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 作者:[瑞典]马伊·舍瓦尔,佩尔·瓦勒-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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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时得像个财产监管人，”星期二早上，科尔贝里说，
　　“我都看了，还看了两遍，花了我整个晚上。”
　　马丁·贝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窄长的信封，递了过去。利尔贝里把钱数了数，吹了声口哨。
　　“太好了，这一晚上的工作没有白做。这起码可以让我在城里疯一晚，说不定就是今晚。”
　　“你发现什么没有？　”
　　“其实没有。是个很好的计划，只是……”
　　“只是什么？　”
　　“只是，如果告诉麦勒还有点儿用的话，你可以请他注意两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一个是那个混蛋和国王站在罗格阶台上时；另一个稍微好办些，就是参议员和首相献上花圈的时候。”
　　“还有昵？　”
　　“没有了，我刚才说了。我觉得那个机密有点儿不可思议。
　　不如把贡瓦尔·拉尔森伪装成圣诞树放在希维普兰街口，头顶还插着天使．星星、装饰纸，那不是更好？　而且最好一直放到圣诞节。“
　　科尔贝里把文件收拾好，最重要的那份放在最上头，推到马丁·贝克面前，接着从箱子里拿出一支小左轮枪，又说：
　　“以便民众就有时间习惯这样一个可怕又恶心的景象，马尔姆一定会这么说，对吧？　”
　　“还有什么吗？　”
　　“有，告诉埃纳尔·勒恩，叫他千万不要再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想法，万一非写不可，那东西也绝对不能让别人看到，要不然他永远也升不了官。”
　　“嗯。”马丁·贝克说。
　　“这小东西是不是很漂亮？　”科尔贝里说，“镍做的女用左轮，小巧玲珑，就像本世纪之初，美国女人常常放在手提包或皮手笼里头的那种。”
　　马丁·贝克兴趣索然地看着那把枪，一面把文件塞进公文包。
　　“它或许可以射中十英寸范围内的一颗包心菜，如果那颗包心菜一动也不动的话。”科尔贝里一面说，一面迅速地把小左轮枪拆开。
　　“我得走了，”马丁·贝克说，“谢谢帮忙。”
　　“愿世界和平，”科尔贝里说，“如果你愿意，替我问候雷亚。要不然你甚至不必提我的名字，这我可以接受。”
　　“那就再见了。”
　　“再见。”伦纳特·科尔贝里说，一面把手伸向目录卡片。
　　　　　　　　　　　　　　　　第十七章
　　马丁·贝克为什么会成为如此优秀的警察？　多年来不只一个人纳闷过，他的长官和部下都曾热烈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且语气常常是嫉妒多于钦佩。
　　那些嫉妒的人会这么说：他办的案子少，而且多半轻易就能解决。确实，和斯德哥尔摩其他警事部门那些没顶的工作量相比，他处理的案件是少得多。例如窃盗、缉毒、制暴这几个小组，工作总是繁重无比，破案率因此低得惊人。一大堆的报案根本没人追踪办理，最后只好销案了事。对于这种现象，市警察局的局长乃至于警政署长的解释永远都一样：因为缺乏人手。
　　事实上，在斯德哥尔摩当警察并不容易，在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暴民和犯罪集团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再加上毒品充斥，连最单纯的冲突也往往会演变成疯狂的暴力对峙。警政署长和他不少下属总是信誓旦旦地说，要把该市陈旧的警事系统重整为一个由中央指挥、类似军事部门的组织，还要给予特殊的技术资源。警察是个凄凉的行业，当警察不但脸上无光，很多措施还会引来大众的敌意和白眼。不过，马丁·贝克的凶杀组名气在外，而工作上的刺激往往被夸大甚至赋予浪漫色彩，所以成了唯一的例外。
