阴云鬼门夜，寒雨瘴江秋。水国山魈引，蛮乡洞主留。渐看归处远，垂白住炎州。”张均《流合浦岭外作》说：“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杨炎《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也说：“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以上诗人向后人描述的岭南，是这样一个地方：瘴疠山魈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习俗迥异的蛮夷之乡，地远天涯、交通困难，使得被流放的官吏本人，以及送行的朋友产生极为强烈的畏惧心理，认为岭南是御魅之乡、鬼门之关，此去凶多吉少，有去无归。
至于诗中屡屡提及的“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范成大于南宋乾道九年（1174）曾官静江知府，以其亲历作《桂海虞衡志》，对“瘴”解释最为妥贴，其云：“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熏之所为也。”可见，所谓瘴就是大自然的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腾，形成瘴气，严重危害人类身体。《简明中医病名辞典》里解释瘴气为：“又称瘴毒，瘴疠，指因感受南方山林间湿热瘴毒之气所致的一种温病，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恶性疟疾等疾患。”
此时的瘴，在流人眼里是极为可怕的。苏轼南迁，北归过大庾岭，题诗壁上：“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可见被流放的官吏往往难以生还。这虽然是宋朝的情形，但唐朝时估计也大抵如此。太宗派遣卢祖尚出任交州都督，卢祖尚先允又悔，原因是什么？他说：“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
该学者认为唐代流刑“惩治的力度‘由古人对乡土的依恋为保障’，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流动的频繁，人们对乡土的依恋在减弱”也只是一种主观推论，并无实据。只要注意到前面唐人的诗文，就可以得知：唐代正是借助流放地点恶劣的自然、人文环境和漫长而艰难的流放旅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流刑的惩治力度。这种“流远之苦”，显然超出徒刑。唐代的流刑就是通过流放地点的就远、就恶，达到了惩治目的。
同时，流刑用于惩治性质严重的各种犯罪，而并非仅侧重于政治…斗争。长流与流刑的打击目标一致，并非局限于反逆缘坐这一种情形。流刑与其在唐律中减死一等的地位是相符的，并非名重实轻。
具体到眼前这位王博士，似乎又有所不同，他倒意外地没有流放岭南、黔桂，反而往北流放去云中了。然而这并不代表他的情况就有多么值得庆幸，因为云中乃是边地，流放云中肯定就是戍边。目前云中防御使赫连铎整日介跟李克用干仗，而根据“历史”，李克用再过不了多久就能搞定赫连铎，到那时候几场大战下来，这位医学博士长于救人而非长于杀人，在那等战场之上只怕是没法活命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人毕竟现在还是大活人一个，这两个官差又是奉刑部公文办事，李曜自然不好说不准他们留宿，于是微微一笑：“两间帐篷，倒也空得出来，只要王博士、二位公人……和这二位郎君不嫌弃，在下何惜区区两顶帐篷？举手之劳，这夜宿报酬云云，却不必谈。”
李曜这么一说，两位官差立即谢过，那王博士本来面无表情，走时倒也对李曜艰难地拱了拱手，道：“有劳李郎君。”
李曜笑了一笑，说道不必，微微犹豫，却忍不住问道：“某观王博士气度清雅，人品高洁，怎的落得这般地步？可是被奸人诬陷？”
那王博士没料到李曜会突然问他这么一句，微微顿了顿，嘴唇一动，最终却只是叹了口气：“总是某学艺不精，怨不得别人。”
李曜正有些疑惑，看他这表情，明明其中有些可以说道之处，结果居然认了，莫非这就是那种可以“欺之以方”的君子？
此时忽然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哪里是父亲业艺不精？当时大家……”
“住口！”王博士忽然厉声一喝。
第014章 果然来了！
李曜转头看去，说话的正是先前去付艄公渡资的那少年，原来此人却是这王博士的儿子。只是此时天色将晚，李曜也看不得分明，不过好歹也能看出这少年眉目清秀，脸色颇有不服，只是对他父亲尊重，听了这训斥，也就悻悻住口不提而已。
