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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二战回忆录-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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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其规模则大到极点,我们不妨在历史里好好地探寻搜索一下,看看能否找出同样的事例来。

  此外,我们又怎么能够保护波兰,并履行我们的保证呢?

  那只有对德国宣战,向那道曾在1938年9月把我们吓退的而现在更坚强的“西墙”和更为强大的德国陆军发动攻击。这是走向灾祸的一连串的里程碑。这是向日益强大的德国威力接连地屈服的记录,只是在开始时我们还有力量轻易对付,往后就越来越困难了。现在,英法两国终于不再屈服了,在最坏的时刻和最不利的条件下终于作出了必然导致千百万人遭受大屠杀的决定。先是把所有的资产和有利条件肆意挥霍殆尽,然后用颠倒过来的精心刻划的词藻,宣称决意为了正义的事业进行殊死的战斗。如果你可以在无须流血就能轻易获胜的时候不为正义而战,或者在稳操胜券并且代价不大的时候不战,那就会有一天只好在极不利的形势下,在只有一线生存希望的时候被迫进行战斗了。甚至还可能有更坏的情况。

  可能在全无取胜希望时还不得不奋起战斗,因为战死沙场总比活着当奴隶好些。

         ※        ※         ※

  伯明翰演说使我同张伯伦先生大大接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

  我冒昧重申一下我昨天下午在议院会客室向你提出的建议,即今后应在防空方面进行充分的准备。我们这样做不会被认为属于侵略性的,却可以加强英国政府在大陆所采取的行动的严肃性。把这些官兵集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他们的效率就会逐日增长。这在国内的影响,只会加强人们的信心而不会引起恐慌。但使我最念念不忘的是希特勒。他在这个时候一定是精神极度紧张的。他知道我们正在组织一种联合力量来制止他发动进一步的侵略。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他们可能企图对伦敦或者对使我更忧虑的航空工业进行突然袭击。如果他事先知道我们一切早有准备,则这种诱惑也许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不可能进行突然袭击了,因此,必须消除采取极端暴行的诱因,以便进行更为审慎的计议。

  1914年8月间,我曾向阿斯奎斯先生建议,让我把舰队调到北方去,以便在外交形势尚未绝望·之·前,使舰队能够通过多佛海峡和爱尔兰海峡。在我看来,现在充实空防人员,就有相类似的情形。我向你提醒这件事,请勿介意。

         ※        ※         ※

  在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时,波兰人以可耻的行径占取了特申,可是他们很快就得交纳他们的罚款了。3月21日,里宾特洛甫接见波兰驻帕林大使利普斯基先生。他说话的声调比起以前进行讨论时的声调变得严厉得多了。由于德国占领了波希米亚和成立了斯洛伐克卫星国,德国军队就开到波兰的南部边界。利普斯基对里宾特洛甫说,波兰一般民众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德国要对斯洛伐克采取保护制度,认为这种保护是直接针对波兰的。他还询问里宾特洛甫和立陶宛外交部长最近进行会谈的情况,问及这次会谈是否对梅默尔有所影响。两天后(3月23日),利普斯基就得到回答了。德军占领了梅默尔。

  在东欧方面,任何足以组织抵抗德国侵略的手段现在差不多都完了。匈牙利已经投入德国的阵营。波兰起先对捷克人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现在又不愿意同罗马尼亚密切合作。

  不论波兰或罗马尼亚都不让俄国军队越过它们的领土去干涉德国。“大同盟”的关键就是同俄国达成谅解。3月19日,深受当时局势影响的俄国政府,虽然在慕尼黑危机时被摈于大门之外,这时提出召开六国会议的建议。对于这个问题,张伯伦先生也有他的既定见解。他在3月26日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俄国极不信任。即使它愿意,我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否有能力维持一次强大的攻势。而且对于它的动机,我也不予信赖;在我看来,它的动机同我们的自由观念毫无关系。它只是挑拨是非,惟恐天下不乱。不但如此,许多小国都恨它,怀疑它,尤其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①因此,苏联的六国会议的建议就这样地受到冷淡的看待并且给打消了。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403页。

  英国官方的算计对诱使意大利脱离轴心的可能性曾寄予很大的希望,现在这种可能性也逐渐消失了。3月26日,墨索里尼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演说,针对法国来提出它对地中海的要求。他暗中正在计划扩大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和亚得里亚海的势力,以便使他能够同德国在中欧的进展保持均衡。他侵犯阿尔巴尼亚的计划已准备就绪了。

  3月29日,张伯伦先生在议会宣布,他计划把本土防卫队扩大一倍,包括纸面上增加的二十一万人(没有装备的)。

  4月3日,希特勒的总参谋长凯特尔发出了针对波兰的秘密命令:“1939年至1940年武装部队指令”——暗号叫“白色方案”。元首在这个命令上批示:“准备的工作务须做到从9月1日起任何时间都可以发动军事行动。”

         ※        ※         ※

  4月4日,政府邀请我参加在萨伏伊饭店宴请波兰外交部长贝克上校的午宴。这位波兰外交部长是来伦敦作正式的重要访问的。去年我曾在里维埃拉认识他,当时我们两个人曾在一起吃过饭。现在我问他:“当你回去的时候,你的专车能否平安无事地经德国回到波兰吗?”他答道:“我想我们还来得及平安回去。”

