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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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大臣不能出席，使我们大失所望。鲍德温先生的健康状况显然越来越不好，谁都知道他不久就要退休。谁是他的继承人，大家都心中有数。真不巧，内维尔·张伯伦正享受他所应得的休假而没有出席，因而没有机会直接听取保守党议员所提供的事实。在这个代表团中有他的哥哥和他的许多可贵的朋友。
大臣们对我们提出的重要意见，看来是加以认真考虑的，但直到1936年11月23日议会休会之后，鲍德温先生才邀请我们所有的人去听取一个经过充分考虑的关于整个局势的报告。英斯基普爵士提出了一个坦率而又漂亮的报告；他对我国所遇到的严重形势并不加以掩饰。但是在实质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估计，特别是我所说的话，对前途未免过于悲观；说政府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他们的确如此）来补救，但是目前情况还没有使政府有采取紧急措施的必要；采取紧急措施势必打乱我国工业，造成普遍恐慌，显露所存在的缺点；
而在这些限度之内，一切可以做到的事情都在进行了。对于他这番话，奥斯汀·张伯伦提出我们的普遍想法：我们的焦虑并没有因此而解除，我们不能表示满意。于是我们就告辞了。
我并不认为在这个时候，即在1936年底，形势能得到补救。但是，如果我们努力奋斗，无论如何可以而且应该做出更多得多的工作。这些努力的表现和事实，即使不会对希特勒有所影响，也将对德国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然而，最重要的事实仍然是：德国在空军实力方面已走在我们的前面，在整个军火生产领域内也超过我们，即使考虑到我们在陆军上的需要比较少，考虑到我们可以依靠法国和法国的陆军和空军，我们还是落后的。我们已无力使我们的空军超过希特勒或重获空中均势。现在谁都无法阻止德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了。我们可以通过超乎寻常的、打破常规的努力来改善我们的处境。但我们不能作根本的改变。
这些令人忧虑的结论，政府对此并没有给予认真的反驳；
这无疑对他们的对外政策发生影响。如果我们要对张伯伦先生受任首相后在慕尼黑危机之前和危机当中所作出的决定给予正确的评论，就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结论。这时我只是一个普通议员，我不担负任何官职，我竭力激励政府，使之作出热烈的超乎寻常的努力，积极进行战备，即使引起全世界的惊恐也在所不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无疑要把事情说得更严重些。我强调我们落后了两年，而在1938年10月我又提出要同希特勒决战，这很可能被认为前后矛盾。但我仍然认为，我用尽一切方法来敦促政府还是应该的，而在1938年，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如果那时我们对希特勒开战，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比1939年我们终于不得不开战更为有利。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有较详尽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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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内维尔·张伯伦不久就继鲍德温就任首相，而我们的叙述也必须进入1938年。斯温登勋爵是一位极其精明能干的空军大臣，长期以来，他在内阁有很大的势力，可以获得必要的资金和便利。人们对我国防空的忧虑不断增长，到五月份达到了高潮。斯温登勋爵虽然对空军的扩充和改进做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工作，但并不能够很快就见功效，而且，政府的整个政策在任何方面都缺乏魄力和紧急措施。我仍然忙于研究我国空军建军计划的情况。支持我的人与日俱增。那时斯温登做错了一件事：他接受了爵位而成为上院议员。这样他就不能在下院为他自己和他的空军部进行辩护了。从前排的政府席所选出来的发言人不能平息日益高涨的惊恐和不满的浪潮。在一次不幸的辩论之后，空军大臣必须是下院议员已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一天上午（5月12日）在防空研究委员会中，我们所有的人——科学家、政治家和官员们，正忙于研究各项技术问题，那时空军大臣接到一个通知，请他到唐宁街去。他要我们继续讨论，自己立刻就走了。此后他再也不回来了。张伯伦先生把他免职了。
跟着在25日举行的激烈辩论中，我力图把这位去职的大臣所具备的能力和所作出的努力同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区别开来：
最近发生的事情已影响到政府历次声明的信誉。关于我国空军的形势问题，下院被蒙骗了，首相本人也被蒙骗了。他显然是一直上当到底的。请看他在三月份发表的声明，那时他说到我们的军备：
“看到英国正在建立的这种巨大的、几乎是惊人的实力，就对世界舆论产生一种镇静的和稳定的作用。”
我时常对下院提出警告，我们的空军计划已落在别国的后面了，但我从来没有攻击斯温登勋爵。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一个该受责备的人——当然更不是唯一该受责备的人。批评政府的人往往在被迫辞职的大臣身上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美德，但我也许可以引用我在三个月以前所说的话：“把我们的缺点归咎任何一个大臣，或者归咎斯温登勋爵，那是不公平的。他确实是一个极其能干并且全心全意为扩充我们的空军实力而竭尽全力工作的人；如果没有时间表的限制，如果没有别的地方的情况对比，那么他所取得的成绩就是很辉煌的了……”
