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腰到情人高度-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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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放心，我不会死了以后才进天堂。”说着，她掩面奔跑出去。
我原本以为离开北京，换一个新的环境，她会摆脱二恭石子的绊羁，抑制住她这种漫无节制的感情。作为一个女人，她应该清楚如何将不光彩的场面收场。看来我太不了解女人了。
拖诺是越南南方的一座江边小城。每年一到雨季，暴雨狂泻不止。仿佛休憩了几个月的湄公河变着戏法让每一滴水都降落两次。每天都有来突如其来的暴雨，风一天到晚飒飒飒刮个不停，卖珍珠贝壳的渔民随身携带着宽大的雨俱。从拾宋早再山一带贩运党参、马戟过来的商人则要洒脱得多，他们总要等到雨脚密密实实下起来后才极不情愿地将摊位的塑料布一裹，亮着眼睛飞奔到最近的候车站或某家伸出屋檐很长的一块毡布下。我到渡轮上干一段时间之后，表姐交给我的工作就是混入这群四处乱窜的地下药材商，搜寻几家最为可靠的货源。我穿着短裤，趿着拖鞋，每天操着生硬的越南语在拖诺的大街小巷游荡。从妓在拖诺是很不起眼的职业，它并不能让那些一心想自由地享用阳光，沙滩的女孩脱贫致富。这个被法国，日本，美利坚合众国先后三次殖民的国家看来还没有找到复苏经济的好政策。人民币在这儿远远比北京坚挺。每次她们都坚持我用人民币付费。我认识的好几个女孩都不是拖诺人。大多从邻近的城市诸如莱容，龙川，盛利交叉而来，而拖诺吃这类青春饭的女孩，也自然分流到别的城市去。在卖淫这个行道，全世界的情形好像都差不多，没有哪一个女孩愿意在自己的家乡租赁自己的身体。有一天晚上，我从江边很晚才回来，在家门口，一个脖子上吊满项圈的少妇拦住我。我认识她，她隔表姐家只有三个院子，我经常看见她光着胳膊坐在院子里的遮阳伞下。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搭过话，她说：
“中国人，听说你喜欢那些加莱族，高棉族姑娘？”
她汉语的流利程度很是让我兴奋，我挥手赶开绕到面前的两只长脚蚊子，往栅栏边横跨一步，仿佛怕挡住月光似的，我故意惊呼道：
“噢哟，中国话说得这么流利？”
“我在深圳做了两年。”她莞尔一笑。“我是京族。”
我率先回答了她没有提出的问题，她显得很高兴。最后我们敲定时间，因为我推脱今天晚上太晚，明天一早还得去码头点货。
我好长一段时间不愿关心北京的那些恩恩怨怨。表姐为我设计得很好。人生本来就是无限的随意组成。他乡也好，异国也好，我们需要的只是生活本身。十年前表姐被骗到举目无亲的越南，现在她在这里安家落户，照样过得很好？爱情，房子，女儿，珠宝，中华民谣，北京街头女孩了们钟情的宽边太阳镜她缺哪一样？什么叫远？梦破碎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远。什么叫近？家安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叫近。三年后，童车里坐着我的儿子，推着他走过椰风摇摆的拖诺街头，上帝见了也会弯腰祈祷。我被她说得心服口服，跟大多在拖诺的外国人一样，我过得琐碎而又实在。不像在北京时那样每天都诚惶诚恐。
