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历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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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流氓的行为特征行骗…借官府、官人之名行骗
2．借官府、官人之名行骗 借官府官人之名以行骗者，真谓是花样繁多，不胜枚举，这里仅列出几种类型以作说明。 ①撞太岁。有的流氓混迹官场，招摇撞骗，靠官府吃饭。这就是当时闻名北京的“撞太岁”。所谓的“撞太岁”，明人张襄的解释是：“京师依托官府，赚人财货者，名‘撞太岁’。吴中名‘卖厅角’，江西名“树背张风’，皆穿窬之行也。”（张襄：《水南翰记》）“撞太岁”一词，这个“撞”字用得极妙。无赖子们整天无所事事，在街上闲逛，目的就是寻找一个骗取钱财的机会以资生计。但到那里去寻找机会却毫无目的，所以只能靠“撞”大运了。《明实录》对无赖子的“撞太岁”行为记之甚详，现引述如下： 在明英宗天顺年间，京师有无赖子数十人，常在吏部前徘徊，打听到选官监生，“或谋赂内外官求美除”，但因家境贫困财力不足，因此只好借贷，于是无赖子就将他们带到富裕人家借钱。借来银子以后，就替他们行贿。如何行贿姑且不论，若一旦有时凑巧，选官偶得肥缺，无赖子就“掩为己功，分有其金”。同时，无赖子又执借银凭据给所除官，一同前往任所，“取偿数倍”。（《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二，天顺六年秋七月） 伪造制书行骗。所谓“制书”，就是圣旨，也即诏、诰、谕、敕书之类。不言自明，所说的伪造制书就制造本来并不存在的圣旨。这是流氓巧生事端，借皇帝的名誉骗钱。有时候，流氓也伪造各部衙门的文书，或者假造都察院、布政司、按察司或府州县等衙门的文书，“诓骗科敛财物”。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湖广，有一位流氓魏延文，假造“上谕和总督官衔报单”，以此信伪称圣旨，并许愿给他们八品顶带，“诓骗银钱”（《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卷三十，《刑律诈伪·诈伪制书》）。 冒充官员或官员族属行骗。官大一品压死人，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流氓当然也深谙其理。所以，有时他们冒充皇亲族姻党家人，或者在京，或者到外省，出入于大小衙门，嘱托公事，贩卖制钱盐，包揽钱粮，有时甚至巧立名色，挟骗财物，侵占土地；更有甚者，有时流氓就直接假充官员，“恐吓害人”（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三三，《风俗》）。 有时流氓便假冒大臣和近侍官员的家人，在乡村地方横行霸道，惹事生非；有时则干脆伪造凭札，自己充当起官员来，借此到处招摇撞骗。清代的内宫太监，虽已与明代不同，说不上权势显赫，却也不是好惹的主。所以，流氓也拉起他们的大旗，假冒内宫的亲属或家人，“恐吓有司，诓骗财物”（《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卷三十，《刑律诈伪·诈假官》；《刑事诈伪·诈称内使等官》）。 假借名人之后的名头或现任在朝官员之族属以骗取钱财，也是流氓行骗中常有的事。如清时有一位医人，自称是宋时“包孝肃公”的后代。虽略晓医术，但替人诊脉，服其药后，却又不见效果。他还自称已有一百几十岁，曾经到了阎王殿，却被阎王“放还”。再如清嘉靖时期，大学士顾鼎臣原籍苏州府，于是就有一些流氓假冒是顾大学士的亲族，“私出路引，贿买关文，驾舟悬牌，装载客货，所在骚扰，逃匿租税”。 设立牙行，诓骗客商。自明中期以后，天下大码头逐渐兴起，主要有荆州、樟树、芜湖、上新河、枫桥、南濠、湖州市、瓜州、正阳、临清等处。这些地方大都是商旅辏集之所在，买卖兴旺，因此一些牙行经纪人便靠此赚钱。牙行经纪人赚钱也颇有一些骗人的流氓手段。这些牙行经纪人平常假装架高拥美，乘肥衣轻，挥金如土。显得他们资本雄厚，借此炫耀自己，吸引客商。有些客商不远千里，前来发卖货物，一入牙行，经纪人“但以酒食赍之”。货一旦入了牙行，“无不侵用，以之结交官府，令商无所控诉，致贫困不能归乡里”。
第四部分：流氓的行为特征行骗…骗拐人口，谋取不义之财