政府未能实现对我们所作的诺言，这个严峻的责任应该由最近五年以来，即从德国公然热烈重整军备之日起，统治和领导着这个岛国的那些人来负。我绝不会和别人一起对斯温登勋爵穷诘极究。今天我高兴地听到首相称赞他。他理应获得我们的同情。他曾获得首相的信任和友谊，他曾获得议会巨大多数的支持；但现在他却在我认为扩充空军过程中最不幸的时期中被迫离职。在几个月之后，我们可能生产出相当多的飞机，但还要他对他在这段对他来说特别不幸的时期的记录负责。几天前我读到伟大的马尔巴罗公爵的一封信，他在那封信里写道：“战斗正酣易主，这将是致命的打击。”
我把话题转到我们的防务上：
现在我们正处在公开声言扩军的第三年。如果一切都进行得很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缺点呢？例如，为什么警卫队在操练时不用机关枪而用手旗呢？为什么我们小小的本土防卫队还那么不健全呢？所有这些是不是按照计划进行呢？考虑到我们的武装力量那么小，为什么我们的本土防卫队不能跟正规军同时装备起来呢？这对于英国的工业来说，恐怕不算一件难办的事。英国的工业，除了军火生产之外，在任何领域里都比德国工业灵活，产量也较多。
前些日子有人向陆军大臣问及高射炮的情况，陆军大臣说，第一次大战时三吋口径的旧式炮已加以现代化的改造，而新式炮（我们的新式炮还不止一种）正在“超过预定计划”制造出来。但我们的计划又是什么样的计划呢？如果计划规定每月制造出六门、十门、十二门、二十门炮或别的可能数字，则这个计划显然是很容易达到的，也很容易超过的，但这样的计划又是否适应我们的需要呢？一年以前，我曾提醒下院注意德国公布的高射炮发展情况——光是机动炮兵就有三十个团，每一个团有十二个炮兵中队，总共约一千二三百门炮，此外还有固定的炮三四千门。所有这些炮都不是1915年的炮，而是1933年以后制造出来的炮。
难道这还不能使下院对德国这些进展规模之大有一个概念吗？我们虽然不需要拥有大陆国家那么庞大的陆军，但在防空方面，我们的需要和它们完全相同。我们同样易受攻击，也许更容易受攻击。我们的政府想到高射炮总是以百数来计算，而德国现在所拥有的高射炮已经是论千计算的了。……
我们对陆、海、空三军的生产总是分别开来考虑，但事实上，各个军种的军械供应，已成为对技工、原料、厂房、机器和技术设备的供应和分配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一个集中控制的机构加以全面协调和合乎经济的方法来处理。
但现在我们却显得效率低，机构重叠，自然就造成许多浪费。
为什么英国熟练的飞机制造业需要九万人，但生产数量只及德国的十一万工人的产量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呢？这难道不是一种不正常的事情吗？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出更多的飞机，确实难以置信。只要有一张办公桌，一块空地，有钱和有劳动力，我们就应该在十八个月之内得到许多飞机，可是，自鲍德温勋爵作出决定把空军扩充三倍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十四个月了。
新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请我仍留在防空研究委员会。现在天空已变得黑暗多了。我感到非常需要林德曼对一些技术问题给予解释，需要他提供建议和帮助。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我需要他的协助，否则就进行不下去了。经过我在下面力争之后，林德曼被安置在主要的委员会里，我们的合作又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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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0年6月法国签订停战协定时为止，不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不论我以个人的身分还是作为政府首脑，我一向同那些时常变动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理和主要的部长有彼此信任的关系。我非常急于知道德国的扩军情况，想把法国方面的估计和我自己的估计核对一下。于是我写信给达拉第先生，他是我所熟识的人。
丘吉尔先生致达拉第先生 1938年5月3日
你的前任勃鲁姆先生和弗朗丹先生给我提供关于德国空军实力，特别是近年来的空军实力的估计，十分感谢。如果你能够让我知道你们目前的看法，我就感谢不尽了。我有一些资料，一直证明可靠，但我十分希望有不同来源的资料，加以互相核对。
你到我国访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使我很高兴。我希望两国参谋协商将会举行。我已向我们的大臣们力陈召开这种会议的必要。
达拉第先生在1938年5月11日的回信中送给我一份十七页的文件，这份文件是“经过法国空军参谋部深刻研究过的”。我把这份重要文件交给英国有关部门的朋友看，他们仔细研究之后说：“这同英国空军参谋部根据它们自己的情报所得出的独立看法，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法国对德国空军规模的估计，比英国的估计稍为高些。在六月初，我获悉了相当多的权威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给达拉第先生写了一封信。
丘吉尔先生致达拉第先生 1938年6月6日
我从法国大使馆武官那里收到你的宝贵情报，至为感谢。
我一定极其慎重并且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来利用这份情报，请安心。
对目前德国空军的一般估计同我个人所能得出的看法相符。但我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德国飞机制造厂所出产的飞机比所估计的要多些，所列出的数字只是供应德国空军的军用飞机的数字，而出口的以及给弗朗哥将军的飞机并不包括在内。到1939年4月1日，德国空军可能有三百个空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