晚上我躺在凉席上快活地听着后江如泣如诉浪的涛声，为邻居送上门的好事暗暗惊奇。若地认为，母亲氏族以降，真正的外遇可说是一代不如一代。农业社会多少还有点浪漫，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大略就只剩精神方面的外遇幽灵一样游走了。记得他这样说的时候，是在第二次去三里屯酒吧的路上。
在北京混的年轻人，没有坐过老舍茶馆纯属正常，没有喝过三里屯高价味的啤酒那可算得上稀奇事。
“贝克，听自己的，喝贝克。”Mark杜叭地拍出钱夹，两只手靠在浅蓝色的桌子上，近视眼镜集中火力清理了酒吧一遍，他说，“这个酒吧的档次，喝贝克不掉价。先一人来一只？”
他为一套丛书设计的封面被主编看中，三位数的稿酬还没到手，他比听到本·拉登肝硬化的消息还要兴奋。夜幕还没有完全落下来，我们三人就到三里屯酒吧一条街转悠。
“别累人了，来三只。”若地不满地说。他放着火柴不用，挟着烟在烛上点燃。围了一块鲜红的丝巾，反戴着鸭舌帽。在酒吧，他通常是这种打扮。
“那干脆来一打。反正今天有的是钱。”Mark杜笑逐颜开地从钱夹里补票子给服务员。“爆米花呢？不过你们的爆米花味不太正。”他转过头上上下下打量服务员。
“怎么可能？”服务员脸长得普普通通，全部的亮点集中在那一双法国女郎似的长腿上。她微笑着，仿佛被所说的话碰到似的，挂在胸前的工作卡轻微地晃动，“我们的玉米正宗从美国进口，可不像别的家是孬货。”
“那你跟老板说，我要原产地是Mississippi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玉米才算正宗美国货。”Mark杜指着我，一本正经地说，“我这个朋友眼珠虽然无法染黄，可他一直在Jackson种庄稼，男玉米女玉米都尝得出。”
“快去送酒来，想听他胡诌，下班后打他的电话。”望了望那双人见人爱的长腿，我心花意乱挥着手。
酒吧没有几个客人，值班的经理背着手这儿走走，那儿看看。吧凳上的DJ玩着手中的铃鼓哈欠连天。刚刚进来坐到我们对边的是一个缩成一团的女孩。她不时摸出蓝色屏幕的话机匆匆看一眼又装进兜里。我悄悄打手势给若地看，他嘿嘿直笑。盥洗间的门帘上印着切·格瓦纳的大头像。（这段时间人人都在谈论切·格瓦纳。退休的政治家，温和的出版商，从来没有见识过西方民主却叫喊得比谁都凶的诗人，背着漂亮的小木箱推销哈瓦那雪茄的小伙子。他们的推销程序大致如下：开口先提切·格瓦纳，顺着评论美丽勤劳的古巴人民，不屈不挠的卡斯特洛政府。在
A 地引爆一个炸弹，然后通知红十字会从
B地空运物资救援。到日内瓦召开大会讨论这次爆炸放射性元素对人类的伤害。这是政治家所从事的事业。需要平头百姓发扬的没这么神圣，它简单得多了。比如，你不抽烟，但也不妨来只哈瓦那。最后得出结论，爱哈瓦纳雪茄等于爱古巴。切·格瓦纳一夜间完成了从精神向物质的过度。他初来乍到的时候，如果说只是小范围地征服知识界的话，那么投放市场以后，他的精神通过商品洗涤了每一个有志于建立内心向度的青年。切·格瓦纳成了一种象征。政治寡头张开天使般的嘴巴骄横地向全世界通告反恐战争全球化。若地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他说，想想我们伤痕累累的文化大革命，比起这种双重的恐怖，那才真叫小巫见大巫。古巴真的离上帝太远了。）有人在头像边上别了一朵玫瑰，离它不远的地方坐着两个玩骰子的年轻人，正面对着我的家伙是个熟练工，色盅长时间在空中摆摇的当儿，他能让它口朝下地在空中稍稍停顿那么一瞬间。这种天马行空的招式我玩不来，色盅一离开桌面，骰子就抽身跑开了。“跟DJ说，别老放这张碟子行不？耳朵都听麻了。”接过找的零钱，他吩咐服务员。
