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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南明朝那些事-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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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多尔衮把多铎、阿济格统领的大部分满蒙汉八旗军都调回北方“避暑”去了,南京只留了不到一万人的满八旗部队。

而大量的南明降兵,还要去南方各地镇压此伏此起的群众性“护发”暴动。

这种“到处有反抗,到处有镇压”的局面,对多尔衮来说,既无所谓,也不想改变。

因为他觉得:打死降兵除内患,打死义军除外患,反正自己两不吃亏。

但他打的“小算盘”却为隆武朝及鲁监国的创建提供了机会。

而现在明军面临的局面是:地盘还不算小、民众也比较配合、兵也不少。

南明仍还有南方大约200多万平万公里的土地,而全国汉族民众对剃发令的不满和反抗,无形之中提升了南明的人气指数。

同时,军队数量上,弘光朝不愿作降军的溃兵、南方各省的驻军、各地的“义军”,加起来也大约有七八十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抗清前线的鲁监国,就跃跃欲试地筹备来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645年8月,鲁监国在没有做多少准备的情况下,就指挥近二十万军队,急匆匆地渡过钱塘江,向杭州城发动试探性地进攻。

鲁监国这样做,的确有其难言的苦衷。

因为自已落后半拍,搞得除了浙东,南明其它的地方,都把他当成了一个争权夺利的“小三”。

为了能及时让自已“扶正”,鲁监国决定仗着自已的地利优势,先就近拿下杭州,然后直捣故都南京,跑到老祖宗朱元璋的墓前嚎几嗓子,在政治上渡渡金后,再和隆武朝的“朱大叔”叫板!

但真是打无准备之仗就等于送死,这次进攻中,明军只模了模杭州城的砖头,便被清军狠“扁”了一顿后赶了回来。

“失败是成功之母”,进攻失利的鲁监国跑回绍兴后,又攒钱又筹粮又招兵地猛干了三个月,准备再接再利地渡过钱塘江,二攻杭州城。

为保证群龙有首,鲁监国拷贝了汉高祖刘邦筑坛拜将的模式,也用石头搭了一个台子,煞有其事地拜方国安为三军总司令。

在进攻前夕的12月19日,鲁监国还亲临前线犒赏三军,一阵“同志们辛苦了”的口号喊过后,还给每个参战士兵发了两钱的“买命银”。

12月24日,战斗在杭州城下打响,但此时的杭州城,已经比八月份更坚固、更严密,明军打了几次,都劳而无功。

见明军表现如此“疲软”,守城的清军兵分三路,主动出城迎战,结果明军残败,被俘的副将有十一人,参将、游击、守备更多,有四十八人。

这次失败让鲁监国由战略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只能隔“江”兴叹!

但历史是不会慷慨地腾出大把时间让“弱者慢慢变强”的。

1646年2月19日,在湖广战场收拾了忠贞营及何腾蛟的杂牌军后,多尔衮已自信——“西线无战事”,就又把阴郁的目光投向了东线的浙闽战场上。

多尔衮对东线战场如此情有独钟,不仅是因为需要拔掉浙闽鲁监国、隆武两面抗清大旗,而且还因为浙闽是重要的产粮省份,打下这两个省就意味着不尽粮食滚滚来。

多尔衮决定实施自消灭弘光朝以来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以求毕其功于一役。

他再次大胆启用了“皇三代(努尔哈赤之孙、多尔衮之侄)”中的一个杰出将领——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固山额真图赖为副手,让他们领着己休整过半年的满汉八旗,沿运河南下,直抵南京。

到达南京后,博洛与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做了职务交接,勒克德浑同志带本部人马回京“度假”,博洛开始继续与南明对阵干仗。

为确保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人多力量大”,博洛连连签发调兵令,征调李成栋、曹存性、范绍祖等南明降将降兵中的“精英人士”约二万多人,陪同他一块儿南征。