         ※        ※         ※

  一个新的危机现已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1939年4月7日黎明,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登陆,经过很短的战斗,就占领了整个国家。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将要成为德国侵略波兰的基地一样,阿尔巴尼亚也会成为意大利进攻希腊和迫使南斯拉夫中立化的跳板。英国政府早已对东北欧的和平利益承担义务。对东南欧的威胁又怎么办呢?这艘和平的大船已处处出现漏洞了。

  4月9日,我写信给首相道:

  我希望最迟在星期二再召集议会。我之所以写这封信给你,就是要说明,我是多么希望你将在议会发表的声明也能够像对待波兰协定那样,提出联合战线的建议。

  在我看来,现在时间毕竟是很重要的。恢复外交主动权已属刻不容缓。这已经不是仅仅发表声明,或废弃英意协定,或撤回大使等方法所能济事的了。

  星期天各报纸都直率地提到我们正在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保证。我还注意到有几份报纸谈到英国海军已占领科孚。假使我们真的采取了这个步骤,那就是维护和平的最好机会了。

  如果我们没有采取这个步骤,这当然要经希腊的同意,那么,在我看来,既然报纸已把这种想法宣布出来,而且显然是形势的需要,科孚很快就会被意大利先行占领的。那时,要想重新把它夺回来恐怕就不大可能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假使我们先行占领科孚,那时只要有少数几只英国军舰遭受袭击,那就会使墨索里尼面临着开始一场对英国的侵略战争。其直接结果将使意大利国内一切反对同英国进行大战的力量获得最好的机会。这不但不会加重目前出现的严重危机,而且反而使危险减少,但必须在今晚就采取行动。现在巴尔干半岛十分危险。如果这些国家仍然处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压力之下,而我们又显出如同他们的估计一样不能有所行动,那么,他们就只好同柏林和罗马妥协,以求取得最好的条件。那时,我们的处境将会变成何等绝望!我们将要对波兰承担责任,这就会使我们卷入东欧的纠纷中,而在这同时又放弃建立一个一旦建成即可获救的大同盟的一切希望。

  我在写上面的话时,还不知道我国地中海舰队现在的情况。我们的地中海舰队当然应该集中,应该·在·海·上,摆开适当的、但不太接近而又能相互支援的阵势。

  事实上,这时英国的地中海舰队正分散在各处。我们的五艘主力舰,一艘在直布罗陀,另一艘在东地中海,其余三艘停靠在相隔很远的意大利各海港内外,而且其中两艘还没有小舰队护航。驱逐舰队则散布在欧洲和非洲沿海一带。另外一大队巡洋舰则集中在马耳他港,没有战列舰的强有力的高射炮炮廓的掩护。正当我们的舰队因这样分散而实力受到损害的时候,就听说意大利舰队集中在奥特朗托海峡,而意大利军队也正在集合登上军舰,准备进行某种性质严重的图谋。

  4月13日,我在下院对这种疏忽的部署加以抨击:

  外国已研究起英国人过周末的习惯和英国人对适逢教会节日的假期的重视。耶稣受难日,正好是在解散议会后的第一天。听说在那一天里,英国舰队仍按照惯常旧例执行早经宣布的计划。因此,舰队就会散开于四方各处……我很相信,如果那时我们的舰队已经集中起来,在爱奥尼亚海的南部各处巡弋,则意大利就不会冒险进犯阿尔巴尼亚了……

  经历二十五年的和平与战争的经验,我相信英国的情报工作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然而在波希米亚的被征服和阿尔巴尼亚的被侵犯这两件事情中,听说英帝国各部大臣对于将发生的事好像毫无所知,或者至少是知道得不十分确切。我不相信这是英国秘密情报工作的过失。

  在德国进行侵犯波希米亚暴行的前夕,为什么英国各部的大臣们还沉湎于所谓“温暖的会谈”,还预言“黄金时代即将到来”呢?当显然即将发生一件性质异乎寻常的、后果难以预测的事件时,为什么上星期假日的旧规定竟还照常实行呢?……我以为,如果各部大臣把情报部门所收集并及时提供给他们的情报,就其影响和重要性方面任意加以挑选、粉饰和缩小,如果他们先入为主,只是重视与他们认为世界和平应该继续维持的真诚而可敬的愿望相符合的情报,那他们就是在冒最可怕的危险。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同一的时刻发动的。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些事情一直在一齐向前发展。等到我们想到某种形势时,事实上,人家已经在实际上达到某种形势了。现在危机已在逼临,欧洲大部分国家已进行大规模动员。千千万万人正在准备战争。各国边界都以重兵防守,各处都感到新的攻击迫在眼前。万一真的打起仗来,我们将卷入漩涡,这还有什么疑问的呢?我们现在所过的,已经不是两三个月以前那样的日子了。我们在各方面,已承担了义务。我看,在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之后,这样做也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没有必要逐一列举我们曾直接和间接给予保证或正在给予保证的国家。在一年以前,我们在各方面还是力量强大的,我们在那时连做梦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甚至在一个月以前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现在我们都正在进行了。当然,如果我们很想把整个欧洲从危险的深渊的边缘拉回来,引导到法治与和平的高原上,我们就必须作出最崇高的榜样。我们不能有任何退缩。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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