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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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邪恶的、贪婪的、自私的、敌意的，基督教的原罪也好，弗洛伊德的“伊特”也好，皆将我们的内在本性解释为恶的动物性，而实际上，无意识、非理性、倒退、直觉、本能这些一直被文明所贬低的东西，原原本本即是“健康的”
，“这个内部的核心，这个真正的自我是好的，可信赖的，合乎道德的。”这个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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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本能渴望的深蕴自我，也是创造性之源，“我们的快乐、幻想、欢笑、游戏等等能力，成为自发的能力，和在这里，对于我们最为重要的创造的能力，都是出于这一无意识，出于这一深蕴的自我。”
文化显然或至少应该是满足需要的，而不是禁止需要的，它不仅是为人类的需要而创造的，而且也是由人类的需要创造的，精神生活在根本上亦是我们“生物生活”
之一部分，它“根源于人的生物学本性，它是一种‘高级的动物性’”。弗洛伊德的“一个大错误”即在于，他受实证主义的局限，出自一种物理主义、化学主义的“还原论”
，将人类的高级本性、人类的尊严与道德还原至本能上面，而且是病态的本能上面、道德成了一种“不接受”或“不满意”的“副现象”
，成了人类的一种“后天的虚饰”
，是“一般人普遍心理病态的毫无道理的副产品”
，于是，仁慈乃是为掩盖我要杀人的愤怒的“反作用形成”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杀人则比仁慈是更基本的本性，仁慈仅仅是防御自己攻击本能的手段，是“压抑”自己破坏性冲动的方式，慷慨则是对吝啬的反作用形成……为什么弗洛伊德不把杀人说成是爱的反作用形成呢？这恰恰暴露出弗洛伊德的时代偏见。精神生活、高尚而美好的冲动本身，并不是本能受压抑而升华之结果，更非人之死本能的反作用之形成，它恰恰是首先满足了更迫切的动物需要的结果，人的需要是有层次性的，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尽管这种划分是相对的，但需要的层次还是有一定的固定性、顺序性，问题的关键是，这些需要之间并不是相互反对的，也不是相互排斥的，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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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人那里，它们是指向同一方向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错误——这也是以往人性观的通病——即在于，将人性原始的动物性需要严格限制在食、色之类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上，而将人类追求真善美的高级冲动则假定为在内在性质上不同于这些动物性的需要。于是完整的人的形象不复存在而被机械地分裂为灵魂与兽性的本能、理性与非理性、酒神与太阳神等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以一方控制另一方，以一方压抑另一方。二歧化的非此即彼——人是理性的抑或本能的？人要理性抑或要本能？——所产生的结果总是一个病态的“此”
，一个病态的“彼”
，创造了一个“病态的意识”和一个“病态的无意识”
、一个“病态的理性”和一个“病态的冲动”
，二歧化本身即是一个“病理过程”。
有鉴于此，马斯洛呼吁，“粗暴的”
、“惩罚性的”
、“超我”
必须在心理治疗中降下来，应该变得更和善、更认可、更可爱、更自我赞同。
“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说，个人对个人自我的理想和个人对个人自我的实际觉知逐渐靠拢，能容纳自尊并因而也能容纳自爱了”
，换言之，一切“应然”的道德即不是神的立约，也不应是父权的内在化，而应原原本本出自人性的“实然”
，“发现一个人的真实本性既是一种应该的探索，又是一种是的探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弗洛伊德的“超我”
，“上升”到“内在良知”的水平。
而内在因有的良知、“内在固有的负罪感”
究极地讲应植根于生物学基础中，它是“建立在无意识或前意识地知觉我们自己本性、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自己的智能、我们自己的‘召唤’的基础之上”。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不再是病理展现过程的手段，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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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深蕴冲动的声音”的方式，成了发现自我同一性的途径，“自我同一性的发现是通过冲动的声音得到的，通过倾听你内部的主要部分，倾听它们的反应，倾听你内部正在进行的活动得到的。”人类的尊严、道德，人类的整个文化、整个社会都应为这一自我同一性的发现与实现创造条件而不是施以羁绊，健康社会、健康道德的标志是保护、促进和鼓励“似本能”的需要的表达和满足。在自我实现者那里，不再是“控制”冲动而是“接受”冲动，给自己的冲动以认可、容许、赞美、满足，让其充分表现自己，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的防御，他也没有把自己隐藏在假面具和社会角色背后，他有的只是单纯、自发、自然、天真、活泼、自由与率真而动，他是最自爱的人，也是最爱人的人，他是彻底的个人化，又是完全的社会化，在他身上，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描述与规范的两难困境得到了彻底克服，“假如最社会化的人本身亦是最个人化，假如最成熟的人同时又不失孩子的天真和诚实，假如最讲道德的人同时生命力量旺、欲望最强，那么，继续保持这些区别还有什么意义？”
