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2期-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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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曾在《钟山》做过编辑，曾经编辑过我的一部中篇《没有夏天了》，所以我该称他为“老师”的。他那时大约精力充沛，不但写出了一大批令他大红大紫的作品，而且在做编辑上也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这大约也可以看出苏童为人为文的“诚恳”。最早见他是哪一年我已经记不得了，苏童看上去有点“腼腆”，在公众场合的话语似乎也不多，他的形象，可以用如今比较时髦的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酷”。他的“腼腆”，使他相貌上的“酷”得到了最好的收敛，所以苏童才成为“书生”，而不是演员。
我与苏童开过几次笔会，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贪吃”，我与他一样有“贪吃”的同好，所以我非常不喜欢和他邻座，两个饕餮之徒都虎视眈眈地盯着美味佳肴，它被“消灭”的速度可想而知了。不过，苏童的吃相很文明，而且他也懂得谦让，是一个有品格的“贪吃”的人。我知道他“贪吃”，有一次我就给他讲我如何在副食商店买了大骨棒，把它们放到大的钢精锅里用文火煮它几个小时，你在这边可以从容地写作，等到了吃饭时，骨头汤只剩奶白色的小半锅，你可以加上各种调料，洗一把碧绿的菠菜放上去，美美地吃上一顿。这菜做起来不需大操大办，省时，既解了“馋”，又补充了营养。苏童听完我的叙述，果然馋得声称“要流口水了”。
笔会上的苏童非常喜欢打牌。他与兆言和格非凑在一起，会打得昏天黑地的，全不把优美的风景放在眼里，也不想着该出去享受一下大自然的雨露阳光。所以我曾戏谑他们要在青山绿水间把自己给打傻了。苏童还特别的“懒惰”，那一年我们去黄山，我们早已经到顶峰，两小时后，苏童才姗姗登临，一脸的痛苦状，抱怨这山太高。我说他这做派很像一个地主，大约要有几个长工抬着滑竿，再有几个丫鬟拿着摇扇为其驱热，他才来得惬意。当然，这些都是玩笑话了。
也许是同龄人的缘故，我很关注苏童的创作，他的作品既是写实的，又是浪漫的。他的新作，我只要能见得到的，一定要读的。我喜欢他的小说。比如发在《收获》上的《两个厨子》，《钟山》上的《白雪猪头》，《天涯》上的《一九七三年深冬的一个夜晚》，这些作品都是苏童的近作，我觉得它们非常扎实，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可感可触。所以，在报纸上看到有关对苏童作品的评论，说他的近作不如从前，我觉得这是不客观的。要知道，苏童走红的那些年，很多人也未必认真读了他的作品，而是跟着媒体人云亦云。而现在认真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才敢来“发言”的批评家也越来越少了。文坛已经相当浮躁了。当然，一个作家一直保持着创作上旺盛的激情是不现实的，谁都有创作的高潮和低谷。我们用不着怀疑一个优秀的作家，用不着为着一个作家极个别作品的“平淡”而大惊小怪。
苏童和兆言同在南京，他们的身上，都有一种非常可贵的文学品质，那就是闲适。无论是他们的为人还是为文，都可以让人体会到那种宠辱不惊、挥洒自如的气度，这决定了他们的写作一直悠徐从容、不急不躁。看来是江南灵秀的山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了他们。
还有两件小事值得一提。有一年，我因自己的一本书被出版社恶意篡改而与之对簿公堂，法庭需要一些作家提供的关于这类事对一个作家“名誉权”的影响，我给苏童写了一封“求助信”，他很快写来了与之相关的文字，并说他的作品也曾有过类似遭遇，提醒我打官司要“酌时酌情酌力而定”，使我一直心存感激。还有一次，我们在海南岛参加《天涯》的笔会，有一天傍晚一行人在海边散步，李陀先生忽然指着前方的苏童说：“你们看他，像不像一只虎头鞋？”李陀是东北人，他把苏童与憨头憨脑的虎头鞋联系在一起，的确十分传神和精妙。我们大笑起来。苏童大约听到了这话，他回过头怪声怪气地问：“你们笑啥哩！”
一朵乌云
刘震云是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的师兄。那所学院位于京郊十里堡，只是一座矮矮的瓦灰色小楼。校园只有几棵孱弱的杨树和一片还算茂盛的藤萝架，常见震云和做律师的太太抱着美丽的女儿妞子在这简朴的校园徘徊。刘震云家所住的农民日报社离鲁迅文学院很近，他家没有花园，便把校园当成自家花园来闲逛。
刘震云来校园闲逛时多半是黄昏时分。白天在教室里却不常见他，他在农民日报社还有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要做。只要他来教室，通常是提着一个大水杯，下课休息时就去同学的宿舍续水，有时也顺便蹭一支同学的烟来抽。
刘震云喜欢开玩笑。他开起玩笑来不动声色，同学们对他的评价是：“刘震云的话永远让人辨不清真假。”所以即使他说真话的时候也没人把它当真。他的性情如他的名字一样，沾染了一些云气的氤氲与逍遥，当你认为看清他时，其实他还十分遥远。
