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腰到情人高度-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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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腰到情人高度/阿诺阿布
第一章
守寡多年的母亲眼望着我一直分配不到工作。她毅然让我到北京找一家学校念研究生。父亲去世早，我小小一天和母亲相依为命。说来可笑，我从来没有离开她出过远门。我自认为三岁那年就十分了解母亲了，没料到对母亲真正的认识，是要在二十多年以后，而且是通过别人的暗示。在我的印象中，四年大学，寒假暑假，除了去乡下外婆家，我通常都是猫在家里。试着写一些经济方面的评论。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刚在我们城市露面，我就引经据典地提出不同的主张。遗憾的是，没有哪一家杂志社接受我的观点。那个漫长的夏天，背着母亲陆陆续续收到的都是退稿信。那时候每逢周末，我们总是要出去散步，直到今天，那条通向后山的小路，我闭上眼睛都能走。如果天气好，如果家里没有那些叽叽喳喳的学生，母亲照例穿戴整齐地到我的房间来叫我。那些张狂的诗人功课虽说常常不及格，然而他们粗声大气地在我家客厅朗诵诗歌时，人人都以为自己是新一代的拜伦。后来在北大做旁听生，参加一个小型的文艺晚会，主办者骇然是母亲当年一个神经兮兮的学生，这可是当初我难以预料到的。
说是散步，其实不过是到父亲的坟地上去。
从我记事起，一直就有这样的惯例。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对父亲了解得越多，我竟然对这种类似宗教和迷信的皈依感到厌烦。尤其是当我碰到雪儿以后，心里更加不是滋味。私下以为当初母亲把坟埋得这么近，压根儿就没安好心。一个男人撒手走了还牢牢地攫住女人的心，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既然粮食是可以量化的，那感情也应该可以。我常常这样安抚渐渐强硬起来的良心。阅读时看到父亲生前做的眉批，我偶尔也会为自己阴暗的心思感到内疚。虽然我不认识这个男人，但我知道他曾经是我的父亲。
母亲说让我到北京去，我爽快地答应了。
事实上那天晚上冒冒失失找上Mark杜的筒子楼纯属意外。好长一段时间，我只要接到Mark杜的电话仍然感到恶心。我甚而毫不客气地挂断他的两次电话。平时对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生活，我像大多数的文学青年那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段时间流行找中学同学恋爱，好不容易拐弯抹角逮到雪儿，除了装模作样引用徐志摩，我也翻不出什么新意。然而这一切终于在见到Mark杜的当天晚上烟消云散。
第二次敲门的时候，我发现门虚掩着。接着是那一听就知道营养不良的声音。
“门没有关，想进来就进来，别和我装斯文。”
后来这个故事被添油加醋传出去，那个被我一直贼心不死地挂念着的网友也几次三番追问：做爱怎么可以不关门呢？直到公司开办以后，从大局考虑，我把它删改过来。谁知道故事一经改版，受灾面积更加宽广。凡是逛过“夜色温柔BBS”的人们都知道，在某个深秋的北京，某幢破旧的筒子楼，某盏昏亮的台灯下面，某个叫Mark杜的男人在认认真真地手淫，而他身边的女人稀里哗啦地翻着装帧粗糙的《秋天的最后一个处女》。我阅读过那些帖子，最为得意的是南方某所大学的一个女生呆头呆脑地问是不是行为艺术。