不难看出，在弗洛伊德的后继者与人本主义心理学者的人性论中，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乐观主义色彩，他们对人性的高估的确是以往哲学中所罕见的。如果说从叔本华、尼采到弗洛伊德的人性观是一个逐步的“去圣化”（ｄｅｓａｃｒａ
ｌｉｚｉｎｇ）的过程，将数千年围绕在人性上的种种虚幻的光环加以层层剥落，让人直面赤裸裸的意志本性（“生命意志”
、“权力意志”
、“性本能”）
，那么可以说，从荣格、赖希、弗洛姆到马斯洛的人性观则是一个逐步的“再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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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ａｃｒａｌｉｚｉｇｎ）
过程，然而，这一次再圣化绝不是重新回归前尼采、前弗洛伊德的“圣经式”的“自恋”
，而是原原本本即对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所无情剥落出的赤裸裸人性基质的正面肯定与礼赞。人们自然有理由指责人性再圣化过程中对无污染的人性与本真的道德的向往所表现出的幼稚与天真，马斯洛本人即声称，在人性问题上不仅不应避免天真，而且要尽力天真。矫枉必须过正。
这个“再圣化”的过程大致有三个标志。
其一，在研究人性的方法上采取“未来取向”的方法。
“未来取向”是与“过去取向”相对而言的，过去取向的研究是从普通的人甚至是从病态的人（如弗洛伊德的人性理论）
出发，将没有得到健康成长的有缺陷的人格推广成普遍的人格，而且过去取向的研究冒称从人性的事实出发，实质上是以既定的社会（不健全的社会）的既定标准（不健全的标准）
、既定价值架构来衡量人性中的一切，将哲学家本人的人性与道德观框架（实际上是从历史、从社会接受而来的）投射为整个人类的人性与道德本身。未来取向的研究则与此相反，它是从“健全的人”
、从“成长的人”
、从“自我实现的人”出发，高估人性而不是低估人性；它对现实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扭曲采取毫不留情的批判态度；它充分估计到人性发展的种种可能性，而不是将人性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加以简单的肯定或否定。
其二，在道德观上采取“内在取向”的方法。内在取向与外在取向相对而言，外在取向的道德观，偏重于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来判定个人行为的价值，强调道德的“权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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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性”
、“强制性”
，内在取向则从个体内在生命的角度来判定个人乃至社会的价值，强调道德的“人道主义性”
、“内在性”
、“自发性”
；外在取向的道德强调自我否定、自我牺牲，内在取向的道德则强调自我肯定、自我实现；外在取向的道德的形式是“你必须”
，强调的是无条件地服从外在的权威，内在取向的道德形式是“我应该”
，强调的是根据人的本性的法则来展现他自己的力量。
其三，再圣化思潮强调人性的完整、完美，反对以往哲学的“二歧化”思维。传统哲学在人性问题上多采取二歧化的立场，将个人和社会、本能和理性、无意识和意识截断对立起来，同时又将道德等同于社会性、理性、意识方面，其目的就在于控制甚至否定、取消人的本能、无意识、个性，道德成了人心中起诉、审判自己生命冲动的法庭，成了颁布“抑制”
、“禁止”
、“惩罚”之类法令的立法工具，圆融的人性遂被肢离成本我、自我、超我（良心的化身）的拼凑体，超我来压抑本我、控制自我，一味进行自我谴责，本我则反抗超我，不顾一切，一味寻求自我快乐，自我则缠在其间，充当和事佬，生命遂成了一种负担、一种罪过，最后的结论就只能是禁欲主义、虚无主义。再圣化思潮与此相反，它试图取消人性分裂的现象，尤其是取消产生这种现象的价值观的基础本身，对个性、本能、无意识给予肯定与信赖，认为个性与社会性、本能与理性、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是有限的、历史性的现象，最完美的人性是两者间的泯然合一，从“你必须”
（道德之强制性）到“我应”
（道德之自发性）再到“我是”
（“应然”的道德与“实然”的人性合而为一）
，人性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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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其完美之境界。
前面已指出“去圣化”和“再圣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再圣化”是“去圣化”的进一步的深化。二者的分歧，有一些或许只是语义上的分歧，或许两者实质上是用相同的语词去表示人性的不同方面，还有一些分歧也有心理气质的因素在起作用，不能排除詹姆士所说的“软”
、“硬”心肠的投射成分。但从总体的历史场景看，再圣化思潮是现代西方“道德习俗革命”的一种表达（或者说是一部分）。
韦伯曾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期的新教伦理的核心归结为节制、节俭、积蓄、禁酒、勤奋，一言以蔽之是禁欲，随着现代西方从传统资本主义向所谓的“后资本主义”
、“后工业社会”的过渡，这种伦理核心越来越失去其“合理性”
，代之而来的则是“娱乐道德观”
（ｆｕｎ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消费道德观”。
在过去，几乎任何一种来自本能的满足而产生的快乐都令人产生“负罪感”
，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无欲”是“沉思”
，而在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