　　马丁·贝克在警界步步高升，可是即使三十多年前在雅各管区当巡警时，他就已经是个好警察了。他一向亲和，轻易就能与人攀谈。只要动动脑筋，加上幽默感，不少难题便迎刀而解，反之，他不得不使用暴力的情况则是一只手就可以数完。
　　随着官位越来越高，他常常要跟那些没有脑袋的长官周旋，对于那些人和种种匪夷所思、很难不让灵魂受创的惩罚，他只能默默忍受。不过，有一点他向来不肯让步：他喜欢实务工作，喜欢直接接触民众和他们的环境。
　　一九五零年刚过去没多久，他升任侦查员，被调到凶杀组。
　　他开始利用余暇研读犯罪学和心理学，而且凶杀组的工作很吸引他。在这个部门改为中央统一管理之前，他一直很幸运，有体谅的长官和很好的同事。他始终不曾丧失与他人攀谈的亲和力，因此名声渐渐传开，成为警方顶尖的讯问者。
　　虽然马丁·贝克常常展现出聪明才智和高度的分析能力，不过这并不是他对自己或对同事的要求。事实上，如果有人问他，从事这一行最重要的条件有哪些，十之八九他会这么回答：“条理分明的脑袋、常识，和良心。”而且先后次序就是这样的。
　　关于警察这个社会角色，虽然马丁·贝克大体同意伦纳特·科尔贝里的看法，可是科尔贝里辞职对他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事。
　　他太有良心了，而因为这份自觉，他眼中的自己是个痛苦的悲剧人物，也常因此郁郁寡欢。最近他好多了，但他绝不是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也没兴趣变成那样的人。
　　马丁·贝克之所以是个特别优秀的警察，自然是因为具备许多特质，其中不能不提的是他的好记性和像驴子一样的固执，以及逻辑思考的能力。还有一点，他往往肯花时间去探充任何与案件有关的细节，即使他追踪的细枝末节到头来可能无关紧要。不过这些细微的考量，有时候也会带出重大的线索。
　　得到伦纳特·科尔贝里对整体计划的正面评价后，他带着满意的心情离开，因为说到决策，科尔贝里还是他最信赖的人。
　　会面很快就结束了．他突然决定要去拜访一个他早想去可是一直没时间去探望的人，其实现在他还是没时间，不过他想小组的其他同事应该有能力处理那些不太要紧的访客和电话。
　　离那个重要日子只有两天了，公家派给马丁·贝克一辆绿色的公务专车，开车的司机是个老百姓。司机奉命开往大卫巴格斯坦街，五分钟后，马丁·贝克已经站在希德伯·布莱钦办公室的门口。
　　门铃坏了，所以他敲了门。一个空洞的声音喊道：
　　“进来。”
　　布莱钦茫然地望着马丁·贝克，接着把一本临时记录簿往旁边一推。
　　“大约半年前，一个叫做瑞贝卡·林德的女孩儿被提起公诉，当时我曾经上法庭当过你的证人。”
　　“噢，那个姑娘啊。”‘压路机’说，“你真好心，愿意出来做证。你的证词有决定性的影响。”
　　“压路机”素以传唤奇怪的证人著称。例如，他曾经数度次找警政署长出庭为某些涉及警方和示威民众对抗的案件做证，不过当然没有成功。
　　“你那时还找¨r　一个证人，不过他没出现，一个名叫华特·裴楚斯的电影导演。”
　　“是吗？　”
　　“是的。”马丁·贝克说。
　　“我记起来了，”他说，“你说得没错，不过他那时候已经死了还是被什么事情耽误，所以无法前来。”
　　“不是这样的，”马丁·贝克说，“他是在出庭日的第二天被谋杀了。”
　　“真的？　”‘压路机’说。
　　“你为什么要传他出庭做证？　”
　　“压路机”似乎没听到。过了一会儿，马丁·贝克正打算开口再问一遍，只见“压路机”扬起一只手。
