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的故事 [美]埃里奇.西格尔-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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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比利·格雷厄姆（1918─），六、七十年代美国最著名的福音传教师。
就在我破例踏进教堂的时候，在杜邦广场上却有大批“易比士”
Ⅰ、“狂人派”、“气象员派”Ⅱ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蠢材糊涂蛋演出了一场令人作呕的闹剧。我这一个星期来极力要排除的那种种，在那里却来了个大宣扬而特宣扬。
Ⅰ即易比派分子。易比派全称为青年国际党，是起于60年代末期的一个松散的激进青年组织。仿嬉皮士，故称易比士。
Ⅱ60年代美国一个激进的青年组织。歌手鲍勃·迪伦所唱的一支歌里有一句：“即使不是气象员，也能知道风向。”气象员派的名字即由此得来。
“这帮王八崽子！”我在电话里对玛西说。“他们根本连个像样的主张都提不出来──就知道标榜自己。”
“这帮小子其实倒才是该你揍的，”她说。
“你说得对极了，”我话是这么说，心里却有些失望。
“你这是从哪里来？”
“刚从教堂里来，”我说。
玛西好听的说了一大套，意思却就是表示她不信。于是我就把科芬讲道的内容搬出来作证，她这才信了。
“嗨，你瞧着吧，”她说，“明天的报纸一出来，管保教堂里集会的报道只占半栏，广场上闹事的消息倒要足足登上三整版。”
悲哀的是，她这话说中了。
我怎么也睡不着觉。我过夜的地方虽说只是个蹩脚的汽车旅馆，到底还是条件不错的，而来参加游行示威的那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却只能睡地板和长凳，我心里实在感到不安。
星期六还是寒风飕飕，不过至少雨已经不下了。暂时没有人需要我去保释，也没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办交涉，我就信步走到了圣马可教堂，这里是游行群众的集合地点。
只见教堂内外尽都是人，有的还在帐篷里睡觉，有的在喝咖啡，有的就一声不响坐在那里，等候号令。一切都组织得井然有序，当局也派出了司法官员，以防游行示威群众跟警察发生冲突（也要防警察去跟游行示威群众搞摩擦）。还来了不少医务人员，以备万一出什么岔子。三十出头的人也不时可以见到几个。
在咖啡壶旁，有几个医生正在向一群志愿人员讲解万一来了催泪瓦斯该怎样对付。
人在感到孤单寂寞的时候，往往会觉得人家看上去像是特别面熟。有一个女医生，我看就挺像……乔安娜·斯坦因的。
我去倒杯咖啡，一声“哈罗”，她却招呼了我。果然没错，是乔安娜。
“你在教他们急救，我可别打搅了你才好。”
“没什么，”她说。“能在这儿见到你，真是高兴。你好吗？”
“快冻坏了，”我说。
我决不定是不是该跟她道个歉，因为我后来就一直没有给她打过电话。看来现在道歉可不是时候。尽管看她那和蔼的脸上像是带着些疑云。
“看你的样子好像挺累呢，乔。”
“我们是连夜驱车赶来的。”
“那可够呛的，”我给她送上咖啡，让她喝了一大口。
“你就一个人？”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该有五十万群众跟我站在一起吧，”我想我这样回答，是绝对挑不了眼的。
“对，”她说。
沉默了半晌。
“噢，忘了问你，乔，你家里各位都好吗？”
“两个弟弟都来了，也不知这会儿在哪儿了。爸爸妈妈有演出，留在纽约来不了。”
接着她又补上一句：“你也编在哪个组里参加游行？”
“可不，”我极力装出一副想也没想便脱口而出的口气。假话出了口，却又马上后悔了。因为我知道，我要是不这么说的话，她一定会邀请我去她们那个组里参加游行的。
“你……看起来面色很不错哩，”乔对我说。我看得出来：她这是在拖延时间，希望我说不定还会热和点儿。
可是我在那里干站着，还得找些不痛不痒的话说，那个尴尬实在是够受的。
“对不起，乔，”我说。“我有几个朋友还在外边的寒风里等我呢。
“喔，你说哪儿的话呢，”她说。“你有事只管请便。”
“真是不好意思──其实那也不过是……”
她见我那副不自在的样子，就不留我了。
“把心情放舒畅点。”
我迟疑了一下，终于一抬腿走了。
“请代我向各位乐迷朋友问好啊，”我走了几步又对她喊了一声。
“他们也都很想见见你呢，奥利弗。星期天有空来啊。”
一会儿我就已经走得很远了。我无意间一回头，看见她身边已经来了一女两男。显然这三位就是跟她一起连夜驱车赶来的。他们也是医生吗？那两个男的里会不会有一个是她的男朋友？
那关你的屁事，奥利弗。
我参加了游行。我没有一路唱歌，因为我向来是不喜欢一路走一路唱歌的。游行队伍有如一条巨大的蜈蚣，经过了地方法院、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又过了国内税务署，到财政部便转了弯。最后我们到了对我们美国的国父名为致敬而实是亵渎的那个纪念碑的所在地Ⅰ。
