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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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刀走偏锋，冲着毛人凤、何芝园杀将过来，好一阵殃及池鱼的攻讦，还真激起了些许波澜，闹腾到最后，竟把毛夫人向影心的不轨行为也扣到了毛人凤的头上，什么怂恿老婆在外招摇啦；毛太太干涉工作，假公济私啦；结交官眷别有用心啦，乃至命犯桃花、招蜂引蝶之类的骂街言语也都写成小报告，送到了唐纵的案头上。
唐帮办的心思
面对小皆不容、纤毫必究的检举报告，唐纵远远没有周伟龙、王孔安那样的“热情”，说来也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心态。他与戴笠相处，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互依靠的一面。当初，从“十人团”起家，靠着戴笠的提携，有了头脸。后来出国当助理武官，镀金身，支双薪，戴笠从中帮了不少忙。回国后，从军统局到侍从室，不管怎么说，都离不开戴笠的举荐，这才有了接近“领袖”的机会，并被叙为少将军衔。如今老蒋赋予信任，重返军统，客观上把自己放在了与戴笠对立的一面，真是论私有情，论公以道，恩怨相交，一笔说不清的帐。
唐纵一生图谋进取，真正留意的其实是正途，很不希望将特工作为终身职业。因此，获悉老蒋打算让他回“娘家”时，连忙央托贺耀祖、陈布雷代为婉拒。至于戴笠的专注与投入，他不但熟知，而且从不计较。比如说，离开军统去侍从室，戴笠玩得是“驱虎出山”的把戏，唐纵却巴不得跳出“山寨”，以求各得其所。于是，到了侍从室，当戴笠要求唐处理公文能对军统网开一面时，庸纵答应了。一来他不愿与戴笠交恶；二来也无意阻拦戴笠称霸军统的野心。眼下，迫于无奈，又拱到了一个窝里，比比当初，戴笠在军统的影响和作用已无人可望项背，除非是存心找棺材睡，否则就没有必要跟戴笠闹翻。这样一来，发自军统内部的“倒阁”活动，就得不到唐纵实质性的支持，一应恶状、小报告统统锁在抽屉里，留中不发，成了“死物”。
那么，唐纵是不是可以向毛人凤开刀，安慰一下表示“亲近”的老同志、老部下呢？唐纵即便想过，也不愿这样做。一方面投鼠忌器，同毛较劲，不可能不牵动戴笠；另一方面，对毛的为人，唐纵颇存好感，最明显的有虚实两条：虚的是毛对于唐迄今不敢称兄道弟，开口一个“唐组长”，闭口一个“老前辈”，论年龄，唐比毛晚生六年，前辈的称谓略显造作，但听入耳里，自尊心得到了满足，尤其在戴笠表示不欢迎态度的当儿，毛的恭敬是十分受用的。实的一条是毛人凤在生活上对“老前辈”的关心。时值抗战年代，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经济调蔽，唐纵身为“内廷”，又讲求洁身自好，不允许家眷干越轨的事，因此生活上比较拈据。戴笠平时主张“一手拿枪，一手拿钱”，但不是非要笼络的人，他小气得很。有时唐纵想借辆车子用用，他常会借故推托。相比之下，毛人凤要宽仁得多，每回分东西，总忘不了给唐纵留一份，并特意派人送到府上。最可心的，还在于毛的善解人意，他知道唐纵珍惜名声，一到分钱的时候，就想出诸如茶水费、交通费、讲课费之类的名头，让唐纵“受之无愧”。因此，毛人凤在军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不但没有给唐纵带来坏处，相反还成了唐戴之间的缓冲带。
