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1期-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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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显然刺痛了他，盯着我：“你，你怎么这么说话？！”我毫不退让：“我怎么啦！老爷子，您七十多了，淡泊名利；我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已经过了追星的年龄，就是拍了您，也不会给我增添什么财富、名望；要拍您，是我出于对您的崇敬，也代表我山沟里的那些苗家兄弟亲人完成一个心愿，否则我何苦来呢！”他沉默了，看着我，那眼神多了些内容：“好吧，明天上午给你，随你怎么拍。”“说话算数？”“驷马难追！”就这样，我总算把他搞掂了。
第二天上午，他果然兑现诺言，而且带来他的得力助手罗孝和研究员。他说许多事是罗做的，他才能说得更清楚。而罗研究员却说，他是掌方向盘的，自已是往锅炉里加煤的。后来我才发现，他们不仅是事业上攻关的战友，而且是谈话中的最佳搭档，那一唱一和，插诮打诨，真如舞台上的牛群、冯巩，使人捧腹难禁，难怪他一定要把罗拉来。他们谈了创业的艰难，道路的坎坷，人事的复杂，文革中的灾难；也谈了攻坚上的曲折，失败的痛苦、茫然，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啊，这种时候，罗往往会捅他一把：“喏！
这种时候就看他了，他一拍脑袋，指个方向，大家又接着干，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他们说了许多科学数据、理论、关节，什么“母株”“子株”“不育株”，什么“一系、二系、三系”……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更没法说清，这里就略去了，“记趣”吗，就说点有趣的事儿吧。
他说：一次他和助手罗在海南出差，住人家招待所里，最后结账回家，都走出好远了，罗一拍脑袋说：“哎呀，出了大事了！”就匆匆赶回去，硬要和人家算账，原来是人家少找了我们半斤粮票。你们看，这就是乐哈哈（他把罗研究员称乐哈哈），小气鬼！说着捅了罗一拳，大笑不止，而罗却一板正经地：“小气鬼？！那时半斤粮票，可以混一天呐！”我却笑不出来，是啊，我们曾经有过半斤粮可以难倒英雄汉的时日啊。他又说有一次，他们打扑克，输了钻桌子，他和罗搭档是对家，他们输了，他看到对手拿出了照相机，大事不好，他蹭一下就钻过去了，那家伙照相机还来不及打开，等到罗磨磨蹭蹭钻的时候，人家拍个正着，后来这照片还在报纸上登了出来，他人又胖，撅着个大屁股，哈哈……袁隆平此时眼泪都笑出来了，一副顽童恶作剧欺负人的神情。罗却苦着脸憨笑。这就是大科学家袁隆平真实的另一侧面，你能想象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吗？
我问他：哎，听说，你真的反对八字宪法，怎么回事？他说，嗨！我哪儿敢反呀，那是六十年代，一次讨论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我说，还缺少一个“时”字，农业要讲季节时令，农村还有谚语：“芒种不种棉，夏至不栽田；夏至栽田禾线短，芒种种棉有个卵”……旁边有个老师就捅我：你莫乱讲来，八字宪法是毛主席亲自定的。这下不得了，当时有一位女老师就记在小本子上了，“文革”时，她就把这交给了造反派，这下就不得了啦，罪大恶极，把我隔离，把培育的种子给砸了，把试验田毁了，幸亏当时有领导保了我一下，否则就在劫难逃；不过后来毛主席好像也听到了我这个意见似的，所以在解释八字宪法时，加了一句：“不误农时”。
一个上午就这样谈笑风生、嘻嘻哈哈地过去了，最后他给我书录了一首他写的诗：“山外青山楼外楼，科学探索永无休，成功易使人陶醉，莫把竿头当尽头。”这应该是他对自已的清醒自铭吧。对科学上的事，对杂交水稻的事，我仍是懵懵懂懂；对袁隆平其人，我感到近了，懂了，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却说不好，但我喜欢他，爱他，这爱是平等的爱，平民的爱！
所以我把他谓之为“平民科学家”。
四
他生在平民中，长在平民中，一辈子混在平民中，即便他有了别墅院落，仍然一年四季不设防，随便各色人等出入；配给他桑塔纳专车，他一般不坐，还是一天到晚骑他的小摩托，他说这样自由自在。据说为此，省委书记还亲自劝阻他骑摩托，但他一直阳奉阴违。据说他那座别墅的来历，还有故事：八十年代，杂交水稻（一期）成功，在国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美国有一个电影摄制组专程来中国拍摄袁隆平，摄制组在北京时，随意谈起：像他这样的科学家，要是有专利在美国，那就是亿万富翁，至少是洋房别墅、网球场、游泳池、小轿车……这信息传到了湖南，天呐！
那时袁隆平还窝居在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的两间平房里，这未免太丢中国人的脸面了（彼时，中国的这类事是很多的），于是就找到了当时已经不用的一个校舍，临时改装一下，命他搬了进去，以应付洋人，挣面子。事后领导们就干脆把那地方划拨给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于是乎他就真的住上别墅了。他的平民意识、平民习性是他与中国百姓同样经历了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习习相关。三年困难时期，他曾经饿倒在路野。（那时他只是个普通的农校教师，还没有黄豆、营养品补助什么的。）他亲眼目睹饿殍陈野的情景，使他深深陷于忏悔之中，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我算什么农业科技工作者！其实他这完全是出于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知识分子良知。中国是几千年的泱泱农业大国，水稻最早训化就在我们的江西。（他是江西人。科学考证，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出土于江西，距今七千余年。）于是，他决心将杂交水稻的攻关作为已任。真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真做到了，八十年代末，就解决了大面积亩产六百公斤；九十年代初又跃上新台阶，大面积亩产七百公斤。这意味着什么呢？有人算过一笔账：光杂交水稻增产部分，就能解决六千万人口的吃饭问题。即以当时中国十一亿人口计，每年人口净增长2