李曜的八卦之心大起，心中忖道：“当时大家怎么？看来这少年是深知其中内幕的，只是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有喜爆八卦的爱好，要是跟蛋妈一样，倒是值得我呆会刺探刺探。”（蛋妈跳将出来，斜睨着眼：“小丫那不想混了？”）
李曜心里正嘀咕，那边王博士教训完儿子，已歉然拱手：“犬子顽劣，不堪承训，言出无状，有污尊耳，郎君见笑了。”
李曜忙道：“岂是如此？令郎也是一心维护家尊，其心可嘉，其情可悯。王博士家风严谨，曜虽外人，见之凛然……不知二位郎君如何称呼？”
那少年想是没料到李曜忽然问他们名姓，下意识先瞥了父亲一眼，见其面色如常，这才拱手道：“劳正阳兄下问，小……小生王秦，字燕然。这是小生书童，平时唤作平儿，倒也无甚表字之说。”
李曜年纪不大，王博士和那官差可以叫他李郎君，这王秦看来却比李曜还小，叫李郎君就有些不敬，同辈相见，须得称呼他的字。
李曜心道：“这王博士看起来家风严谨，又曾是在太医署身居要职之人，说来也当是久读诗书之人，怎的给儿子取个字取得这般没有讲究，‘秦’与‘燕然’，有甚关联？”
须知古人起名和取字，乃是大有讲究的学问。旧说上古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命名。男子二十岁成人举行冠礼时取字，女子十五岁许嫁举行笄礼时取字。为什么有了名，还要取字呢？《仪礼·士冠礼》中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孔颖达为《礼记·檀弓》的“幼名，冠字”作注说：“生若无名，不可分别，故始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冠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
也就是说，这是出于尊重的需要，出于“为长者讳”的需要。
古人先名而后字，因此取字往往遵循“名字相应”的原则，即字与名之间有一定的联系。《白虎通义·姓名》里说：“旁（傍）其名为之字者，闻其名即知其字，闻其字即知其名，若名赐字子贡，名鲤字伯鱼。”可见名与字之间的联系可以是语义方面的，也可以是字形方面的，这就是汉语汉字对名字的影响。
名与字，在语义方面的联系有很多类型。有的字和名是同义词，如宰予，字子我，“予”、“我”乃是同义；许慎，字叔重，“慎”与“重”乃是同义；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乃是同义；褚遂良，字登善，“良”与“善”乃是同义。而有的字和名是反义词，如韩愈，字退之，“愈”与“退”乃是反义；赵孟睿肿影海邦”与“昂”乃是反义。还有的字与名具有联想关系，如冉有，字子求，须“求”才“有”；赵云，字子龙，“龙”乃由“云”所生。再有的字与是同类关系，如孔鲤，字伯鱼，“鲤”是“鱼”类。郑樵，字渔仲，“樵”夫与“渔”翁在中文之中一贯为侣。
字与名在字形方面也有联系，古时有所谓“由名省形制字”的方法，就是离析“名”的字形而得“字”。如秦桧，字会之，“会”为“桧”的一个组成部分；姚椿，字“春木”，“春木”是对“椿”的离析；毛奇龄的字很多，有两生、大可、齐于、于、初晴、晚晴、老晴等，其中“大可”就是对“奇”的离析。
因为姓名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人们取名时，往往又据姓而取。有的是取语义方面的联系，《唐书·魏征传》有“云朝霞”，《五代史·伶官传》有“镜新磨”，《辽史·伶官传》有“罗衣轻”，现在有“成龙”、“牛得草”、“马识途”、“马伯乐”等叫法，都是名因姓取。有的是取字形方面的联系，如老舍，姓舒，名舍予；聂耳，原名聂守信，他的听觉特别敏锐，又姓“聂”，人们依据“聂”的字形亲切地称他“耳多”，他就以“聂耳”为笔名，最终以笔名行世。除了姓名有字形、字义的联系以外，古人还有改姓的做法，也往往利用汉字的形体联系，如汉代淮阴侯韩信之后改姓“韦”，“韦”是“韩”的一部分；明代方孝孺族人为避祸而改姓“施”，用的是民间把“施”拆为“方人也”的习惯，暗含“方家后代”的意思。这里如果深论，未免庞大，便不赘述。只说具体到取字之方式则是多种多样，大体上有以下九种。
一曰并列式：名与字是等同事物或同一属性的两个方面。孟子，名轲，字子舆，“轲”与“舆”都同车有关系。而东汉文学家王充，字仲任，“充”与“任”属性相同。
二曰扣合式：名与字扣合严密，共同表示一个深刻内容。例如屈原，其名平，字原，扣合而为“平原”。北宋散文家曾巩，字子固，扣合为“巩固”。三曰注释式：名与字有互相注释的作用，使道理讲得透切。东晋葛洪，字雅川，有“大川洪涛”之意，寓有履行常规惯例，遵循和师法先贤道德规范之意，表达了远大的志向。
四曰相对式：名与字对立相匹，对照强烈。南宋哲学家朱熹，字无晦，“熹”同“晦”明暗相对。现代戏剧家洪深，字浅哉，“深”同“浅”相对。
五曰同用式：名与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