眼睛一眨，唐纵当帮办已三月有余，执行委员长的旨意究竟如何呢？他心中依旧十分矛盾。这一天（9月22日）正值农历八月初六，已近中秋佳节，上午毛人凤派人悄悄送来了八九月份的“交通费”1600元。唐纵准备写个条子退回去，免得落下“吃多了口软，拿多了手短”的毛病，因为前不久，蒋介石专门找他谈过一次话，询问军统内部的人事问题，为什么外间的人才进不进去？唐纵不敢马虎，回来搜集了一些材料，其中有不利于戴笠、毛人凤的内容。正在这时，忽听外面一阵喧闹，原来委座特批的“中秋犒赏”发下来了。唐纵碍于身份不争其先，可眼巴巴地等到落班，仍不见有下文，顺便找人问了一下，原来侍从室组长一级的人人有份，甚至连某些秘书也拿到了犒赏，唯独遗漏了自己。唐纵标榜清高，不喜张扬，内心受到的刺痛却很重。
他想，论成绩，自问不在人下，为何得不到犒赏？如果是疏忽，那也表明我在委座眼里不值得记挂。一念之转，准备退回的1600元“交通费”留下了，与之伴随的当然还有那些搜集到的材料。真可谓：天不灭曹，否极又泰来，若不是唐纵日记后来问世，谁能想到这个小小的过节儿？
快刀斩乱麻
唐纵经历内心变故的同时，戴笠也正在深深的苦痛中挣扎，面对帮办分权，诘难纷纷的险局，他不怕。唯独领袖的猜忌和不满最使他懊丧。那一阵子，他特别爱听周念行讲史书、说掌故。当听到唐代周兴、来俊臣之类终因参预武则天阴谋政治太多而被主子所杀时，不无惊悸地对周围说：“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甚至流露出了想辞职出国的念头。
这段时期，饱受忍让之惠的毛人凤在精神上起了相当的作用。他反对“老板”遇险不逞强的消极态度，以为宁愿忍辱负重，也不可拱手退让，否则墙倒众人推的劲头起来，再挽回颓势就难了。他提醒戴笠，委座一直提倡向曾国藩学习，其中就有著名的“挺经”，说的是两人迎面过一座独木桥，哪一个挺得住，迫使对方让道，哪一个就能获胜。
戴笠天分聪明、悍很好强，只要不短精神，依然能迸发出惊人的魄力和能量。再说退缩示弱，本不符合他的风格，稍受鼓舞便振作起来，而且要么不干，干就是痛快淋漓的。他把亲信召来，经过一番密谋运筹，当、当、当，接连下了几步快棋，收到了可喜的成效。
第一步快棋：是通过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萧勃（公开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副武官）秘密牵线，直接与美国战略情报局挂上钩，迅速促成了中美特工的合作，并且最终建成了煊赫一时的中美合作所。对此，有人捧为壮举，说是戴笠个人发迹与军统局事业鼎盛的标志。其实，就美国方面而言（如梅乐斯等人的评估），无论从对日抗战，还是整个太平洋战争的战略着眼，都没有什么重大成就值得吹嘘，充其量不过是借助重庆、昆明等几个侦测点，搞了一些关于大陆气象及日本海上运输的情报而已。然而，对于困难重重的戴笠来说，却不一样了。因为蒋介石自武汉会战受挫以后，一直寄希望于美国参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他的期望变成了现实，便一心想搭上美援这条船。恰恰戴笠能不顾老蒋在中苏、中英情报合作问题上对他的种种批评，捷足先登，抢过了中美合作的旗帜，一下子加重了他在老蒋心目中的份量。接下来，在抗战经年，物质奇缺的条件下，戴以合作的名义，又从美国搞到了大量比当时正规部队先进得多的装备，一方面增强了军统局的实力，另一方面也让蒋介石对他的能力刮目相看，所谓有辱国体、有碍观瞻的指责，统统成了不实之词。
第二步快棋：是对“林世良走私案”的侦破和处理，收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林世良本是孔祥熙府中兼理杂务的雇员，后来成了孔二小姐的准情人，展臂挽着粉颈登攀仕途，当上了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的经理，他趁去仰光接车的机会，擅用职权，走私商品图利，被戴笠查获，经蒋委员长核准处于死刑。