百年纪念讲堂上演小型歌剧《再别康桥》，我约请外国语学院的网友，那段时间一门心思想把她弄进怀抱。我不惜花了最多的钱订了最好的票。三天前她答应得好好的，还几次向我打听谁编的剧，由哪个角色出演林徽音，临到演出当晚，她却变卦了。弄得我整出歌剧上演期间抱着无人可送的鲜花处于恼羞成怒的状态。等不到谢幕，我就骂骂咧咧走出纪念堂。夜晚的校园迷漫，萧条，若不是时不时有一些急匆匆的学生从我面前一晃而过，我几乎误以为是在外婆的乡下。有人开玩笑说在北大扔下一颗炸弹，中国要倒退五十年。我是最不以为然的。在北大混了两个多学期，旁听了无数节这样那样的讲座。使我越来越有理由相信，中国真正的思想在民间，中国真正的学术也是在民间。而北大不过是一个舞台罢了。我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着。一会儿想起可怜的陆小曼，一会儿想起男人在玩弄感情时都要让女人先玩弄这一被普遍忽视的规律。未名湖宛若一个历经苍桑的浪子，散发着长长的叹息。掠过树梢的风，却像怀春的少女那样忸怩不安。仿佛它不是颤动而是为了掩饰，不是夜而是无聊。除了死亡，种种美好的故事都是后人附会的。我对自己的见解深信不疑。母亲是北大早年的学生，她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我没有考进北大。所以当母亲要我到北京找一家学校念研究生的时候，毫无疑问，她所说的北京其实只是北大。我在斯诺墓前的椅子上躺下，这时候，我的电话响了。
我推开门，一股陈年老醋的气味扑面而来，它们简直是一群惊慌不已的幽灵，争先恐后往我的鼻孔里钻。我下意识地皱皱鼻子，随手用讲堂散发的剧本在面前煽了煽才缓过神。一幅类似于中世纪的不堪入目的图画呈现在我面前：肉墩墩的
Mark杜躺在宽大的眼镜片背后一上一下地手淫。他身边的女孩耸着高高的臂部面色严肃地翻着一本红色封面的书。Mark杜说坐吧，手却没有停下来。女孩瞟了我一眼，掖了掖露着大半个奶子的浴巾被没有说话。按我平时的德性我不悖然大怒，也肯定会恼羞成怒）——直到如今我也仍然感到奇怪，当时我反而绅士一样笑眯眯地理了理领带，弯着腰走到床边，呈上剧本换下女孩手中的小说（有一天Mark杜带我去三里屯酒吧看时装秀，女孩出场的时候，虽说她展示的是冬装，但我总觉得她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的，连那暗红色的乳沟也清晰可见）。我挨着女孩在床沿上坐下，盯着Mark杜看了半分钟他才了事。他从枕头底下抽出皱皱巴巴的纸巾，眼疾手快地接住喷洒而出的精液，一反一正地叠起方方正正的纸巾放到写字桌上。然后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拉出内衣内裤，用那双几乎全是肥肉的手不分先后地把自己的身体能裹住的地方都裹住。如果不是在一本画册上见过Mark杜的画，打死我也不相信这个当年打着诗歌幌子到我家混饭的文痞，就凭他这双手能够维妙维肖地再现《夜巡》的另一种场面
（看过那幅画的人几乎没有哪一个不承认，他的确再现了就是伦勃朗本人当初也没有表现出的某种状态）。他直挺挺地站起身子，跨过横在身边的女孩，鲁莽地让自己的双脚塞进显然小了两个号的拖鞋。
“安，他就是小说的作者。”他挡在我和那个叫安的女孩中间。一把抽过卷成筒状的剧本，捡起散落在地板上的避孕套放到书桌上。扶着眼镜说，“噢哟，演员们去香山寻找当年林徽音的足迹。昨夜，是自筹资金的吧？倘若政府拨款，他们肯定会去三清学院找找感觉。”我没有理会他，无端觉得他插在我和一堆白茫茫的肉体之间像只喋喋不休的苍蝇。除了雪儿，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谁的裸体。自从雪儿拒绝和我相好以后，我的身体大大不如以前。往往是北京的流感还没有开始，我已经严重感冒。