3．骗拐人口，谋取不义之财 有时候，流氓的骗局更是赤裸裸的，就拐骗人口这一问题而论更是如此。他们骗拐幼女，卖钱花费，罪恶不轻，手段也较为下流残忍。在宋代，有的流氓以剽掠人口为业，号称“贩生口”。每当遇到荒歉疾疫年份，这些从事“贩生口”生意的流氓，就将人口径行掠去，“大多卖给求食人家”，即买人当粮食吃。这是因为，将人卖给良人家为奴仆，得钱太少，而卖给“求食人”，则得钱甚多。（吴雨岩《禁约贩生口》，《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四）由此可见，宋代流氓惟利是图之一斑。 明代淮阳花子帮骗拐人口的手段也可称得上阴损之行。在明代，专有一种“乞丐船”，大都出自淮阳人。丐首善骗术，果饼内放入哑药，幼儿女吃后哑不能言，“即抱人舟，浮舟他去，人不得其踪迹”。幼女长大以后，如果长得美貌，就先将她奸淫，然后再卖掉，“得高价”；若相貌平平或丑陋，“或瞎其目，或断其手脚指，教以求乞话，行乞焉。乞所得不如数，痛责甚惨”。（李乐《见闻杂记》卷十）显然，这种丐首的恶行已与流氓并无二致，骗术亦大致相同。所差别者，此等丐首的流氓恶行表现在以残忍手段坑害别人，而流氓则可强行抢夺。 拐骗人口在清代中国不仅仅是淮阳一地，可以说是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当时，在北方土语里，一般将拐骗之徒称为“念秧”，意思是说，这些人用言辞浸润，乘机以行其诈骗。而在南方，则称之为“局骗”。流氓拐骗人口以后，有些将内地人卖到边地土官土人那儿，谋取钱财；有些拐骗幼孩，割筋刺眼，让他们求乞；有些诱拐好人子女，将他们典卖，给人做妻妾；有些拐来妇女开窑子；有些与洋行勾通，拐来人以后卖到外国当劳工。种类各色各样，不胜枚举。 通常情况下，以强力取不义之财者，称之为“棍徒”；以诡计取不义之财者，称之为“骗子”。在骗子中，拐骗人口之骗子，清朝廷一般也按光棍例处置，即与流氓的处罚相同。如康熙十八年（1679），骗子夏三用迷药搀在面饼中，拐走孩童12名，就被照光棍例坐罪。（《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十月初六日） 在清代，流氓参与行骗，强力与诡计两种手法兼而用之。 所谓“猪仔”，这是指内地平民被拐卖出洋，略卖为奴，让他们专干苦役，所以称之为“猪仔”。在当时的南洋群岛，有一批不肖之徒，专门勾结内地地棍，“诱致壮丁”。如果见到贫穷男子，起初用小利引诱，再用好话劝导，对他们说，一同到某地经商，定能发财。一些愚蠢者就被他们所惑，随从他们一同来到贩卖猪仔的场所。这些贩猪仔者，一般都租有旅馆，作为自己的窟穴。一入其室，这些人就被禁捆起来，不让他们随意出入，甚至将他们囚禁于木笼中，每个木笼关押一人或二人，每天只给吃两次粥。等到议定价钱，贩卖者就将他们集中起来，用海船载往新加坡等地，沿途发卖，大发横财。（徐珂：《清稗类钞》，《棍骗类·贩猪仔》） 至于一般性的拐带人口，则以上海一地为最多。这些拐卖人口的棍徒，内部也有自己的黑话，称妇女为“条子”，称小孩为“石头”。当时，扬州、苏州、松江、无锡等府的乡下女子，以为上海工资比内地高，就纷纷到上海的巨室中做佣人。一到上海，就投到“荐头”的店中。所谓“荐头”，实际上就是专干介绍佣仆之人。不过，这些人有时也干一些拐卖妇女的勾当。名义上以介绍为名，而暗地里却将妇女带到邪僻之旅馆，“先与奸宿，无几时即入拐匪之手矣”（徐珂：《清稗类钞》，《棍骗类·拐带妇孺》）。在清末，上海拐带妇孺的案子很多，几乎可以说是时有发生，而且屡见报端。如同治年间，上海有一批无赖匪徒，专拐童男幼女，“引至僻静之处，毁其面目，残其肢体，百出机巧，务使不齿于人类。然后携之通都大邑，屠为奇货，以供观览，而藉以乞求。”（《申报》，同治甲戌六月十八日）其实，清末流氓的这种做法也是渊源有自的。明代横行于安徽一带的“乞丐船”，他们的所作所为大致也是如此。 在苏州，还有一种人做“瘦马家”的勾当，这种勾当与流氓的拐卖妇女颇有渊源。这些瘦马家“收取妇女，涂饰卖人作婢妾”。在买方与瘦马家之间，有一批中间人，大都由一些流氓充任，名称“白蚂蚁”，意思是说这些人“无缝不栖”。于是，有些买妾者就时常到瘦马家拣择，中意就付高价，否则，就以零星银子犒劳，称做“看钱”。这样，就专有一批“浮浪者”只办看钱，去瘦马家“故作拣择，以恣调趣”（龚炜：《巢林笔谈》卷四，《瘦马家和白蚂蚁》）。 至清末，自成都、重庆而下，也有一些匪徒专门以拐带妇女为业。这些人交结极为隐秘，而且拐带妇女之术，诡计百出，很容易使人上当受骗。他们每当拐带少妇时，首先是指使团伙内的妇女去执行。这些女拐匪经常骑着驴子，不时在村落之间游弋，看到有村妇骑驴出门，其丈夫若跟在后面，则赶驴向前，故意与村妇并行。随后，与村妇互通姓名，假装献殷勤，而暗地里却紧赶驴子，让其快行，而村妇“不觉而速”。过了一段时间后，其夫就落在后面。“如是数转，乡妇路迷急遽”。女拐匪就假装安慰道：“不用怕！前面有我亲戚，可去小憩。如果困乏，也可借宿。”于是，就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