林世良案子一曝光，戴笠频频得分。其一，通过展示案情及种种相关的内幕，让蒋介石对孔祥熙夫妇的贪婪无耻，不惜损害“党国利益”的面目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由此大大削弱了夫人阵线对他的诋毁作用。其二，给孔氏夫妇及其喽罗们一个警示，戴笠不是好惹的。其三，争取舆论，取悦民心。对此，40年后，原军统局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在《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丰功》一文中还念念不忘此事。他说：“原先戴先生干特务，除奸杀敌，检查交通关卡，早已闻名遐迩。不过大家觉得这个人可怕，类似红眉绿眼魔鬼模样，社会上并未见得有好怦。不意自林世良一案公开后，我有一位朋友是浙大教授，就来跟我说，此案不但大快人心，且大家对戴先生的观感亦因之大大改变，认为是硬汉，不怕得罪钜室，一力去整肃贪官污吏；一致有好评云云。”第三步快棋：是迅速对戴记特工系统进行整肃，严求完备划一。所谓完备，也就是建设和完善军统在敌伪统治区内的组织体制和工作方针，空白的要补充；破坏的要恢复；薄弱的要加强。所谓划一，也就是继续对戴氏家天下体制的强化。相对于1938年改组伊始的整肃来说，这次是军统体制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大动作，全盘的勾勒与实施仍由毛人凤负责，并且很快地取得了令戴笠满意的成效。先说划一的方面，由于军统内部出现了上下夹攻的反戴浪潮，使得毛人凤在完善组织制度的运筹中更具针对性，他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中枢”对“肢体”的控制上。先是援引中统搞重庆实验局的办法，设立上海实验区，然后推广开去，陆续成立了华北、华中、海外等实验区。
实验区与以往各大区站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对口原则指导下的内勤机关；后者是相对独立的外勤指挥机关。如今一改，原先属于“诸侯”（即区、站长）的权力与通联本部的功能，统统收归为内勤机构（实验区）掌握。一方面可以收到运转迅速、指挥如意、提高办事效率的好处；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加强了内勤对外勤的控制，严防出现大权独揽、自成“山头”的现象，从而把“肢体”向“中枢”闹独立，谋“反叛”的能量限制到最小的程度。再说完备的方面，首先从军统在天津、上海等要埠的外勤机关迭遭破坏的惨败中汲取教训，然后尽快建立起一套适应性较强的组织体制和工作方针。不久，新成立的上海实验区便有“捷报”传来，那种催人振奋的惊喜，不亚于初次获悉“第五纵队”情报时的感觉。说来又是毛氏兄弟的一个杰作。
原来，出任上海实验区区长的毛万里就职未久，便把军统情报与策反工作的触角，直接伸进了南京汪伪政权的心脏，与“三巨头”之一的周佛海搭上了钩，就此铺成一条由重庆经上海直通南京的暗线。这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溃退的严峻形势下，算是一个惊人的“成功”。佳绩汇报到蒋介石那里，“领袖”终于有了笑颜。于是，给个好脸猛攀援，戴笠抓紧提携起江山帮，就势敛权，诸如王莆臣、毛宗亮、张冠夫之类纷纷兼任了“方面大员”，竟连久任内勤，一直在科长位置徘徊不前的周养浩，也当上了军统局最大的集中营——息烽的监狱长，军衔一下子从中校跃升至少将。对此，有人半是恭维、半是冷嘲地称之为“三级跳”。
天下无巧不成书。这个时期与军统互为犄角的中统局，也在制度和人事安排方面频动手术，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等CC派的首脑，照葫芦画瓢，依模依样地把小同乡抬举上来。落在非同乡籍贯的高级特工眼里，便有了“中统局清一色吴兴（浙江省吴兴县），军统局清一色江山”的牢骚。幸亏蒋介石自己也遵奉黄（埔）、浙（江）、陆（大）的取仕尺度，对军统、中统不出浙江地域的用人方式并不“感冒�
