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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烈药 作者:[加拿大]阿瑟·黑利-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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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科主任停了一下,把思想集中起来,然后说,“死者的姐姐怀拉齐克小姐今天下午从堪萨斯到了这里,斯威廷见到她了。斯威廷说,她是一个善良的普通女人,比她弟弟大不少,弟弟死了,她当然难过。不过姐弟俩并不非常亲密,而且这样已经好多年了。因此对她说来,丧弟之痛并不深沉。在堪萨斯家里还有一个父亲,但他患震颤性麻痹症,已是晚期,活不了多久。”
  安德鲁说,“我不明白说这些干——”
  “你就只管听吧!”
  古尔德在往下讲以前又停了一会儿。“怀拉齐克的姐姐不是来找麻烦的。
  她没有提很多问题。她甚至主动地说她弟弟的身体从来就不结实。她要将他的遗体火化,然后把骨灰带回堪萨斯。但她缺钱,斯威廷和她谈话时发现了这一点。”
  “那么她有权得到帮助。当然这是起码的——”
  “一点儿不错!”我们大家意见完全一致,安德鲁。不仅如此,经济上的帮助可以安排。”
  “怎么安排?”
  “伦纳德和弗格斯·麦克奈尔已经研究好了。今天他们忙了一个下午。
  细节情况就别管了;你我反正都无须知道。但事实是,我们医院的保险公司——我们曾把事情真相秘密地告诉他们——很希望这件事悄悄了结。怀拉齐克原先似乎寄钱去堪萨斯,补助他父亲的医药费用。这笔钱可以继续寄下去,可能还会多给一些。怀拉齐克的丧葬费用由我们出。还可以给一笔抚恤金,数目虽不巨大,但足够他姐姐度过余生了。”
  “如果你们不承认有责任的话,那怎么向她解释这种做法呢?假如她疑心起来呢?”
  “我想这样做是冒风险的,”古尔德说,“不过斯威廷和麦克奈尔似乎不这么看,他们俩毕竟都是律师嘛。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小心地处理好这事。
  我还这样想,这同怀拉齐克小姐是什么样的女人有关。最重要的是:这样做不至于需要荒唐地耗资数百万才能把事情解决。”
  “我想,”安德鲁说,“荒唐不荒唐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这问题。”
  内科主任不耐烦地作了个手势。“请你记清楚:这件事中没有妻子可牵连,也没有子女将来的教育问题需要考虑——只有个快死的老人,还有个中年妇女,而这妇女将得到合理的照顾。”古尔德停住了,忽然问道,“你在想什么?”因为听到最后一句话时,安德鲁笑了。
  “一个玩世不恭的想法。如果诺亚手里反正要死一个病人,他不可能挑一个比这位更合适的人了。”
  古尔德耸耸肩。“生活里总是有各种机遇。这次恰巧被我们碰上了。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哦,是问你发表不发表公开声明?举不举行记者招待会?”
  安德鲁着恼地说,“当然不。我从来没想过要那样。你知道得非常清楚。”
  “那么你还要干什么呢?你把你所知道的提请医院注意,这事你做得很对。何况你和这事毫无牵连。任何解决办法都不会影响到你。又不要求你撒谎,而且,即使由于任何原因,这件事张扬开了,引起官方对你的询问,你也自然可以讲清事实。”
  “假定这是我的态度,”安德鲁问道,“你们的态度如何呢?你们会告诉怀拉齐克小姐她弟弟死亡的真正原因吗?”
  “不会,”古尔德简洁地回答。接着他又说,“所以说我们有几个人在这件事中牵涉得比你深。这可能是我们该当如此的原因。”
  在随后的沉默中安德鲁想:古尔德刚才的话虽然婉转但很明确,那是承认四年以前安德鲁的做法是对的,是别人错了。当时安德鲁曾想把诺亚·汤森服用麻醉剂上瘾一事摊出来,但被回绝了。安德鲁现在有把握:伦纳德·斯威廷一定把他们俩的谈话告诉了别人。
  毫无疑问,认错只会有这么一次;这类事情绝对不会见之于文字。但至少,安德鲁劝慰自己,总算吸取了一点教训——这包括他自己、斯威廷、古尔德还有另一些人。可惜他们吸取得太晚了,既帮助不了汤森,也没能让怀拉齐克免于一死。
  安德鲁问自己说,那么从现在起,他向何处去呢?回答似乎是:哪儿也不去。
  古尔德刚才讲的话,总的说来很有道理。没有要安德鲁撒谎也是事实;虽然从要求他不去声张这一点看,他是参与了掩盖行为。而从另一方面看,还有什么人可告诉的呢?告诉了又有什么好处呢?不管发生什么事,库尔特·怀拉齐克不会重返人间,而诺亚·汤森已不得不被悲惨地撤离医疗岗位,再也不会危及任何人的生命了。
  “好吧,”安德鲁对内科主任说,“我不再有任何行动了。”
  “谢谢你,”古尔德表示了谢意。他看看表。“这一天真长呀,我该回家了。”
  第二天下午,安德鲁去看望希尔达·汤森。
  汤森六十三,希尔达比他小四岁。以她这样的年龄来说,她还是风韵犹存的。她身材保养得很好;脸上皮肤不松弛;头发虽全部灰白,却剪得短短的,样式很时新。今天她穿得很潇洒,上身是蓝绸外衣,配着白亚麻布的便裤。脖子上戴有细细的金项链。
  安德鲁原以为她会显出紧张不安或是哭过的迹象,但什么也看不出来。
  汤森夫妇在莫里斯城希尔大街上的住宅,是一幢小巧而舒适的两层楼房。离埃尔姆路和富兰克林路路口的诊所不远,在天气好的日子,诺亚·汤森往往走着去。家里没有仆人,希尔达自己开了门,把安德鲁领到起居室里。
  室内的家具都是淡棕色和米色的,从室内可以眺望花园。
  两人就座以后,希尔达干巴巴地问,“你要来点什么吗,安德鲁?要酒还是要茶?”