每次母亲推荐药片之余，我通常会接到类似的告诫：不大不小了，舍不得家乡，成不了好汉。她以为我的孱溺主要是思乡的原因。她哪里知道，故乡在我的记忆里早已经演变为坟地上和雪儿的几次野合。我甚至后悔在家乡欢度的光阴过于循规蹈矩。倘若我早一些时间预料到雪儿中途撤退的话，我肯定会毫不保留地把整个青春期的精力完全倾洒在她的身上。雪儿到火车站送我的那天晚上，我很奇怪她那张干干净净的瓜子脸上一点我走过的痕迹也没有。一个女孩能够在别的男人面前大大方方地重新伸展她无数次被情欲扫荡过的身体，一点痕迹也不露，使我对文明的教化有了不大好意思说出口的畏惧。虽说从小丧父，我的性教育却没被荒废。这一方面在于我有个知书达理的母亲，最主要的是我有把性综合起来看待的天资。大二那年，我广泛地涉猎福柯波伏娃之余，还系统地研读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性爱史。像许多自发写作的人们一样，我和雪儿最初的交往完全和性无关，直到我松开她最后一颗纽扣我也没有得到一点有关性的暗示。由于和灵魂无关的羞涩而拼命抓扯坟地的荒草，或者是浑身痉挛地忍受我的蚕食，她都表现得合情合理，仿佛这本身就是身体的一部分，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不过像电脑里的一只宠物，有时候公然违反主人设定好的路径蹓跶而已。性不神秘，但它高贵。每次回想起雪儿那张干干净净的脸我常常感到惋惜，总心疼白做了那几次为数不多的爱。
“这个月的房租再不交，我都快上北京新闻了，你知道，我的龙卡上不会停留有多余的钱。”Mark杜说，“安喜欢你的小说，签个名给她作个纪念吧。”
城市真的伟大，它能够让一个地道的农村孩子把谎撒得滴水不漏。Mark杜这样一说，好像我天天和他在一起斯混似的。事实上我们顶多是三年前在我家拥挤的客厅吃过一次饭。对母亲旗下的那些流浪诗人，我历来不感兴趣。每天回家见到餐桌上狼藉的杯盘，总觉得他们这些背井离乡的家伙在利用母亲的弱点。上半年小说出版，母亲写信告诉我Mark杜一长串的电话号码，可我一次也没给他打电话。我记得三年前他在我家客厅朗诵哑弦，我嘲笑过他吐字不清。初到北京的那天早上，母亲让他到车站接我，但是他没来。后来我听到的解释是他前一天被人请去做了一次半边裹着棉袄半边裸着的行为艺术，发了低烧。春节他去看望母亲，但是我没在家。
“书写得狡猾，”安裹着浴巾被坐到枕头上，身段比我想像的还要高出一截。她躲在浴巾被里穿戴完胸罩，爽快地说，“但挽女孩子的姿式不对，你是左撇子吗？”
“按小说的最后一条规则，小说和生活毕竟是两回事，这和左手右手无关。”Mark杜抱着手替我回答。也是在这一瞬间，我为能够盯着一对陌生的乳房看而不受谴责实在地感受到了生活在文明社会的好处。搬别人的生活到舞台上去让大家指手划脚显然是不道德的。那才叫亵渎呢！望着避孕套边的剧本，我想。
胸罩是纯粹的黑色。安穿戴完毕，松开手，它像两个大号的蝴蝶标本从浴巾中脱颖而出，颤悠悠地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国外有学者研究乳房的历史，看来她的方向是找对了。对男人来说，回忆往往有限，如果一个女人的身体没有突出的部位。比如雪儿吧，当她单方面终止和我的关系，我对她就没有特别的印象。哪怕是一声低叫，一个眼风，一条手臂。当初要是知道一切会简单到让性来作为终结，我肯定不会选择她。在戏剧出版社和美编聊天的下午我就认真地归结小说不成功的种种因素到雪儿小巧的乳房。当初上帝送到我身边的是另一个女人多好。普天之下女人是一个样，但身体不是。有了茶杯，什么水不可以装？就拿我父亲来说，虽然我读过他所有的书信和日记，大半时间看的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