％，每年增人口约两千五百万，也就是说，光杂交水稻增长部分，就足以抵消人口增长的压力而且有余。这你可以理解：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你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粮票为什会逐渐失去了价值，以至于它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你都不曾留意。你也可以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交通、水利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占去了大量的农田耕地，我们的粮食产量还会自足有余，为什么我们还会胸有成竹地实施退田还湖，退耕还林；为什么改革开放的决策者、指挥者们在中国人吃饭的问题上还会那样的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要知道，几千年来，吃饭问题一直困扰着国人啊！
而历来的社会动乱、烽烟迭起大多与肚皮问题联系着。农民出身，伟大如毛泽东者，对粮食问题就更有切肤之痛了，建国方略就明确地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又一再提出“以粮为纲！”、“深挖洞，广积粮”，他一直期盼着“手中有粮，办事不慌”的境界。而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粮食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了（我们相信领导们绝不会掉以轻心的），这说是天渊之别，也决不为过啊！
当然，这一切绝不能仅归功于杂交水稻，更不能仅归功于袁隆平个人。有着种种的综合因素。但袁隆平作为这一对人类有着难以估量意义事业的始发轫者、中坚和指挥者，功莫大焉。
在袁隆平所获的林林总总的奖章中，有一枚特别吸引我的眼球，“联合国粮食安全奖”。开始我有些困惑：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与联合国的安全有什么关糸？后来我看到一位美国学者的文章，才有所释惑。作者预计：二十一世纪中期，中国的人口将达到16—18亿，而中国的耕地在缩小、在恶化，彼时中国的土地将如何承载18
亿张嘴的冲击？应该说，这位先生并非杞人忧天。就是在中国，也不乏这样的学者。现在袁隆平的三期杂交稻的实现，应该说大大缓解了中外学者的“世纪之忧”。最近，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庄司百合子透露：“中国已经不需要传统的粮食援助。相反，中国现在可以通过该组织向缺粮的国家提供援助，同时作为世界最大的谷物生产国，中国还有可能成为世界粮食计划署重要的粮食采购市场。”
袁隆平的声名某种意义来说，是“出口转内销”，在国内尚不见经传的时候，在国际上已经大大的有名了，他的许多奖章、奖状都是外国给的，他的诤友、学生遍天下，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曾高薪聘他为顾问，被他婉拒。美国曾经用15万美元买他的100粒杂交稻种，国人总把贵重物品与黄金论比，黄金一克约合人民币100元，100粒稻种约4克，15万美元，约人民币125万元，那么一克稻种就是41万元，一粒约1。2万元，孰贵孰贱？
在他的杂交水稻研究刚起步时，日本人也在搞这个项目，而且做出了巨大的投资，他们决心要抢在中国人前面。可是到上世纪末，日本人终于承认失败。他们终于来到中国，找到袁隆平，寻求帮助、合作！当他们在袁隆平面前，九十度的鞠躬，恭谨地叫声“袁老师”的时候，真让人有种说不出的痛快！
袁隆平于2000年，评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时，非常高兴，“嘿！总算评上了！”我曾经很奇怪地问他：“老爷子，怎么，您对这个也很在乎么？”他说：“唉！
在国外讲坛上讲学时，主人总是先介绍：请中国袁隆平院士演讲，我总是得先忙着申明，我不是院士，台下总是一片哄然。事后记者还要追问，为什么不是，我也莫得办法讲清楚，现在好了，我可以理直气壮，名正言顺了。
前面我讲过，我家乡的父老兄弟要给他造庙，而据我知道，湖南郴州地区有一位四十多岁农民已经为他造了。那是2000年，一位专业种植蔬菜的农民给他寄来一张图纸和一封情辞恳切的信，那信上把他尊为多灾多难饥饿百姓的大救星，他说用袁的方法种出的菜比别人产量高，他现在生活富裕了，将用余钱为大恩人造庙，要比用来大吃大喝胡玩乱用有意义得多……信写得很朴实感人。那图纸却是让人忍俊不禁了，一座红墙绿瓦的庙宇式建筑，两排兵勇拥着一台八抬大轿，袁隆平端坐轿内，却不穿官服，素常模样，从衙门里走出，门口一群老少农民夹道相迎。制图者解释说，袁隆平对老百姓是立大功的，他理应得到这样的奖赏。袁隆平看后，哈哈大笑说，这一来，我不是成了抚台大人了吗！
于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