  他摇摇头。“谢谢,不用了。”接着他说,“希尔达,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说——我非常非常难过。”
  她点点头,仿佛这话不出她所料,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害怕?害怕到这里来见我?”
  “有一点儿,”他承认。
  “我猜是这样。其实没有必要。也不要吃惊和奇怪,就因为我现在没像那些易动感情的女人一样哭泣呀,扭绞双手呀,或做一些其他显示出悲哀的事情。”
  他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简单地应了声,“嗯。”
  希尔达·汤森像没听见似的接着说,“事实上,那些事我都做过了,做得那么频繁,那么长久,现在那些事都已远远抛在后面了。多年来我流了多少眼泪,泪泉都干涸了。我总在想,当我眼看着诺亚毁掉他自己时,我的这颗心就在破碎。只是当我不能使他明白,甚至不能使他听听我的话时,我才渐渐认为我已经没有心了,里面只剩下一块石头。我说的这些有道理吗?”
  “我认为有道理,”安德鲁一边说一边在想:我们每个人是多么不了解别人的痛苦呀!多年来希尔达·汤森一定生活在一堵墙后面,这是一堵忠实地为诺亚打掩护的墙,过去安德鲁从来不知道也从没怀疑到有这堵墙。他也记起古尔德头天晚上说的话。“她没讲多少话……我有个印象,她一直估摸着要出点事情,但又从来不知道究竟要出什么事。”
  “你过去知道诺亚服用麻醉剂的事,”希尔达说,“对吗?”
  “对。”
  她的语气有点责怪的意思。“你是医生,怎么不采取任何措施呢?”
  “我四年前在医院里试过。”
  “那里没有人肯听你的话吗?”
  “差不多是那样吧。”
  “你当时可不可以使把劲儿再试试呢?”
  “可以的,”他说。“现在回头看,我想当时是可以的。”
  她叹了一口气。“或许你使了劲也不会成功。”突然她换了话题。“今天上午我看诺亚去了,不如说试图去看看他。他在发狂。他不认得我。他谁也不认得了。”
  “希尔达,”安德鲁轻柔地说,“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做的吗?任何事情都行。”
  她不理会这个问题。“西莉亚对于发生的事有没有一点内疚?”
  这问题使他吃惊。“我还没告诉她。今晚我要谈的。至于内疚嘛——”
  “她应该内疚!”这几个字是用狂怒的语气说出来的。希尔达用同样语气继续说,“西莉亚是那贪婪、残忍、牟取暴利、极力推销产品的制药行业中的一份子。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只要能卖出他们的药,只要医生的处方上开他们的药,只要人们服用他们的药,哪怕这些药人家根本不需要。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安德鲁平静地说,“没有医药公司强迫诺亚服用那种药。”
  “也许不是直接地。”希尔达的声音高了。“但正因为各公司用麻醉剂把医生们包围起来,所以诺亚和别人才服用麻醉剂!他们使麻醉剂泛滥成灾!
  让卑劣的、‘真不错啊’的滥肆吹嘘的广告在医生必读的医学杂志上占了一页又一页;用雪片般飞来的邮件、免费旅游、酒宴款待——这一切都为了使医生们想着麻醉剂,总是想着麻醉剂,多多地想着麻醉剂!所有的医药公司,家家都一样,用免费的麻醉药样品将医生们淹没,他们告诉医生,他可以要任何一种麻醉药,要多少给多少,只需开口就行!毫无限制,从来不提任何问题!你知道这些的,安德鲁。”她停了一下。“我要问你件事。”
  他告诉她,“只要我能回答,一定回答。”
  “许许多多推销员——新药推销员——到诊所里来。诺亚一直会见这些人。你不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不定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吃了多少麻醉药吗?都已清楚他是个服用麻醉药上瘾的人吗?”
  安德鲁在回想。他想起诺亚的诊室里,大量杂乱无章的各种厂家包装的药品。“嗯,”他回答说。“嗯,我认为他们很可能知道。”
  “但这也拦不住他们,拦住了吗?混帐东西!他们还是照送不误。诺亚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帮诺亚毁掉他自己。这就是你妻子干的肮脏而腐败的行业,安德鲁,我恨它!”
  “你刚才说的有道理,希尔达,”他承认说。“也许很有道理。而且尽管你说的并不是事情的全貌,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我理解你的心情。”
  “你理解?”希尔达·汤森的声音既侮慢又痛苦。“那你什么时候对西莉亚谈谈。说不定她会考虑改行。”
  随后,仿佛一股被抑制的力量终于解放了出来,她把头埋在两只手里哭了。


  在六十年代的中期和后期,妇女解放成了许多人挂在嘴上的话,成了新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一九六三年,贝蒂·弗里丹发表了《女性的奥秘》一书,这是对“妇女是二等公民”论的宣战文告。她这书成了妇女运动的指南,她的主张也时有所闻。杰曼·格里尔和凯特·米利特参加了这运动,给运动增添了文学和艺术的风格。格洛莉亚·斯坦内姆有效地利用新闻工作和女权政治来替妇女说话。
  也有嘲笑妇女解放的人。当时反主流文化派的知名人士阿比·霍夫曼宣称,“我只在一处地方愿意与妇女解放运动结成联盟,那是在床上。”有些历史学家提醒世人说:天下本无新鲜事。他们指出,在一七九二年,英国有一位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人就勇敢地发表过一本《维护妇女的权利》,她争辩说,“暴君和好色之徒……力图使妇女百事不懂,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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