　　“你说得对，我想起来了。我本想利用他来证明那个姑娘的品格和心态，可是他拒绝出庭。”
　　“他跟瑞贝卡·林德有什么关系？　”
　　“事情是这样的，”布莱钦说，“瑞贝卡怀孕后不久，看到报上有一则广告征求漂亮的年轻女孩儿，说工作待遇优厚，而且前途看好。她因为走投无路，所以就去应征。她很快就接到一封信，要她在某个时问到某个地址去。什么时间什么地址我已经忘了，不过那封信是用一家电影公司的信纸写的，署名的就是这个裴楚斯，我想，那家公司应该是叫裴楚斯影业公司。那封信她还留着，信纸印得漂漂亮亮的，看起来非常有派头。”
　　他停下来，起身走到猫儿们旁边，给猫倒了些牛奶。
　　“原来如此，”马丁·贝克说，“后来呢？　”
　　“很典型的故事。…‘压路机”说，“那个地址是一个被当成片厂用的公寓楼房。她到了之后，这个裴楚斯跟一个摄影师正在等她。裴楚斯说他是电影制作人，在全球各地都有合作关系，接着就要她脱衣服。她不觉得脱衣服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她想知道，他要拍的是什么样的电影。”
　　布莱钦又回头去吃他的早餐。
　　“继续说。”马丁·贝克说。
　　“压路机”喝了一大口饮料。
　　“据瑞贝卡告诉我，裴楚斯说那是一部要在海外放映的艺术电影，如果她肯脱掉衣服让他们看看她行不行，马上就可以拿到五克朗。她照做了，他们就仔细看她。摄影师说，虽然这个角色很难演，不过或许勉强可以用她，只是她的乳房太病，奶头又太小。裴楚斯就说，他们可以贴上塑料奶头。摄影师说他可以在沙发上跟她试演看看，说完就开始脱衣服。这时候瑞贝卡害怕了，就捡起地上的衣服。他们没有碰她，可是摄影师说，干脆让裴楚斯告诉她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如果她不想跟他睡，她永远也不会答应演这样的片子。所以裴楚斯就告诉她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这部影片只会在海外的色情俱乐部放映，而目．她只需要跟一条狗交媾。”
　　“压路机”默默地坐了半晌，接着又说：．
　　“这年头成为百万富翁的方法真是干奇百怪，裴楚斯还描述了很多不堪的要求。他说她演第一部片子可以得到两百五十克朗，不过后面会有更好更重要的角色。那个姑娘——她叫什么来着？　”
　　“瑞贝卡。”
　　“对，瑞贝卡，没错。她就开始穿衣服，并且跟他们要她的五克朗。裴楚斯说那只是开玩笑。她掴了他一巴掌，他们就把身上除了袜子和凉鞋外什么都没穿的她推出屋子，又把她的衣服都扔到楼下。因为那是一般的公寓住宅，她边捡衣服边穿的时候，有好几个人经过她身边。这是她在遭到逮捕后告诉我的，她问我，这样对待一个人是不是违法。我告诉她，很遗感，这并不违法。不过，我去了裴楚斯的办公室找他，他的态度非常高傲，说发神经的妓女多的是，不过确实有一个甩过他耳光。
　　我极力劝他来做证，可是他终究没来。不过，她到底还是被放了出来。“他忧伤地摇摇头。
　　“而华特…　裴楚斯也被杀了。”马丁·贝克说。
　　“杀人是法律不容许的，对吧？　”“压路机”说，“不过……”
　　他没把话说完。“瑞贝矗出了什么事吗？　因此你来找我？　”
　　“没有，就我所知，她什么事都没有。”
　　“压路机”又忧伤地摇摇头。
　　“我有点儿担心她。”他说。
　　“为什么？　”
　　“她夏末的时候来过我这里。她那个美国男友，也就是孩子的父亲，有困难。我试着向她解释一些事情，又以她的名义替她写了一封信。她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很难理解，可是你很难怪她。”
　　“她的地址是哪里？　”马丁·贝克问。
　　“我不知道。她来的时候，还没有永久地址。”
　　“你确定吗？　”
　　“确定。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