刘震云走路有些仄着身子，看上去就像个农民劳作了一天从田里归来。他的一口纯正的河南腔还带着那块土地的麦场被夕阳灼过的气息。常听他谈起外祖母，他对她非常敬佩和热爱。记得有一年春季他外祖母去世，他从河南老家奔丧回来，他在电话中很伤感地说了一句：“我有大不幸了，我姥姥去世了。”那一瞬间他委屈得像个孩子，好像他外祖母领着他出去拾麦子，不负责任地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给抛到野地上了。
毕业之后见刘震云的机会便少了。倒是常在电视上看到他在做各种节目的嘉宾，还很恶心地在《甲方乙方》中过了一把电影瘾，饰演了一位失恋者。刘震云在电影中的表现可以用一部名著的篇名来概括：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刘震云是一个清醒理智的人，但这一次却是把戏做过了头。当我这么说他的时候，他很理直气壮地辩白：“葛优说我没准能拿个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呢。”我想这是刘震云接受批评的一种表达方式。
刘震云苦心经营了六年的长篇巨制《故乡面和花朵》终于杀青了，我还没有看到这部长篇的全貌。他的毅力和才情令人叹服。我和毕淑敏有一次聊起刘震云，毕淑敏说：“刘震云可真了不起，能够写一部这么长的小说。”我想只有年富力强的男作家才会有这种魄力接受这种自我挑战。漫长的写作对作家身心的折磨是不言而喻的，而它带给作家的那种畅快淋漓的艺术感觉也是不言而喻的。
刘震云是个看上去很舒服的人，极易接触，所以他人缘不错。他的身上既有农民式的纯朴，又有农民式的狡猾，而这也仅仅是一种直觉。何镇邦老师勒令我写他时，我以为对他很了解，可一落笔才知道刘震云对我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要画出一个活生生的他，恐怕只有王朔才会胜任。
记得有一年一帮朋友去黄山参加笔会，途经太平湖时，那些会游泳的人纷纷跃入水中。我们这些旱鸭子坐在湖边看绿水中的人姿态万千地浮游。大多数的人都把身子浸在水里潜游，只有一个人是一直漂在水面上的，就像一具浮尸。大家惊异地指点着那个人时，他渐渐地由湖中心向岸边游来，我们看到这个泳姿怪诞的人就是刘震云！坐在岸边的人就拼命起哄，不让他上岸，刘震云不动声色地又朝湖中心游去，依然用他那自由而又有些骇人的泳姿。一个朋友骂他：“装死！”
但愿刘震云能够做一朵乌云，当闪电击穿它时，会洒落倾盆大雨。没有雨意的云彩只是晴朗的一种点缀，而乌云却能在天地间制造一种独有的气势和声音。
迷舟的格非
十年前的夏天，在青岛的八大关海边，一个名叫刘勇的青年出现在《中国》组织的笔会上。那时他刚刚毕业留校在华师大，看上去朝气蓬勃。他毫不掩饰地当众炫耀和他谈恋爱的女孩子如何好（也就是如今他的妻子王方红），当然也口若悬河地讲一些外国大文豪的名字，这大约是使我对他最初印象并不很好的一个原因。我那时武断地把谈论某某大师认定是一种虚荣和时髦。所以，在笔会上，尽管我与刘勇同龄，都是二十刚出头，但是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谈。刘勇因为有事提前离开笔会，临行前到我和庞天舒的屋子坐了一刻，仿佛吸着烟，说了一些话，说什么也都忘记了。
很快，中国文坛突然出现了格非的名字。读他的小说，惊异于其语言的那种朴素的华美。后来一位朋友告诉我，格非就是刘勇，这使我觉得有些意外，因为文章似乎与记忆中的刘勇很难联系在一起。格非的小说像晨雾一样袅袅袭来，他的作品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喜欢和评论界的赞赏。一九八九年春天的一个日子，我从北京八里庄的一家邮局出来，在几株绿树前碰到鲁院的一位同学，他对我说“刘勇今天下午来”。在我的意识中，格非早已暗暗地不可抗拒地取代了刘勇，所以一时有些糊涂，想不起自己所认识的人中有哪一个人叫刘勇。同学见我疑惑，便说：“就是格非。”
格非果然来了，他看上去还是一脸少年相，我们请他在鲁院的食堂里吃粗茶淡饭。之后他到我和海男的屋子小坐，闲聊了一刻。而聊些什么也一样是记不得了。
就这样又过了六七年。这期间，不断读到格非的作品，尤其是今年他的长篇《欲望的旗帜》，其中某些章节闪烁着一种辛酸的温情，读来令人心动，我便有了想和格非说点什么的愿望。六月中旬，我因《晨钟响彻黄昏》的案子到沪，便与格非通了个电话，开庭后的下午到华东师大他的家中聊天。那天刚好谢有顺也在，他比格非和我还要年轻许多，而其批评文章却不同寻常的老辣。我们在格非简朴的家中喝茶、谈天，听了一段拉威尔的音乐，然后由格非做东去校园内的一家小餐馆吃饭。饭后，散步在华东师大灯火微漾的校园中，看着草坪、花坛和树影，感觉那空气不同寻常的清新，它令我想起自己的教师生涯，有种亲切的怀恋之感。上海是喧闹的，华东师大却是寂静的。格非就生活在喧闹的寂静中，因而他的文章总是有一股超越了年龄本身、仿佛已经历尽沧桑的宁静。
十二月，在广东《花城》的笔会上，我再次与格非相遇。听他在座谈会上的简短发言，他那慷慨激昂的样子，还隐含着一股少年般的激动，可以想见他在华东师大应该是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在大多的时间里，他都与苏童、叶兆言、文能在一起打牌，我便戏谑说他们要在青山绿水中把自己给打傻了。终于有一天晚上，格非脱离了牌局，他与我、耿占春和潘维散步到山庄下的湖畔。湖很大，微风使湖面传来温柔的水声。我们发现前面泊着一条木船，耿占春和潘维先行踏上了船。格非返身召唤我上船，我有些害怕，那木船没有灯火，一派黯然，看上去很古旧，仿佛它已经在此停泊了一个世纪。我怀疑有幽灵居住在里面。格非站在船上，返身燃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