这次军事行动中,博洛负责进攻的目标是浙闽。同时,他还命南明降将,现江西军区司令(提督)金声恒负责进攻江西,以作牵制。

5月15日,博洛统率的军队经苏州进抵杭州,开始为武装泅渡钱塘江作物质准备。

这时,老天爷又跑过来“助纣为虐”了。

因为这年浙江久旱无雨,钱塘江水量比往年同期下降了二分之一,以致于清军在江边训练时,发现当地人在江中心冼澡,水的深度也仅能没过人的胸部。

清军迅速将这一“水文信息”层层上报,博洛马上在夜间组织人员进行了“试渡”,结果发现人借助战马就可顺利过江。

博洛偷偷乐了一阵后,出台新的军事进攻计划如下:

5月25日,大清兵将兵分两路,一路由精锐的马步兵组成,充当主力,自杭州六和塔、富阳、严州一线涉水过江;另一路由“半吊子的水军陆战队”组成,充当副手,自鳖子门沿海而进,从侧翼打击部署在钱塘江的明军。

熟视无睹、司空见惯了的现象,往往就会造成人认识上的“盲区”。

明军总司令方国安,就存在这样的“盲区”。

在他的习惯性思维中,“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的钱塘江是清军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

但在5月25日夜,这让他付出了足以悔恨终生的代价!

清军主力在一夜之间,于几十公里的范围内,“走”过了钱塘江,直扑明军的南岸阵地。

配合主力作战的“水军陆战队”也从侧翼对明军发动了攻击。

明军的钱塘江防线瞬间土崩瓦解,各路明军纷纷放弃阵地,向绍兴方向紧急撤退。

此防线一失,杭州到绍兴已经无险可守,清军亮闪闪的马刀,已经冷嗖嗖地向鲁监国的国都劈来。

鲁监国既不学崇祯,做“国君死社稷”那种呆头呆脑的事;也不学弘光,做“孤身出逃”那种傻头傻脑的事。

非常时刻,他先派靖夷将军毛有伦保护老婆、孩子及保姆退往台州入海,然后请忠心耿耿的“水军总司令”张名振组织水军,护送自已离开绍兴,经台州乘船逃向了大海妈妈的怀抱。

但百密一疏,毛有伦为图方便,擅自改道由蛟关入海,在这里遭到叛将张国柱的偷袭,结果弄得鲁监国的老婆孩子全都被“请”到杭州做了特殊的政治“VIP”。

5月30日,博洛开始抵达绍兴城下,结果不到24小时,绍兴就被攻破。

一年前还在杭州城下铁骨铮铮的方国安,现在却严重缺钙,在绍兴城破之时,和大学士方逢年、谢三宾、宋之普及阮大铖等人一同降清。

但南明历史如此怪诞,在出现“思想严重堕落”败类的同时,又产生了两个“灵魂高度升华”的榜样——王之仁与朱大典。

王之仁,直隶保定人,明朝崇祯大太监王之心的弟弟。

靠着哥哥这位“特殊成功人士”的帮助,出身低微的王之仁步入官场,并一步步做到了“定海军分区司令(定海总兵)”的职位。

在潞王杭州降清时,深感富贵不易的他在几度徘徊后,决定随大流一起降清。

降清后他仍任原职,但却没有延续幸福快乐的日子,无数汉族同胞的头颅和鲜血让他内心波澜起伏,思考当时降清的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这时,宁波府爆发了以董志宁为首的“六狂生”起义,起义爆发后,手中有枪杆子的他他立刻成为“拥清派”和“反清派”都竞相争取的对象。

“拥清派”以大财主兼大官僚谢三宾为代表,这个“既得利益者”怕起义使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于是派人携亲笔信前往定海,请他速发兵镇压民众起义,承诺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反清派”以起义后新当选的“宁波民众自冶委员会主席”钱肃乐为代表,他也派出倪懋熹为使者来策反王之仁,请他看在民族大义上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两边的使者几乎同时到来,这让王之仁何去何从?

他给两派都回了一封信,说自己将在十五日统兵前去,请各位届时到演武场迎接。

当十五日他率兵赶到两派齐聚演武场时,戏曲性的一幕出现了。

洋洋自得的谢三宾认为钱肃乐等人必将血染演武场,但其看到的,却是王之仁掏出自己那封请求镇压民众起义的信,当众宣读。

听到信的民众自然义愤填膺,纷纷请求将三宾同志现场放血,以祭大旗。

三宾同志顿时晕了三次,醒了三次。

但这家伙脑袋就是反应敏捷,一阵痛哭流涕的悔过之后,表示自己将出“万金以充军饷”,请大家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正在为缺饷犯愁的王之仁与钱肃乐商量后,同意三宾同志“以钱赎命”。

反正后的王之仁进驻宁波,稳定了浙东局势,成为了鲁监国重要的军事力量。

后来他参加了对杭州城的进攻,虽没功劳,却有疲劳,所以被鲁监国先封公、后拜侯。

看到鲁监国的军队凄惨惨如高山倒、政权忽剌剌似大厦倾,而三军总司令方国安却不战而降,王之仁心如刀绞,心中涌起对方国安难以名状的怨恨。

但他不淮备“梅开二度”,再次跑到清朝那里乞食求生!

他召集了手下不愿做“亡国奴”的兵将,乘海船数百艘,携带大批辎重,由蛟门航海到舟山群岛,打算去找那里“岛军区司令”黄斌卿同志会师。

王之仁想:“黄斌卿同志现在虽然打着隆武帝的旗号,被隆武朝封为肃虏伯,但好歹大家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估计这位兄弟,对自己也会双手欢迎的。”

临近舟山群岛时,王之仁先派人去见黄司令,请求与其“会师共举”。

黄司令从来人口中,知道王之仁手中有大量辎重,就表示热烈欢迎之仁兄及手下各位莅临本岛,共图大业。

他先接收了王之仁的大量辎重,但当随后王的部队准备登岛时,迎接他们的,却是一阵又一阵猛烈的炮击。

炮击之后黄司令又指挥他的水师,从四周靠拢,准备将王的部队歼灭或收编。

猝不及防的王之仁兵船损失惨重,他对黄司令的“小人作风”痛恨不已,但却无能为力。

他下令部下放弃抵抗,归附黄司令。

但他自己却不准备归附,他将自己家属九十三人乘坐的海船凿沉,让家属先其一步,为国殉难。

随后,王之仁将鲁监国颁发的敕印也投入大海,自已则带着一条大船,大船上让大明的旗帜高高飘扬,并鼓乐齐鸣,大造声势地向已被清军占领的吴凇口驶来。

吴凇口的清兵见过投降的,却没见过如此“大张旗鼓”来投降的,但也不敢怠慢,赶忙向吴淞总兵李成栋禀报,李总兵立即将王之仁这一行人“迎接”后,转送到南京的洪承畴处。

洪承畴也认为王之仁是在玩“投降行为艺术”,于是就亲自在官邸会见了这位“表演艺术家”,看他如何步己后尘,成为一位著名的汉奸。

但这次会见却是从友好的氛围中开始,在敌对的氛围中结束。

会面后,王之仁态度忽然大变,慷慨陈词地说自已这样做,是因为不想因葬身大海,死得不明不白,让后人有所误解,所以不得已搞此表演,意在告诉这个世界——我,大明的王之仁,为大明而生,为大明而死!

当然,他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不能对外言传的理由。

这就是:我,曾失足做过一时汉奸,但我,决不会做一世的汉奸。

接下来,王之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洪承畴,指责其忘先帝之恩,负国家之义,引虏入室,卖国求荣,比当年的卫律、李陵还要罪孽深重,还要遗臭万年。

洪承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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