“我听不清楚，要不——想听谁的你写下来吧，这儿有笔。”服务员很乐意为他效劳。
Mark杜提起笔刷刷在一张酒水单上划了划，递给服务员说，“直接放第八首。第八首《In my bad》。唉，你们应该准备痰盂。”
服务员走后，他对我们说，那天发达了，他非得让母亲来三里屯开开眼界。
一个脸色阴郁的男人在我们旁边的空位置上坐下，没等到长腿的服务员走到他面前，他换了我先前一度想坐的位置。我听见他含含混混地问，可以坐吗？那个不停地看手机的女人说，没人。她脱了毛茸茸的大衣，从坐姿上看，少说也怀过三次孕。一个块头大得像吃了全家人口粮的英国人从盥洗间走出来，他堵在过道上，眼睛小小的老板娘蜘蛛似的绕过他的大肚子钻进吧柜里边去。Mark杜肥得看不见关节的手指随着干脆的鼓声猛敲桌子。肉敦敦的下巴却纹丝不动。
“听人说，肥胖跟国家的富裕成正比，跟个人的贫穷成反比。”我从口袋里抽出袖诊本的小说翻了翻，提高声音说。
“胖子爱国。”他瞪了我一眼，一口气喝完半瓶啤酒。
干坐着没意思，若地提议玩扑克，我自告奋勇到外边商店去买。“我正好想出去打个电话。”我说。
这时候，酒吧开始涌进一些女人。个头高高的鼓手跟随着出现了，他笑容可掬地敲着鼓，贝斯手厥着屁股在舞台上寻找什么，长腿的服务员托着啤酒瓶在人群中穿梭不停。推销雪茄烟的小伙子跳到一边让过缓缓移动的英国佬，一个粗脖子的妇女不停地夸耀着女孩和手中的鲜花。男人阴沉着背过脸不理她这一套。若地安静地坐在角落听一曲比一曲激烈的爵士乐。我把书丢在桌子上，合上夹克衫拉链，离开酒吧。
华灯初上，周末的三里屯，几乎上可爱得像一张可以透支的信用卡。一个疯疯癫癫的老者在人行道上嘟嚷着：“劳驾，劳驾。”对边马路上笔直地站着两个警察。穿红马甲的迎宾员尖声报着她们酒吧今晚上演的新鲜节目。出租车接二连三驶过来，从车上跳下一群嘻嘻哈哈的男女，门帘一掀，他们就被刺耳的音乐吞没了。穿过使馆街，我拐到下一个街区，在一家烟酒店找到扑克牌和两包头痛粉。最近，我有晚上犯头晕的毛病，说来惭愧，年纪轻轻就像一个老头。我想，这大约是频繁梦遗的原因吧。自从在客厅的地板上获得新生，我的荷尔蒙每天成百倍疯长，晚上睡觉的姿势稍微不正确，精液都会不听打招呼地狂泻而出。我几次梦见雪儿身上那些见不得人的疤痕，我真为她感到难过。
回到酒吧，一个越看越觉得可爱的女孩子坐在我的位置上。她没有注意到我，倒是她身边的姑娘说：“Mark杜，叫服务员再加一张凳子。”
“先别管他。你猜单还是双，快说。”Mark杜紧紧压住面前的色盅。一高一矮的两只肩膀难看极了。
“单。”姑娘夸张地叫道。
Mark杜打开色盅，骰子是五点。他两手一摊，对我扬起他那双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三角眼，“不好意思。我们玩了个游戏，我非常抱歉地通知你，你没有被猜中，一边玩去吧，走的时候我会叫你。”
我讪讪地站着，服务员在我屁股底下放了椅子也没发觉。虽说我清楚Mark杜的为人，可他这种不分场合的恶作剧这时真的很让我下不了台。坐在他和两个女孩中间，我不自然极了。幸而我原来椅子上的姑娘接过话茬说，“你不要见外，Mark杜就是这脾气。他住在三里屯的时候我经常敲他家的门，每次他都讨厌极了。”她的声音透露出一种妩媚的成熟，别说是说好听的话，就是骂人也受用。我这样想着，从口袋里摸出扑克牌放到桌子上。尽管Mark杜提起啤酒瓶，浑然不觉地和我干了一口，我仍旧愤愤地感觉到窝囊。某些方面他姐弟俩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