Ⅰ似是指华盛顿纪念塔（或称纪念碑），因为在纪念塔的兴建过程中曾有诸多丑闻。这也符合作者所说的游行路线，因为由国内税务署到财政部再往前便应是白宫；到财政部转了弯，往南不多远则是华盛顿纪念塔。
我坐在地上，冻得连命都快没了。有人发表演说，我听着听着都打起盹来了。后来听到成千上万的群众齐声高唱“拯救和平”，我的精神才为之一振。
我没有跟着一起唱。我是不大喜欢唱歌的。不过说实在话，要是跟乔安娜她们在一起，我说不定就会跟着唱起来了。可是在一大堆陌生人中间独自放声高歌，我总觉得不大自在。
回到纽约我那个底楼的住所开门进去时，我简直已经筋疲力尽了。就在这时候，电话铃却响了。我就拿出仅剩的一点力气来了个最后冲刺，一把抢过了电话听筒。
人一累，连脑于都有点稀里糊涂了。
“嗨，”我逼尖了嗓子装着假声说。“我是阿比·霍夫曼Ⅰ，向你致以‘易比士’的新年问候！”
Ⅰ当时一个全国闻名的反越战活跃人物。
我自以为说得挺发噱的。
可是玛西却没有笑。
因为那根本不是玛西。
“呃……嗯……是奥利弗吗？”
我这个小小的玩笑开得实在有点儿不合时宜。
“晚上好，爸爸。我……呃……还以为是另外一个人呢。”
“噢……是这样。”
沉默了片刻。
“你好吗，孩子？”
“挺好的。妈妈好吗？”
“很好。她也就在旁边。嗯……奥利弗，下个星期六……”
“下个星期六怎么啦，爸爸？”
“我们还打算不打算在纽黑文Ⅰ碰头哪？”
Ⅰ耶鲁大学所在地，在康涅狄格州。
我们早在六月里就约好了的，我居然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噢……我去。我一定去。
“那好。你还是开车去？”
“对。
“那么我们就在体育馆的大门口碰头，好不好？就说定中午，怎么样？”
“好”
“看完球就一起吃晚饭吧。”
快说“好”呀。他多么想见见你哪。从他的口气里就听得出来。
“好的，爸爸。”
“那好。噢……你妈妈要我也代她问你好。”
就这样，我为举行示威剑拔弩张了一个星期，结尾倒是跟爸爸妈妈如此客客气气，其间的反差也真是太大了。
玛西的电话到半夜里才来。
她告诉我：“有新闻报道说，就在你们示威游行的时候，尼克松倒在那里看他的橄榄球比赛。”
现在还管这些呢。
“我在家里冷清得要命，”我回答她说。
“再等一个星期吧……”
“这种各奔西东的蠢事可不能再干下去啦。”
“就结束了，朋友。不过七天的事嘛。”
二十七
在我们家里，向来是家庭传统取代了爱。彼此之间从来没有很强烈的感情流露。不过逢到家族的聚会我们总是有会必到，足证我们对家都是……一片忠心的。一年四大节：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这三个佳节自是不在话下，还有一个，则是那金秋时分的隆重节日，可以名之为“神圣的周末”。不说也猜得出来，这最后一个大节就是那十足的“哈米吉多顿”Ⅰ。《圣经》上的“哈米吉多顿”是天下善与恶两大势力的决战，是光明对黑暗的决战，我这里所说的则是一场球坛大赛：我们所拥戴的哈佛队跟耶鲁队之间的一场大决战。
Ⅰ“哈米吉多顿”是句希伯来话，典出《圣经·新约·启示录》16章16节。原意为世界末日善恶两种势力的大决战，后即被引申为大决战之意。
到了这一天可以大笑，也可以大哭。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到了这一天就可以大吼大叫，可以只管拿出野孩子的狂态来，而且还可以趁此痛饮一番。
不过我们家过起这个节日来却要稍稍文静些。有些校友在开赛之前早早赶到，就在停车场上放下车后的挡板作餐桌吃午饭，“红玛丽”Ⅰ你一杯我一杯的灌，而我们巴雷特家的人则不一样，我们对待哈佛的体育运动，采取的是一种比较稳重的态度。
Ⅰ一种混合酒，由伏特加或杜松子酒加番茄汁调制而成。
我小时候，只要军人体育场有球赛爸爸总要带我去看。他可不是“一年赶一次会”的那种人，我们看得简直就是一场不漏。他给我讲解得也细致。所以到我十岁那年，场上裁判的手势做得再希奇古怪，我也一眼就能看懂。而且，我还学会了喝彩应当怎么个喝法。爸爸从来不大声狂叫。哈佛打了好球，爸爸至多只会来一句“好样儿的！”
“这球精彩！”反正大不了就是诸如此类的一声赞叹，简直就像自言自语似的。有时候要是我们的绿茵斗士发挥不出水平，比如有一次我们就曾输了个五十五比零，碰到这种时候他也只是说一声：“遗憾！”
爸爸以前自己就是个运动员。他当年是哈佛的划船队选手（而且还参加过奥运会的单人双桨赛艇比赛）。他脖子里那条红黑条纹相间的荣誉领带，就表示他具有哈佛校队俱乐部的会籍。他因此也就有权利在橄榄球比赛时买到特等的座票。就坐在校长的右首。
年复一年，哈佛一耶鲁橄榄球大赛的那份光彩却始终没有减色，那份隆重也始终没有变。变了的是我的身份。由少而长，我如今也有了哈佛校队俱乐部的会籍（我是冰球队出身）。因此我也就自己有了坐五十码线处特座的资格。从理论上讲，我也就可以带上自己的儿子，教给他裁判员怎样的手势就是判“背后绊人犯规”了。
不过，除了我在大学里求学的时期，以及婚后的那几年以外，这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